鈔稿小記

                             蔡日新

在人人使用電腦的今天，手工鈔稿已經成爲了歷史，手鈔稿自然也隨著時代的遷移變成了古董。而作爲筆者，雖然放棄手工鈔稿快十五六年了，但昔日鈔稿的那種情愫，始終在我心中縈環。

       在早十五六年中，我的寫作必須經過“草稿→謄正→郵寄→被出版部門審閲→採用→發表”這樣幾個步驟；而出版部門的審稿也是在手鈔文稿上作業，若是不能通過的書稿還得從郵局回郵給作者。哪像今天，電子文檔一出來，便通過E-mail直接交付出版部門審閲，在通過後則發表，否則便用E-mail通知作者另謀出版，一切簡捷得很。過去，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輯，都無法完全離開紙和筆，稿件投遞則無法離開郵局，不像現在一個電子郵件搞定。然而，在離開紙筆寫作之後的今天，非但作者書寫的質量嚴重降低，而且像劉勰《文心雕龍》中所謂的“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神思》）的神韻幾乎消失殆盡。因此，每當我拿起昔日舊作時，那種握筆沉吟的情景便閃現在眼前，如果不是經過了那麽一番“寒徹骨”體念的人，是斷乎沒有這種情感的。

       記得我最早完成的文稿是一篇名為《也論象聲詞》的論文，大概有兩萬字左右，從草稿到謄寫共耗了一個寒假，最後在正稿謄寫時由於煤爐烤火通風不好，險些送了小命。爾後，隨著對傳統文化研習的興趣轉移，我還作過《詞語捷釋》（4餘萬字）、《說文敍篇疏證》（8萬字）《漢語聲源新探》、《周易數論》等，全部是採用蠟紙謄正然後自家手推油墨滾筒印製的。刻寫蠟紙是很費眼力的一種工作，燈光太強會因反光而看不清字跡，燈光太弱又會影響視力，實在勞神勞形。當初，我是單身，吃飯在食堂，吃飯完了只有洗碗，並無任何負擔，加上當年身體健康，往往深夜不眠，甚至通宵達旦地研習、撰寫、謄寫。例如刻寫《說文敍篇疏證》一書，是在通讀了《說文》四遍之後，再斟酌段玉裁、王筠等大家之見，旁參王國維等後學觀點而寫成，其中也有不少是自己發揮的新見。全書竣稿之後，採用蠟紙謄寫，我把八開蠟紙排成32開，則每頁謄寫1500字左右，足用了六十張蠟紙才完成全書謄寫。謄寫完成之後，自己手推油墨滾筒印刷，讓印刷品稍乾之後再用菜刀橫向切開，然後對折裝訂成書。此書大約印刷了八十份左右，分送給了友人，而我自己由於後來研究方向的轉移，竟然沒有保留一本，而今看來應當是一種遺憾。

       隨著學術思想的逐步解禁，我原來認爲研究漢語不會觸及政治的擔憂也逐步放鬆，對於古典文學領域的研習開始有所涉獵了。在這一時期，我的文稿全部是採用三百格的稿紙謄寫，其間九成以上的文章被公開發表，這也可以視爲本人寫作從油印到鉛印的變革期。當時研習某一課題，首先是找出該課題的相關文獻，其中包含了目前已經公開發表的論文著作，也包含該課題基本文獻的各種版本。然後是靜心瀏覽所遴選的相關文獻，在通覽一遍之後，閉目沉思，其間值得討論的論題自然會跳到腦海裏來。這樣以後，再細心第二次閲讀文獻，並用卡片鈔錄相關文獻，待這番工作完成之後，再用心瀏覽一通所鈔錄的卡片，而後分門別類，一篇論文的構架便展示出來了。我的這種選題方式，遠遠地要勝過帶著問題（課題）找文獻的方式，因前者過於偏重主觀，而後者乃是客觀選題，選題的確定也是因水到而渠成的。在整理了摘引的卡片之後，便是撰寫的過程，一般是接著卡片整理趁熱打鐵進行比較好，不然又要重新閲讀卡片才能下筆。等到草稿出來之後，先休息一天，然後通檢文稿一遍，對於文稿的用詞或内容前後次序調整等工作均弄妥了，才算文稿基本完成。這樣以後便剩最後一道謄正工序了，草稿可以潦草，只要自己認得就行，但謄正必須工整，最好還要美觀，這樣文稿採用的幾率便要高些。這種感受我很真切，因我曾在省内的教育雜誌做過一段兼職編輯，當時文稿每天幾乎近百件，等待拆開之後，那些字跡工整美觀的文稿自然會吸引編輯去認真看一遍，而那些字跡潦草得難以辨認的文稿在瞄過兩眼覺得並無可取之後自然就會放棄。很多作者在投稿沒有採用之後，往往大罵編輯不公，可他們卻絲毫不去反省自己，這實在也是一個遺憾。

       一篇文章下來是如此，一本書出來更是要超出這種勞動的限度。試想：一本書很可能有近十個章節，每個章節將在全書思想的統攝之下朝不同領域做出探討，因而又可視爲一篇獨立的論文。由於受這樣一種如同衆星捧月的結構方式所制約，作者採摘文獻的面將會更廣，閲讀文獻的量將會更大，其寫作的難度也遠遠超出了論文。然而，在我的寫作生涯中，也有數月一揮而就的論著，那便是禪美學著作《禪之藝術》。其實，這本書原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約稿，約稿人便是當時的所長。在接到稿約之後，我便開始搜索文獻，自購圖書便花去了五百多元（當時工資僅有百餘元），並在相關大型圖書館借閲了不少圖書。等到把這幾百本書的相關章節細讀之後，發現完全可以借鑑的内容並不多，除了《美的歷程》略微有所引用外，其餘部分的文獻只能聊作參考。然而，由於本人當初具備了豐厚的閲讀素養，也有了充足的寫作經驗，更兼研究並體驗禪學有了較深入的心得，因而真正動筆寫作時運筆揮灑，乃至出現了文不加點佳境。由於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無端毀約，我的文稿被扣押在該所達三年而塵封不動，實在令人訝異。至一九九四年，遇上本人訪台，便重新拿出草稿來第二度謄正，然後揣上新鈔全稿赴台，冀望能獲得出版。然以因緣不濟，只得在台北將部分書稿（約三分之一）複印交給《諦觀》雜誌，然後將全稿郵寄給香港修智法師，托他謀求出版。訪台歸來之後，香港並無消息，而臺灣則來函要求出版該書，於是又夤夜趕鈔所差的三分之二文稿。此書自初稿出來到正稿的謄寫，以及後來增加的兩次謄寫，我幾乎沒有動過其中的一個字甚至一個標點，這也可以算是我寫作生涯中唯一可稱的“神來之筆”了。至今爲止，我時常回想那樣一種亢奮的寫作情境，當時運筆疾飛而不可止的狀態，直至謄正也幾乎不可增刪一字或一個標點的文質，真是非常難得呀！在我此後的寫作中，略爲能達到這種寫作境界的，也僅有《陶淵明評傳》一書了。那也是因爲我平時無意中閲讀了《陶淵明全集》數遍，同時也無心地翻閲過不少與陶淵明相關的文獻，還有平時寫毛筆字時寫過不少陶詩。可見，深厚的學養對於寫作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而在現今的研究生論文與論著之中，除了能看到類同八股的論文或論著格式（諸如標題、提要、關鍵詞、正文、註釋、參考文獻）之外，那種潛藏在論著深層次中的東西幾乎蕩然了。

       像我上面所說的這些複雜的寫作“工藝”，隨著計算機的被廣泛使用，幾乎成爲了歷史的遺跡，過去查找文獻的艱難在計算機的“檢索”中也變得輕而易舉了。更兼各種電子版文獻的刊佈於網絡，連昔日摘引文獻的基本工作也變成了簡單的“pocy”，真是優於我們當年百千倍，遺憾的是很少有人去拿原始文獻來與電子書比對。況且，昔日裏那種翻閲書籍的“含英咀華”（即達到與古人、即古時作者的真切對話），那種親筆摘鈔文獻的深入領會其含義，那種運筆疾馳的情思發揮，那種謄正文稿的反復把關，幾乎都被簡化得無存了。更兼現今學術“造假”日趨嚴重，一篇論文挂在網上，可以讓成千上萬的人去“pocy”，一個字也不用打，就可以拿個學位或職稱，真是忒“舒心”了。但是，在年輕學子們“舒心”的同時，他們所遺失的不只是傳統文化的真實傳承，更是傳統倫理道德生命的合理延續。

                    時庚寅年清明日作於長沙北郊懷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