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潭唱和詩序》鈔記

        貞元十九年（803年），裴均於五月升為荊南節度使，而楊憑則於貞元十八年（802年）九月擔任湖南觀察使。兩人均喜歡文辭，在此任職期間，常有詩歌唱和。後來，他們把這些詩連同他們從事、部屬的和詩一起集結起來，名之曰《荊潭酬唱詩》。他們雖然官運亨通，政治地位遠在韓愈之上，但在詩壇上卻無多大名氣，為擴大影響，於是就請求作者為之作序。

然而，作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作文，但凡經其筆下，則無平庸文字，是以此序乃韓文之佳品也。本文借作序，闡發了“悲憤出詩人”、“文章憎命達”之文學主張，亦爲宋人歐陽修“窮而愈工”說張本矣。自古以來，文章憎命達，但凡傳世佳作問世，其作者無不窮愁潦倒，於萬般無奈之際所發之聲，遂乃感天動地，爲萬世所傳也。是以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柳子厚墓志銘》云：“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貞曜先生墓志銘》亦曰：“維卒不施，以昌其詩”；《上兵部李侍郎書》又曰：“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奮發乎文章”；此《荊潭唱和詩序》則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諸如以上，無疑是韓愈這一主張的一貫表述。

其實，這一主張本身也十分符合文學創作之規律，因而稍後之白居易在《序洛詩》中曰：“予歷覽古今歌詩，……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其《與元九書》云：“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耶？”再如孟郊《招文士飲》曰：“詩人命屬花”；徐凝《和夜題玉泉寺》云：“風清月冷水邊宿，詩好官高能幾人！”又如宋祁《景文集》卷九六《淮海業編集序》：“詩為天地缊，……然造物者 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躓其命而怫戾所為，余略記其近者 。”到了歐陽修給梅堯臣的詩作序，則曰：“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詩集序》） 還可以舉出不少，姑以此數例，即可見出“悲憤出詩人”，“窮而後工”之意也。

若夫其人命達，則萬事亨通，自然無一物橫厄於心，也就不會有“動觸天真”之歎，則難以作出感天動地之文。這正如韓昌黎所謂“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唯有如太史公所謂“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者，方有傳諸萬世之作生焉。這便是文學創作的一條通律，自是亙古不變之恒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