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元十九年(803年),裴均於五月升為荊南節度使,而楊憑則於貞元十八年(802年)九月擔任湖南觀察使。兩人均喜歡文辭,在此任職期間,常有詩歌唱和。後來,他們把這些詩連同他們從事、部屬的和詩一起集結起來,名之曰《荊潭酬唱詩》。他們雖然官運亨通,政治地位遠在韓愈之上,但在詩壇上卻無多大名氣,為擴大影響,於是就請求作者為之作序。
然而,作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作文,但凡經其筆下,則無平庸文字,是以此序乃韓文之佳品也。本文借作序,闡發了“悲憤出詩人”、“文章憎命達”之文學主張,亦爲宋人歐陽修“窮而愈工”說張本矣。自古以來,文章憎命達,但凡傳世佳作問世,其作者無不窮愁潦倒,於萬般無奈之際所發之聲,遂乃感天動地,爲萬世所傳也。是以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柳子厚墓志銘》云:“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貞曜先生墓志銘》亦曰:“維卒不施,以昌其詩”;《上兵部李侍郎書》又曰:“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奮發乎文章”;此《荊潭唱和詩序》則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諸如以上,無疑是韓愈這一主張的一貫表述。
其實,這一主張本身也十分符合文學創作之規律,因而稍後之白居易在《序洛詩》中曰:“予歷覽古今歌詩,……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其《與元九書》云:“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耶?”再如孟郊《招文士飲》曰:“詩人命屬花”;徐凝《和夜題玉泉寺》云:“風清月冷水邊宿,詩好官高能幾人!”又如宋祁《景文集》卷九六《淮海業編集序》:“詩為天地缊,……然造物者 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躓其命而怫戾所為,余略記其近者 。”到了歐陽修給梅堯臣的詩作序,則曰:“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詩集序》) 還可以舉出不少,姑以此數例,即可見出“悲憤出詩人”,“窮而後工”之意也。
若夫其人命達,則萬事亨通,自然無一物橫厄於心,也就不會有“動觸天真”之歎,則難以作出感天動地之文。這正如韓昌黎所謂“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唯有如太史公所謂“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者,方有傳諸萬世之作生焉。這便是文學創作的一條通律,自是亙古不變之恒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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