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湖院佛殿記》乃受請之作,而邀請者紹元則是華嚴宗僧人,有《法界觀門智燈疏》之作。至於紹元本人,其生卒年與籍貫、俗姓均不詳,殆爲歷史所湮沒矣。儘管曾鞏對於佛教並非十分信奉,但他在其他佛院之作中諸如《分寧縣云峰院記》、《兜率院記》、《菜園院佛殿記》、《金山寺水陸堂記》等,並未如本文這般譏諷。蓋鵝湖院非獨大興土木,其費用“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且紹元之修學亦偏於義學,不重禪修也。惟其如此,曾鞏在受邀作文之中,極盡皮裏陽秋之能事,更於卒章點名“請予文者又紹元也”。
綜觀中國佛教史上,亦曾有過寺院經濟衝擊國民經濟的時期,以致產生了著名的“三武一宗”佛難。其間北魏太武、北周武帝對佛教的破壞最為嚴重,至於唐武宗與後周世宗對佛教的打擊便沒有那般嚴厲。究其原因是寺院經濟膨脹,出家人員過多,乃至國家賦稅嚴重短缺,加之某些僧尼不恪守戒律,因而招致皇家的滅頂打擊。至於宋仁宗慶曆年間,佛教的發展還算正常,並未出現澄汰僧尼的現象。可見此紹元之僧品並不高,加之鵝湖院重在大興土木,對於清修可能並不是很重視。
本文是篇短小簡潔的雜記,其觀點鮮明,且採用比照的手法,將士農工商與士大夫與僧家作出比照,則可見出佛院大興土木之非。而作者文思奇特,他從財政錢物的或糜費、或節用入筆,角度新穎,構思精妙。這不僅顯示了曾鞏散文的高超自如技法,亦可說明曾子固還是位善於理財的能手。難怪《宋史》本傳對此文大加褒獎,其“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宋神宗語)之語,竟直接出自帝王之口。可見,曾鞏對國家財政的“節用經制”,“出入有度”,的確有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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