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湖院佛殿記》乃受請之作，而邀請者紹元則是華嚴宗僧人，有《法界觀門智燈疏》之作。至於紹元本人，其生卒年與籍貫、俗姓均不詳，殆爲歷史所湮沒矣。儘管曾鞏對於佛教並非十分信奉，但他在其他佛院之作中諸如《分寧縣云峰院記》、《兜率院記》、《菜園院佛殿記》、《金山寺水陸堂記》等，並未如本文這般譏諷。蓋鵝湖院非獨大興土木，其費用“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且紹元之修學亦偏於義學，不重禪修也。惟其如此，曾鞏在受邀作文之中，極盡皮裏陽秋之能事，更於卒章點名“請予文者又紹元也”。

綜觀中國佛教史上，亦曾有過寺院經濟衝擊國民經濟的時期，以致產生了著名的“三武一宗”佛難。其間北魏太武、北周武帝對佛教的破壞最為嚴重，至於唐武宗與後周世宗對佛教的打擊便沒有那般嚴厲。究其原因是寺院經濟膨脹，出家人員過多，乃至國家賦稅嚴重短缺，加之某些僧尼不恪守戒律，因而招致皇家的滅頂打擊。至於宋仁宗慶曆年間，佛教的發展還算正常，並未出現澄汰僧尼的現象。可見此紹元之僧品並不高，加之鵝湖院重在大興土木，對於清修可能並不是很重視。

本文是篇短小簡潔的雜記，其觀點鮮明，且採用比照的手法，將士農工商與士大夫與僧家作出比照，則可見出佛院大興土木之非。而作者文思奇特，他從財政錢物的或糜費、或節用入筆，角度新穎，構思精妙。這不僅顯示了曾鞏散文的高超自如技法，亦可說明曾子固還是位善於理財的能手。難怪《宋史》本傳對此文大加褒獎，其“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宋神宗語）之語，竟直接出自帝王之口。可見，曾鞏對國家財政的“節用經制”，“出入有度”，的確有獨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