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我注六經，六經註我，是語謂將我與六經融為一體，以形成新的學術體系。以故後人多比附古書而成學，甚至假諸某書之註釋而成家，此風雖謂爲學，然終歸依草附木，並非獨立成家者也。年前有曾女士自西德歸來，余贈書於伊，並謂劉勰之著勞苦謹嚴，然因樹立文學之政治批評標凖，則大減著作之功矣。由是可見，六經註我者非也，我注六經者亦非也，唯有六經注六經，方不失本旨焉。
曩者讀《陶集》頗用心焉，亦有專著與大眾交流，深感陶淵明乃士族之零餘，而文學之獨家也。若也陶子當年得志，則奔趨於仕途，傾軋於宦海，焉能如此清心寜志而爲著也歟？非獨文學如此，學術亦是如此，若處某研究所或學術機構，自是得天獨厚，可以快速成就學術。然處此之中，則人事分工，上下打點，各種俗務時纓於身，反而不及個人著述之專。想晚清諸多學人，尤其如王船山者，更是耐天下之大寂寞與大清苦，戮力而成。以故自稱體系，不假旁門，以其獨立特行也。
讀昭明太子《陶集序》，甚為嘉許蕭統之為學也，可與陶子自傳（五柳先生傳）表裏焉。昭明真讀懂了陶子，陶子也幸賴蕭統而得以大傳於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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