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丈五尺布票

       快过年了，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吃过饭，下午生产队开社员会议，母亲领回一摞布票，大约一丈五尺，这是全家一年做衣服的布料计划。
       下午母亲忙忙碌碌地干活，她正愁着虽然发了布票，哪里筹钱去给我们兄妹五人买布料呢。那时没有成品衣服，起码极少有或者有也买不起。

      天快要断黑，外面特别冷，大家都回到家里，关上门，家里被黑暗完全笼罩住。于是大哥点上挂在墙上的一盏煤油灯，挂煤油灯的墙面已经被油烟完全熏黑，顷刻，家里立即亮起了昏黄的光来。
      忽然，母亲大叫起来，接着站起来，用手在全身仅有的两只裤兜里摸来摸去。接着又掏出两只口袋，甚至用手抖动自己的裤管，发着昏黄光的煤油灯火苗也吓得跟着晃动起来。兄弟姐妹们大家惊慌不知所措，半天母亲才说出话来：下午领回的一丈五尺布票丢了！
       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大家炸得目瞪口呆。
      母亲第一时间打开门，冲入寒冷的空气里。沿着下午干活的小道一路小跑，一面跑一面盯着路面，希望能看到那摞折在一起的布票躺着路上的某个地方。一直跑到前面山边的地里，在地里一遍遍地低头寻找，又按原路返回，再细细地找了一遍，好像没有任何希望。
     我也跟着在后面，缩着颈脖，笼着手，用糊着已经干燥鼻涕的袖口不停地拉一下拖长的鼻涕，但始终也没有看到那摞红色的小方块的布票来。
      回到门口，母亲立在原地，眼睛空洞地盯着快要被大幕遮盖的田野，努力回忆着今天可能去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没有去哪里啊，从地里回来曾经摸了一下，还在口袋里。她恍然地说：对，最后一趟去河边洗衣服还在呢。于是她又匆匆地沿着去河边的小路找去。
      天有些暗，风也从北面的花山顶吹来，像刀一样锋利。母亲不顾一切地低头寻找，就像在地上找一根绣花针似地，生怕遗漏了什么。二哥一只手捂着正在流着血水冻疮的另外一只手，也跟在后面。

      我高兴地窜来窜去，好像发生了什么大喜事。不管找得到找不到，那几丈布票与我无关，反正我得穿几位哥哥剩下的衣服。母亲常常埋怨我：你穿衣服最费。其实那些衣服轮到我时，都已经快化成了蚊帐布了，两面透光，双面看人，怎么不费呢，上身就化。
      天黑下来，风也变得凌厉起来，树枝被风刷得发出呜咽的凄厉声，墙角发出“乌——乌”的金属音响。母亲让二哥点上明瓦灯，我们一遍一遍地在去河边的田埂上来回寻找，隔壁的独眼奶奶扭着小脚也来帮忙。那已经枯死的草被我们几乎翻了个遍，那条细窄的田埂每寸土地也被我们挨排找过，始终没有。
      后来我和二哥实在冻得吃不消，母亲才放弃了寻找，她坐在屋子靠门的地方，一声不吭。好像在生自己的气，又像在努力回忆今天走过的路径。我和二哥大气不敢喘一下，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静静地看着发呆的母亲。

      终于一声轻微的炸裂声，煤油灯猛地闪了一下，终于黑暗，映着门缝透进的光，一缕白色的烟雾袅袅腾起。母亲这才缓缓地站起来，说，都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那年过年，我们全家没有谁做新衣服，包括姐姐和哥哥。我那破烂的袖口用不知谁的裤管重新接了一截，俨然一个全新的套袖。我知道今年因为丢了布票，全家唯独我的袖口是新的，他们全部穿的是旧衣服。哥哥姐姐们还是那件旧衣服，我高高兴兴地和全村所有的孩子一道，依然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
        后来母亲时常说起那次丢布票的事，不过即使找到布票，还是没有钱去买布料，也就无从做新衣服。那次丢失的应该不是布票，而就像一缕希望，是我们心底的一点温暖的希望。

       布票的丢失对全家几乎是一个打击。回头想想，有与没有这一丈五的布票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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