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接后，将返城时，天已暗了下來，回去，是有些晚了。于是，付姐带领我们到了离公社很近的联盟六大队的一个竹林簇拥的院落里。
该院落紧靠省道，汽车不时从庭院前奔驰而过，不算很清净，但路行方便。户內的母女二人，对我们的到来，很高兴，马上给煮了糖鸡蛋解渴。母女倆又忙里忙外，搞了一大桌的菜，有糯米饼炒熬锅肉，和红焖红薯凉粉。
虽只兩三个样菜,却装了几大盆到桌上，待到吃饭时，已点上油灯了。付姐说，她蹲点搞社教，就住在这户农家，女主人是六大队的妇女主任，男主人在部队，已提干，现在只母女倆在家。
见到女主人女儿聪明伶俐很漂亮的样子，我等三人很羞涩，甚至紧张。稍后，知道该女跟我们一样，初中刚毕业，是返乡青年后，我们拘谨的表情放松了下來。吃饭时，我们同座，都很兴奋，一直抿着嘴想笑，还是忍住了。
我在想，该女孩怕是同时迷住了情窦初开的我等三个县城小青年吧。几个月后，我参加公社宣传队汇演，再次看见了她。她给参加汇演的男女知青们化彩妆，我脸部的那兩团绯红，就是她给抹的。
当晚，我们就住在她家，大概是在城里住惯了，分不清韭菜麦子苗一样，对三更鸡叫和凌晨不间断的青蛙群闹声以及放鸭出圈时的嘎嘎声颇觉稀罕和新奇，我后來有诗句:田头青蛙伴鱼叫,竹林丛中鸭嗄声。全凭此來。
吃罢早饭，付姐与我等三人一道返城，我们要各自到家里汇报落户的社队情况，并征求父母是否同意注销城市户口到联盟下乡务农的意见。付姐则要到她当时服务大东街的某处展览馆去，继续她的业余解说工作。
付姐和付君兩姐弟的父母是北方人，好像是山西的吧。其父亲是八路军干部，随军南下到四川，担任地区水运航管站负责人，经常应邀到各中小学作忆苦思甜报告，在副厅级任上离休，在副厅级待遇上过世，报刊登载了他过世的消息;其母是民国初期裹的小脚，四五十岁时走路都显困难，走的是顿矬步，点点颤颤的。跟我母亲一样，是很少出门，只做家务的家庭主妇。
1973年我们家从遂宁紫东亍搬往绵阳后，稍后不久，付君家也从紫东亍水井巷搬往到了绵阳。在遂宁，付君家与我家，两家是近邻，迁徙到绵阳，两家仍是近邻。
有好几年了，我母亲总说要去看望付母，始終未成行，不料，付母在去年104岁时谢世了。老母愿望落空。同在绵阳，相邻距离仅几百米，未能相见，也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和政府的决策，我们这批沒有多少知识的青年被冠上知识青年的头衔，似像是戴上了荣誊的高帽，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下乡去，县上还组织群众敲锣打鼓的欢送。看着胸前的大红花，好像是战斗凱旋的英雄，于是，到农村大展宏图的信心是鼓起来了。
继付君先我卸掉城市户口后，我和吳君某天也了一同來到了遂宁镇江寺通往油坊街的那个派出所，去办理迁移手续。时卸户口的人很多，很拥挤，很嘈杂，有爭先恐后，一一不下了城市户口不甘心的阵仗。
当我将户口迁移证拿到手之后，明白，从即刻起，自己已经是种田的农民了。数日后，我等三人径直到了遂宁县永兴区联盟公社，等待公社分配。分到某大队某生产队是要由公社來决定，也可松动为由大队和生产队直接点名要人。
我，付君，吳君三人，因了付君姐姐的关系，被指定分配到离遂宁县城距离最近的、而且较富裕的联盟二大队。当然，付君要到的生产队，付姐早与社队谈妥，定了的：到二大队四队，所以，未來参与分配。而我和吴君，先要在公社门口的知青群里，聚众亮个相，由二大队各生产队长巡视挑选，挑选后，由生产队长签收被接收知青人姓名，大队再统一将户口迁移证收齐，到公社上户。
二大队三生产队队长姓廖，叫廖大华，他看了我和吳君，给大队长说，"我选高的那个"，高的那个是我。其实，我和吳君差不多高，只是给队长的印象较好罢了。
因此，我被定下來，落户到了二大队三生产队。吴君呢，显然，在当时，还沒有着落。但是，到了正式务农那一天，吳君也來到了三队，显然，廖大华队长还是接收了他。
1970年6月8日下午，我单独出发，到我的生产队去，沒有选择从“沙坝"过那兩道河前往，而是选择省道公路直行。我悄然爬上正在换档爬坡的汽车，行驶十多公里后，在要拢我生产队时，趁汽车再换档爬坡转弯时，跳了下來，因车速过快，俯身扑地，手肘膝盖都磨破了皮，看來，前不久串联时，在重庆扒火车，在内江混火车的经验在汽车道上行不通。
受了重创的我，沒有趴下，见生产队在抢栽红薯，立即加入了进去，到收工时，天已漆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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