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徐苏涛 谢盼盼 王明阳 岳渤 江玉兵 杨益
引言：内忧外患倒逼我国经济发展范式转变
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对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组织方式、发展结构、制度安排或发展经验，我们称之为“发展范式”。在上一个发展阶段成功的发展范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不应该成为路径依赖或者经验包袱，而是需要与时俱进的、不断演化的创新迭代。
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我国在特有的发展机制——贸易部门带动工业部门，组织动员方式——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发展模式——出口拉动、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制造，竞争优势——产量大、价格低、质量好、速度快等条件下，形成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生发展、外延增长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这种发展范式一方面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发展，成为重要的发展经验；但另一方面，也累积了大量长期结构矛盾，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形成全新的发展范式。我们认为，进入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迫切需要有一批“第一阵营”的城市或地区率先发力，加快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与运行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范式与运行模式进行系统转换，建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在2035年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转向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末，建成具备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吸引力的开放型创新经济体。这其中，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将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发展方向、发展主题、发展范式和发展动力。
一、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及其结构矛盾
（一）外向型工业经济的界定
“外向型经济”相对于“内向型经济”而言，指的是某国或某地区的经济体系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联。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是指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广义的“外向型经济”还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配置。而“工业经济”是指借助工业化生产方式将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伴随技术进步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到智能化进行不断升级再造，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决定消费”的经济。狭义的“工业经济”主要是指制造业及其相关的各种经济环节、经济形态、产业业态、经济模式、经济关系的总和；广义的“工业经济”是指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各种经济环节、经济形态、产业业态、发展模式、经济关系的总和。
在以往条件下，一方面由于条块分割等原因，具体而言也就是外贸部门、工业部门的分割，很少有人把“外向型经济”与“工业经济”合二为一来看待；另一方面，也由于很多人把外向经济等同于开放经济，“外向型工业经济”在各类研究与政策上均较少提及。我们认为，“外向型工业经济”是一种出口导向的工贸关联型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践意义与理论依据在于，在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往往是在贸易部门带动生产部门的经济发展机制带动下，通过“老三外”（外贸、外资、外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来输出物美价廉、高物质成本的商品，以及通过“新三外”（服务外包、境外拓展、涉外服务）承接服务外包并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最终形成出口拉动、划地成园、规模制造、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格局。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往实践
整体而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入世”以后，借助贸易部门带动工业部门的发展机制，在“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的组织动员方式下，不仅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亦形成了“产量大、价格低、质量好、速度快”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生发展、外延增长的“C”字型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
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的“C”字型结构
从外向型经济的角度，这种经济发展范式与运行模式的核心是在贸易部门带动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通过进口贸易将大宗资源等分销到国内出口加工型企业，然后再通过出口贸易把“中国制造”的商品输出到国际市场，最终形成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经济。这其中，无论是作为“老三外”的外贸、外资、外经，还是作为“新三外”的服务外包、境外拓展、涉外服务，都是其主要内容。而在外向型经济条件下，各种口岸城市和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港口城市以及内陆港，往往成为重要的全球性产业要素配置中心及大宗资源、小宗商品的输入输出基地。但在全球城市分工格局中，其发展往往由外部需求决定，对本国市场、区域市场的依赖性较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
从工业经济的角度，在这种经济发展范式条件下，我们最典型发展经验与组织动员机制便是“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即很多地方政府把“集聚大产业、构筑大平台、培育大企业、招引大项目”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作。这个“大产业”就是在大的供需中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基本上意味着我们的发展逻辑是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这个“大企业”就是在大的制造业产能中快速带动就业、税收和增长，这基本上意味着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出口导向型的国家；这个“大平台”就是划地成园加快开发区布局建设，这基本上意味着园区成为承载要素集聚、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与改革开放政策的核心载体；这个“大项目”就是加强“建联、补链、强联”的招商引资，这基本上意味着投资驱动、规模制造的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以“产量大、价格低、质量好、速度快”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竞争优势，往往与体制性、福利性、生态性、资源性的成本、代价以及矛盾相伴。
（三）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
客观而言，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与运行模式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不但是不可超越的，也在较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完成了工业化中后期任务、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与全球产业价值链，但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及代价。这种成本及代价，不仅是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核心技术与全球价值分配受制于人，还包括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成为沉重的发展成本，以及形成了取决于外部需求的新兴经济发展结构。
究其原因在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范式内生的矛盾。刚才我们指出，“工业经济”不仅是借助工业化生产方式将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这就意味着在“投入-产出”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并非是高端、高效、高附加值；还按照自然资源( 包括通过劳动形成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进行分配，这就意味着尽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了，但由于分配不均往往导致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不成正比；更是强调生产决定消费的经济，这就意味着有多少产能就得有多大的市场，国内市场不充足就得开拓国际市场。从这个意义上，工业经济几乎与外向经济天生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种内生矛盾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种经济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性。
近年来，我们国家提出构建优进优出的开放型经济格局，但到底出（口）什么？到底进（口）什么？进（口）与出（口）的关系是什么？进（口）与出（口）背后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应该说，在“出”的方面，不仅是商品输出，还有服务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文化输出；在“进”的方面，不再是原来的大宗商品、小宗商品、技术装备以及外资，还有创业创新人才、专利技术、经验知识以及创业资本；在“进出”关系方面，是进（口）与出（口）并重而非更多的出（口），是内外贸并重而非以外为主；而在“进出”背后的核心目标方面，不再是“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中国制造”式工业经济，而是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等为基础和元素的创新经济。从这个意义上，只有转变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方式、产业发展模式，才能改变贸易结构、贸易发展模式，才能从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上走出争端与摩擦。
二、对当前及未来国内外发展形势的研判
（一）国际形势：新一轮创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
如今的全球化基本上是美国主导且坐享其成的全球化。但由于美国所推广的全球化是掠夺性的、以牺牲其他国家立意为代价的，难免“得了便宜还卖乖”。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发现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居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获利者。根本是因为中国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内部的战略空间、发展空间、政策空间乃至物理空间等等都有一定局限，只有在整个世界经济体与全球化过程中，才能抢占制高点、主导权与主动权，才能赢得新一轮发展机遇。在新一轮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伴随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的升级，全球创新网络更加扁平，创新资源要素加快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地区通过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战略节点；另一方面伴随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贸、投资、技术等资源配置自由度，抑制各个地区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二）发展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到跨区域一体化
以往我们都强调，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力量。应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多的是产业链、资本链、贸易链以及物流、人流、资本流等资源配置意义上的。如今，伴随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创新全球化，单纯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越来越难。各地区、各城市内部的统筹协调发展张力与外部的战略围堵压力较大，必须打破空间距离、地域分割以及体制束缚，以狼群效应实现群体突围。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到了“创新全球化”发展阶段，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似乎就到了“跨区域一体化”新阶段。这种更加深层次的跨区域一体化，不仅体现在更大范围的跨区域，还体现在完全不接壤的跨区域，更体现在从经济一体化到全方位的一体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伴随体制机制的、交通基础设施的等等多维的一体化。在跨区域一体化的新条件下，一方面有利于更大空间与尺度的经济共同体出现；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更加多边的区域性联合体，从而进一步加剧国际竞争。
（三）驱动力量：经济中心与经济重心加速双重位移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经济重心加速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双重位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及结构变迁。在此背景下，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加快重返亚太，加紧对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围堵。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全球治理结构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加速重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逐步从国际游戏规则的接受者、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主导者；而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重心向中国双重位移过程中，中国立足本土新兴市场及国际市场拓展基础，强化资本积累与资本输出，以市场主动权形成资本主动权，进而抢占技术主导权。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心转换条件下，一方面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加快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开放型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区域突围支撑大国崛起；另一方面，伴随新兴经济体中主要城市作为国际竞争的前台，各种摩擦争端将长期化、体制化、隐形化。
（四）城市格局：去工业中心城市与立新经济尖峰
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或城市分工体系的形成主要由跨国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等主导，世界城市或产业高地往往是大量跨国公司、企业集团总部所在地，跨国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按照价值链高端走向价值链低端的顺序向全球其他地区或城市进行制造业布局，形成“大脑”、“躯干”与“四肢”的城市分工体系。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伴随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一方面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涌现，有利于新兴地区通过培育质优创新生态、新兴产业掌握产业发展主导权、主动权，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创业经济、创意经济的支撑下，加快成为全球经济与城市分工体系中新的“创新尖峰”或重要节点；另一方面以工业为主导的世界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受到跨国公司按照产业价值链从高端向低端二次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在地区、国家、国际的位势不断下行，加速失去“中心城市”地位。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打破“制造业全球化思维”——后发国家或地区通过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服务外包等，把物质资源、劳动力、环境成本等转化为商品输送的国际市场，赚取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不断攀升。
（五）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的效率到人择优势的活力
在以往发展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强调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专业化分工与交易，核心是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强调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伴随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依靠资源禀赋的“天赋”、自上而下的“他赋”让位于人择优势的“自赋”。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更多地强调如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这种创新创业活力并不局限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很多时候是“弯道超车”与“无中生有”的人择优势。也就是说，在一定发展阶段与一定发展基础之上，瞄准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强化全球资源配置与组织动员能力，予以突破和突围。如果说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那么未来四十年将是从工业经济到新经济、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的创新创业活力释放。新一轮的创业创新工作，不但要以改革为先导，还要以开放为途径，把握了新一轮创业创新的核心，就把握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核心。
（六）竞合结构：新经济地理成为结构性变迁的核心
伴随信息技术的升级、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人的价值的放大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或者一个地区的发展空间、发展战略、资源配置、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诞生的新的经济地理学，让位于如今新经济意义上的地理学。譬如，由于信息技术的升级，发展空间从立足物理空间到借助虚拟空间，具有游戏规则制定权、定价权、分配权以及主导权的平台经济成为制高点，而打破时空分配的流量经济成为各国各地区角逐的新蛋糕。再如，由于人的价值的放大，资源配置从要素资本驱动到愈加跟着人走，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以及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投资驱动”都已难以为继，而以人的价值驱动为核心，强调创新资源与产业要素跟着人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同时，营商环境、生态环境让位于创新生态，哪个地方的创新生态越好，那么新的创新人才、资本、技术等就会流向哪里。这种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从沿海到内陆、从有水港到无水港等新经济发展的地理特征变化趋势，一方面有利于让“平坦”的世界有机会出现多尖峰并存的国际城市第一梯队，释放城市国际化发展红利；但另一方面城市国际化的区际竞争进一步加大，城市国际化发展格局加速重构。
（七）发展逻辑：从产业梯度转移到高端链接与辐射
如果说，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发展逻辑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服务业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发展逻辑是承接服务外包等，那么创新全球化条件下，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逻辑便是高端链接及高端辐射。国际金融危机后，创新人才、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取代大宗资源、技术装备、外资等成为全球化资源配置的主要内涵，而跨区域创业、跨国技术转移、跨国技术并购等成为主流的国际经济活动方式。所谓“高端链接”，就是通过与全球创新版图上的创新尖峰、创新高地持续不断地产生链接、对接、嫁接及关联，把创新人才、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引进来，并通过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对资源的整合，转化为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动能，做大影响力。而所谓“高端辐射”，就是与全球产业版图上的“洼地”或新兴市场相结合，作为产业要素配置中心及“大脑”，加速将相关产业链、资本链向国内外“躯干”、“四肢”城市和地区进行梯度布局，做大体量。高端链接及辐射的核心目的，就是实现从“中间在内、两头在外”到“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即着眼外部机会、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制造业全球化发展思维、充分站位抢位补位，打造区域创新中心、创新高地或者特色创新中心、创新高地，成为全球创新版图、创新网络上的重要尖峰或节点。
创新经济生态圈
（八）活动方式：从大小宗商品流转到全球资源配置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力，完全取决于在全球产业分工与城市分工中的位势与势能，只有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跃升的眼光来审视和布局区域战略，不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才能抢占城市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这其中，不仅要强调微观层面的、企业层面的市场化资源配置能力——核心是通过创业、创业、再创业，通过创新、创新、再创新，把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原创思想、先进技术、成熟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还要强调宏观层面的、区域层面的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能力——核心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授之以鱼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成为新兴产业组织者、创新服务集成商；更要强调中观层面的、产业层面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这个能力主要是通过涉外企业、跨国公司、平台企业、国际产业园区等主体，通过跨区域创业、跨国经营、跨国技术并购、跨国技术转移、跨境经济等，将中国的企业家与国外的科学家相结合、将中国的市场与国外的先进产品技术相结合、将中国的创业与跨区域的创新相结合、将中国的金融创新与其他地方的技术创新相结合，变自己的劣势为优势，让长板更长或无限地放大。
（九）发展阶段：从内向国际化逐步转向外向国际化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完成了别的国家几百年发展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与财富积累，但内部的战略空间、发展空间、政策空间等都面临一定局限。未来只有在整个世界经济体与全球化过程中，才能抢占制高点、主导权与主动权，才能赢得新一轮发展机遇。从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内向国际化到第二个四十年的外向国际化，说白了就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国外产品、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使国家和地区企业可以学习积累其先进技术与经验并逐步实现国际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将国家和地区产品、资本等优质要素延伸至国际市场,不仅是主动学习国外技术与经验，更重要的是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产能输出等，进而加快外向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重在从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到模式输出及文化输出，核心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
“一带一路”的五个层级
（十）治理结构：开放倒逼改革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改革与开放是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一体两面的战略组合。过去我们往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进而释放巨大的活力与红利；当前开放的本质意味着改革，越改革越开放，越开放越创新，越创新越发展。只有开放才能形成包容融合、博纳进取的创业创新文化，才能决定在心态、观念、产权、管理的开放，才能形成产业链上中下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格局，才能形成跨区域分工合作，才能形成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开放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补充，而是长期任务及战略依托，只有开放才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域个性和价值所在。
三、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范式及其发展取向
（一）开放型创新经济的界定
“开放型经济”是相对“封闭型经济”而言的，主要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的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本国经济的发展优势。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效率的不断优化提升。更进一步而言，“开放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制度，不仅涉及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等，还涉及整个经济社会的思想形态、游戏规则等；不仅实现创新资源的全面优化配置，还实现了内外部经济的闭环运行；基础是打破贸易壁垒、资本管制等实现自由贸易，资本输出是开放经济扩张性的最高阶段与基本体现，优进优出的发展格局是开放型经济成熟的标志。
“新经济”或者“创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一组文章之中，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往往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但在很多时候，“新经济”往往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互联网经济，还有的完全把“新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我们以为，“新经济”不单纯是一种经济形态与经济范式，还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段位与发展经济的思维，其本质需要有“三位一体”的理解与把握。即是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生产消费两边通吃、没有产业界限界别的经济。它源自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是对工业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和超越，而不是其替代和对立。
当前及未来的开放，不仅仅是投资的开放、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还要有产权的开放、治理的开放，更要有心态的开放、视野的开放；当前及未来的创新，不仅仅是适应性创新、集成性创新、跟随式创新，还要有颠覆性创新、原始性创新、引领性创新。而“开放型创新经济”，需要以结构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开放扩大强化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激励产业原创，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尤其是实现从商品输出主体到资本输出主导、从要素资源输入到高端人才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从资源条快分割到全球资源配置、从被动适应参与到积极主导组织、从封闭狭隘拘谨到开放包容融合。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在发展开放型创新经济、建设开放型创新经济体过程中，不仅要超越制造业全球化的思维局限，构建国际化的经济体系，还要着眼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构筑平台化的载体体系；不仅依托产业组织创新，壮大集群化的创新主体，还要着眼拓展区域创新网络，完善生态化的市场环境；同时要打破“小富即安、单打独斗、闷声发财、窝里横”氛围，营造开放式创新文化氛围。
（二）两种经济发展范式比较
无论是国际产业价值链跃升，还是构建优进优出发展格局，一个新兴经济体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要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转变。这其中，如果说外向型代表的是发展模式，那么开放型则代表的是一种发展制度；只有从外向到开放、从工业到创新，才能不仅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实现社会发展。这其中，一方面是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核心是通过破除产业规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自由贸易、弱化金融管制，以开放式协同创新打破地理空间、行业局限构筑生态网络，实现人脉链接带动专利技术、风险资本、创新资源、经验知识的链接；另一方面是从工业经济到创新经济，具有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特点的高技术产品或服务成为出口贸易的主流，品牌运营、资本运作、研发设计成为抢占国际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及技术主导权的核心。应该说，中国迄今少有完整意义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而对于未来发展需要更加纯粹的开放经济。我们需要的是开放而不是外向，是大开放而不是小开放，更不是开而不放。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
（三）中国改革开放未来主线
结合以上判断，我们以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从外向工业型经济发展范式的“C”字型结构，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范式的“O”字型结构进行转变。
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范式的“O”字型结构
一方面，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的流通配置，超越大宗资源、小宗商品等产业要素，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尤其以自由贸易、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技术转移、跨区域创业、高端链接等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活动形式，取代传统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为主的国际经济活动形式成为主流。这其中，开放型经济的运行，往往需要一个统一、开放、公平、包容的国内市场，进而抢占全球市场，并借助市场扩张及产能输出的资本积累抢占资本主动权、主导权，进而抢占产业技术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
另一方面，在创新经济条件下，伴随人脉网络、创业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及优化配置，使得开放型经济从拘泥于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的工贸联合体发展模式，加快向全球链接、高技术服务、跨区域创业、国际科技合作、国际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形式为主的开放式创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上的创新尖峰或区域性创新中心。这其中，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打破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顺应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演化规律、组织规律，探索适宜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新形式。
四、深圳从外向工业走向开放创新案例分析
（一）发展背景与概况
深圳于1980年被正式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城市性质从综合发展的经济特区转变为珠三角中心城市，进而提升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城市定位也从经济特区、四个窗口变为目前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化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创新中心。这其中，深圳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区位优势，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及外部形势促进经济发展模式与城市发展模式协同演进，率先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加速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转变，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抢占经济全球化先机，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形态演进，不仅成为“世界之窗”，还成为“创新之都”，创造出了“深圳速度”与“深圳奇迹”。
（二）发展阶段与模式
作为一座从外向型工业经济率先转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的典型城市，在把握住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各阶段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圳实现了外向经济战略、重塑优势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三个主要发展战略的创新迭代。
1、外向经济战略阶段——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经济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制造业加速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后，国家和广东省赋予深圳特区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并在工资、土地、价格、税收等领域给予明显的优惠政策。在此背景下，深圳明确了工业为主导、工贸结合的经济发展主线，制定了外向经济发展战略。这一阶段深圳的发展路径就是充分利用特区政策和区位优势，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快速推动工业化并实现经济起飞。
一方面，实施“三来一补”布局轻工业。深圳首先开发毗邻香港的罗湖和拥有天然深水良港的蛇口、沙头角地区，通过税收减免、工资价格改革等措施来承接香港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方式，与香港基本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格局，并学习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实施“外引内联”集聚资源。到80年代后期，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以内陆企业扩展海外市场为契机，深圳开始积极与内陆地区展开经济技术合作，与内陆先进企业联合办厂，内陆技术人员和大型企业不断流入深圳，进一步推动了深圳的工业化进程。
经过15年发展，深圳逐步建立起以纺织服装、电子配件、机械化工为主的轻工业体系，GDP、对外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呈现爆发式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一是GDP和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以出口加工导向为牵引的外向经济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特色，1979-1995年GDP共计增长430倍，年均增长45.9%；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总额共计增长12245倍，年均增长180%，出口总额快速超过GDP总额。二是产业结构优化明显。以工业为主导，深圳三次产业比例由1979年的37.2:20.4:42.3调整为1995年的1.5:50.1:48.4，第二产业共计提高29.7%。
2、重塑优势战略——外向型工业经济成熟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开放向内陆不断推进，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加速淡化，低端产业逐步丧失竞争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平稳且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但区域性贸易保护重新抬头，90年代末的信息技术革命让电子计算机产业进入鼎盛期。在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下，深圳在第三次党代会上，提出了重塑优势发展战略。这一段的战略核心是通过明确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将高新技术产业定位为第一支柱产业。通过推动制造业高新化发展和服务业全面提升，构筑深圳发展的新优势，逐步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过渡为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
一方面，推动制造业高新化发展。一是在工业用地上不再对劳动密集型工业进行审批，通过开发特区外围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关外”。二是凭借先前电子配件工业打下的基础，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产业，并对电子工业给予税收、土地和人才等政策扶持。三是搭建高交会等对外开放高端平台，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交流和开拓能力，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四是积极展开与内陆院校在研发上的合作，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营造产权多元化的市场主体。
另一方面，推行服务业全面提升计划。一是将服务业提升到与制造业一样的高度，通过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改变经济增长动力单一的局面，并促进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二是依托深交所、深圳港等重点平台，发展金融、物流、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深圳打造成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三是通过华侨城等旅游项目，推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带动住宿餐饮、商业零售等现代都市服务业的发展。
经过10年的发展，深圳产业结构明显转型升级，自主研发实力大幅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服务业成为发展重要动力，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一是制造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电子计算机、机械装备等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96年的52.1%上升到2005年的72.3%，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27.8；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持续下降，10年共下降10.4%%。二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服务业增加值由1995年的365.8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307.7亿元，年均增长20.2%；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由47.0%提高到56.1%。
3、创新驱动战略发展阶段——开放型创新经济构建
金融危机之后，创新全球化成为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研发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明显。通过之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下的基础，深圳结合全球化发展新趋势，提出全域性质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建全球创新先锋城市为发展目标。这一段的战略核心是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以技术进步加速弥补资本和劳动力边际收益递减的状况，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升城市综合实力。
一方面，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支撑的开放式创新创业体系。一是企业作为深圳最核心且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贡献了全市90%以上的研发机构，90%以上的研发人员，90%以上的研发资源和90%以上的发明专利。二是鉴于深圳自身科教资源匮乏，积极引入国内外研发机构和高校等外部优质资源，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三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圳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每年上升0.1个百分点，2015年达到4.05%，几乎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近10年教育支出年均增长23.3%。四是培育市场化创新土壤，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来推动政产学研相互融合，对高素质人才进行补贴，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氛围。从成果来看，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从2006年的1361件增加到2015年的16956件，年均增速高达28.7%，PCT专利申请量始终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0%以上。另一方面，瞄准颠覆式技术打造先导式产业。在加快建设国际化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目标下，深圳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支持企业和机构突破一批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在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备突破性技术的领军企业或机构，打造了一批先导式产业。如光启在超材料领域布局2800多项专利，占全球这一领域申请量的86%。柔宇科技研发成功0.01毫米全球最薄彩色柔性显示屏，在国内外储备超过800项知识产权。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综合基因库。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深圳创新型城市得到确立，科技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培育出腾讯、华为、比亚迪、大疆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高科技企业。一是打造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深圳可开发土地面积虽小，但保留了规模庞大的先进制造业，拥有从移动通信、程控交换到光纤光端、网络设备的通讯产业群，从配件、部件到整机的计算机产业群，从IC设计、嵌入式软件、应用软件到服务外包的软件产业群，形成全球最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系统，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全、最佳、最完善”的“硬件生态系统”。这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6年的45.1%提高到2015年的53.5%可见一斑。二是服务经济驱动。服务业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47.2%提高到2015年的58.8%，年均提高1.3%；高技术服务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10年共计提高5.9%，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2%和25%。
（三）主要借鉴与启示
深圳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转变过程中，主要形成如下发展经验：
一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调节港与城的作用，促进港城互动发展。一般来说是否拥有港口资源是城市开放发展的关键基础。在城市发展初期，港口对深圳经济发展有关键的促进作用，深圳的工业制成品通过港口输送到世界各地，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也让深圳港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但随着深圳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临港产业属性下沉，城市属性上浮，港口的绝对作用弱化，港城互动关系良性发展。
二是最大限度发挥区位优势，以移民型城市建设激活发展活力。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深圳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要素资源和商品市场，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发展氛围，并在率先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强化移民城市建设，凭借工业化对人口的拉动，实现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口变为深圳市民，完成从农村到现代化国际都市的转变。
三是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抢占经济全球化发展先机。深圳国际化的核心是嵌入全球产业链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强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后台支撑。如深港合作从单一的垂直合作转变为立体式合作，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局面；深莞惠一体化则依托三地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发展阶段互补性强等比较优势；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赋予深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更为突显的作用。
四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形态演进，抢占战略制高点。在发展初期，深圳通过承接港资转移，采用“三来一补”方式建立轻工业体系，在80年代末期重点发展电子配件产业；在90年代中后期，深圳借助于信息技术革命契机，重点发展以计算机、电器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特区外，实现第一次产业升级；在21世纪初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深圳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坚持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的发展理念，构建起高端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第二次产业升级。
五、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建设发展的主要路径
（一）以抢占国际产业主导权为主线，构建开放型创新经济，增强经济发展辐射力
在构建开放型创新经济过程中，核心是从工业经济到创新经济、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最终抢占国际产业主导权、增强经济发展辐射力。在当前条件下，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发展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服务经济、创业经济为元素的新经济，加快抢占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及技术主导权。另一方面要破除产业规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自由贸易、弱化金融管制，以开放式协同创新形成优进优出的开放型经济格局。具体而言，是在“产贸”一体的战略导向下，借助“根植新产业、培育新业态、抢占新市场、推广新模式”加快培育开放型创新经济新优势。在根植新产业上，促进制造业领域“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向转变、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从“中国再造”向“中国创造”方向转变，进一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抢占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在培育新业态上，借助“点—线—面”工作机制，强化贸易物流、大宗商品、跨境电商、保税贸易、口岸服务、涉外平台等涉外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文化贸易、旅游休闲等涉外生活性服务业态发展，并加快对重点服务贸易领域突破，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在抢占新空间上，在采用“发达市场的传统优势产品、新兴市场的高新科技产品、短缺市场的廉价过剩产品”市场竞争策略基础上，加速实施“高举高打”的市场竞争策略；在推广新模式上，推广应用并创新发展市场采购模式、跨境出口模式、佣金代理模式，在互联网+贸易模式下探索完善“敏捷供应链”发展模式。
产业主导权的核心要素
（二）以国际产业价值链跃升为目标，培育外向型企业梯队，提升企业竞争力
围绕国际产业价值链跃升战略目标，从创业、高成长企业、跨国公司群体中加快培育外向型企业梯队，从“千军万马”到“精兵强将”，优化国际经济合作与产业分工，提升产业企业竞争力。一是实施高技术大公司战略，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品牌形象好、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的本土大型企业集团、高技术大公司等跨国公司。引导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综合发展优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企业加快树立国际化经营理念，引导企业引进国际化人才，提升国际经营发展能力，加快跨国经营；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国别实施兼并重组与资本运作，提升全球范围资源配置能力；支持企业创建国际品牌，强化技术标准研制、品牌形象策划、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政策集成与专业服务；发挥高技术大公司产业组织作用，带动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二是加快高新企业国际化，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国际科技合作、境外上市、跨国并购、国际市场开拓及高层次国际人才引进，全面释放开放创新发展活力。重点围绕一批“专业领域新、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强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国际合作等，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杠杆下，通过企业家围绕新兴领域创业创新，借助中国的企业家+国外的科学家、中国的新兴市场+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的创业+国外的创新、中国的金融创新+国外的技术创新等模式，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创造财富。三是培育发展跨区域创业，聚焦前沿技术与全新业态，吸引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开展跨境创业、离岸创业、跨国创业为代表的跨区域创业。支持一批能够充分把握两国或两地区的发展差异、国际分工、市场缝隙、资源禀赋等的高端创业者，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技术移植、商业模式复制等，将先进技术项目、商业模式、管理运作经验在国内落地或移植，推进国际产业价值链融合，发挥一定产业组织作用。
六、以开放型创新经济加速新一轮改革开放
（一）树立形成新时代开放式创新发展理念
坚持解放思想与观念领先，围绕处理好开放与改革、开放与创新、开放与发展三大关系，坚持以深化改革带动扩大开放、以创新经济带动开放经济、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以内外联动带动进出优化、以高端链接带动高端辐射、以创新生态带动营商环境。着眼经济全球化，从GDP增长逻辑向GNP发展思维方向转变；着眼产业高级化，由注重货物贸易向货物服务贸易并重转变；着眼创新全球化，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方向转变；着眼内外贸一体化，由注重出口导向加快向进出口并重转变；着眼人民币国际化，由注重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着眼区域一体化，由注重对外开放向对内对外开放并重转变。
（二）全面实施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开放型创新经济体过程中，坚持“以抢占国际产业主导权为主线、以国际产业价值链跃升为目标、以高端经贸合作交流为着力点、以国际大都市建设发展为载体、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力为核心、以开放式创新全面改革为保障”发展思路，重点围绕经济体系国际化、企业梯队国际化、条件平台国际化、资源配置国际化、城市形态国际化、环境生态国际化，加快“构建开放型创新经济、培育外向型企业梯队、布局境内外开放平台、建设国际化活力城市、强化全球化资源配置、营造枢纽型创新生态”，实现“经济发展辐射力不断增强、产业企业竞争力加速提升、国际合作承载力显著提高、现代都市影响力逐步扩大、高端要素聚合力明显强化、营商环境吸引力持续加强”发展态势与发展目标。
（三）布局国家开放创新全面改革试验城市
现在的试验区、示范区或者新区等，很多基本上缺乏制度创新能力，如果从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开放创新全面改革试验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鼓励支持一批具有规模体量大、产业层级高、辐射能力强、城市形象好、开放程度高的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等，率先从外向工业型经济发展范式与运行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范式与运行模式系统转换，建设一批地方性的开放型创新经济体。支持地方政府通过搭建高端制度与政策创新平台，将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城市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先行先试政策进行集成应用、攻坚破难，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与建设“一带一路”开辟新天地。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整体上全面转向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制机制，最终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末，将我国建成最具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吸引力开放型创新经济体。
（四）推进和完善上下联动的体制机制创新
进一步处理好两级政府制度产品供给的关系，搭建跨区域分工、强化国际合作的政策体系与工作机制，实现节点上的制度突破、链条上的政策扶持、基本面上的服务提升。一方面，强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制度突破，如自由贸易、结构性减税、人民币国际化、产业资本输出以及资本管制，转变管理方式，建立新的组织方式及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加强自下而上的体制机制创新，整合优化、改造提升区域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的发展模式、组织方式、政策体系等。
作者简介：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总；
谢盼盼，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总监；
王明阳，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总监；
岳渤，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江玉兵，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宁波市商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杨益，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业务部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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