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徐苏涛、谢盼盼、岳渤、程淑红、张欢、傅萌
引言
当前，全球世界城市与中国中心城市分布与变局变幻莫测，以往的工业城市、港口城市、资源型城市等加速去中心化发展趋势，而新的创新尖峰、产业高地不断崛起。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发展，在城市发展、区域发展中进一步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也就是一些富可敌国的中心城市替代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分工与国际竞争的主体；这些中心城市进一步突破地区、地域的限制，加快向都市圈、城市群方向发展，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拓展腹地，与周边地区一并加速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这其中，为什么无论在全球范围抑或在国家范围会出现大量城市此起彼伏的态势，而又如何把握城市、城市群兴衰的关键成为新经济地理结构演化中的赢家，成为很多国家、地区、城市做追问的逻辑。在此背景下，下文认为更好地认识新一轮城市、都市圈以及城市群发展，关键是需要充分把握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其演变规律，核心是把握好新经济地理结构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以下围绕“新经济地理上的结构与变迁”这一基本命题，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化发展条件下的“两大趋势的趋势”，并围绕这“两大趋势的趋势”分析了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基本逻辑，最终围绕如何在新经济地理上打造“创新尖峰”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范式与战略手段。
一、新经济地理上的结构与变迁
（一）新经济地理究竟新在哪里
过去我们都讲“经济地理”，主要是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活动的系统和它的发展过程，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合类型和发展过程等等。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伴随信息技术的出现、生产力不断提升、人的价值的放大以及全球化不断延展，人们的经济活动或者一个地区的发展空间、发展战略、资源配置、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出现的新的经济地理，让位于如今新经济意义上的地理。那么，这个新经济地理到底新经济在哪里？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空间从立足物理空间到借助虚拟空间。这其中，具有游戏规则制定权、定价权、分配权以及主导权的平台经济成为制高点，而打破时空分配的流量经济成为各国各地区角逐的重要蛋糕。比如，杭州便依靠平台经济+流量经济而迅速崛起。正是在虚拟空间上打破了时空的距离，从区域小市场到全国、全球大市场，使得爆发成长具有了可能。二是由于生产力不断提升，新经济地理的区域战略从注重资源禀赋到注重人择优势。应该说，依靠资源禀赋的“天赋”、 自上而下的“他赋”让位于人择优势的“自赋。无中生有的新经济地理中心出现弯道超车的可能，依赖比较优势的经济体会越来越显得路径依赖与边缘化。比如，贵阳前瞻布局大数据，成为“丑小鸭变凤凰”的典型。三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放大，新经济地理中的资源配置从资本驱动到愈加跟着人走。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以及为了推动招商的政策红利等“要素驱动”，以及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投资驱动”都已难以为继且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以人的价值驱动为核心，强调创新资源与产业要素“跟着人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能够吸引大量青年才俊来安家落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城市才最具发展活力。如西安等城市掀起了“抢人才”大战，进而带动了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四是由于全球化不断延展，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条件从优化发展环境到营造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生态环境让位于创新生态，哪个地方的创新生态越好，那么新的创新人才、资本、技术等就会流向哪里，新的财富、新的生产力就会产生在那里。如深圳不仅具有对很多人才前来“淘金”的吸引力，更是在居高不下的商务成本、社会成本下吸引更多的产业企业前来创业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新经济地理”，不是传统意义上“新的”经济地理学，而是在“新经济”条件下研究经济地理与地理经济、人文地理与地理人文等的总和。
（二）新经济地理上的城市结构
那么，这个新经济地理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新经济地理上最大的城市（区域）发展结构是什么？这便需要用新兴产业、创新资源、金融资本以及人口结构的视角来去审视。一是新兴产业的视角。一个城市发展的层级主要取决于这个城市在全国、全球的产业分工、价值环节与规模体量，当前最大的形势是去工业经济中心化与立新经济尖峰城市并存，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满足于产业经济体量的壮大，而在于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主动权与主导权。二是创新资源的视角。这种资源不是以往的自然资源，主要是科教智力资源以及产业发展资源，创新驱动的核心是实现对人的价值驱动，进而实现将人的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市场价值、投资价值、社会价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譬如，当前很多城市成建制地引进大院大所必将以创新地图的演变加速产业版图的演变。三是金融资本的视角。自然是金融资本流到哪里越多哪里就发展的越快，而一个城市金融资本的发展模式要么依赖资源禀赋，要么争抢位势，要么借船出海，要么弯道超车，要么无中生有等等。譬如，北京这个屏蔽了大量年轻人的城市之所以还不至于在短期内走向全面衰落，核心是掌握了全国巨额的金融资产。四是人口结构的视角。谁掌握了青年才俊谁就能够具有长久的发展活力与后劲，反之则反之。从“抢人才”大战中，反映出不仅要争抢20-35岁的年轻人，还要优化创业者、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产业工人等人才结构配比。某种意义上，一个地方的人口版图、创新版图、产业版图、财富版图将构成新经济地理的城市发展结构。这其中，人口是价值与财富创造的主体，创新资源是各种能量的源泉，产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和载体，金融则是创造财富的血液与分配财富的利器。
（三）新经济地理上的城市变迁
那么，在新经济地理中，决定全球或者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新坐标新方位的核心是什么呢？或者说，推动新经济地理演化与变迁的动因是什么？这又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地理。文化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厚度，当前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缺的永远不是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而是新思想、新观念。很多时候正是由于思想文化的贫瘠桎梏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丛生。我们说当前“春秋战国”依然存在，说的就是在县域竞争、城市竞争、区域竞争的体制下，由于不同的思想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与发展位势，尤其是缺少商业文明基因的地方一定难以产生创新文明。二是创业地理。创业“犹如荷尔蒙及其由以产生的不安分的心与不平凡的事”，核心是将创新转化为一种持续经营的事业；而且哪里的创业最活跃，就越容易在海量的创业试错中涌现出一批企业、产生一批产业。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经历表明，创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大的主旋律、是“活力经济”最大的组织动员机制、是点燃经济爆发增长“永动机”的引擎、是新时代实现“中国梦”最大发展通途、是引领新一轮“创新全球化”的最大希望。三是创新地理。这里所说的创新地理，不单纯是创新资源的概念，而是将创新要素、创新能力、创新机制、创新环境融为一体的概念，谁率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谁就掌握了发展的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譬如，在新一轮创新地理重构过程中，“人、财、物”都有的搞科学城，有财力有产业但没创新没人才的就搞科技城，缺人才的就成建制引进高校院所，科教智力密集地区都在抢占大科学装置，科技智力资源不足的就去布局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等，创新地理的重构将从源头上影响产业地理重构。四是产业地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城市或地区能否在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及能否在激烈的国际及区际竞争中率先突围，取决于自身的个性是否突出。这个区域个性，反映在经济层面就是产业地理。产业地理越突出，在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分工就越有竞争力、影响力，也就越有可能打造具有区域标签的IP产业。某种意义上，创业地理、创新地理、产业地理与文化地理是环环相扣的，决定着经济地理版图的演变与变迁。一方面，文化地理带动创业地理、创业地理带动创新地理、创新地理带动产业地理；另一方面，创业地理犹如“叶”，创新地理犹如“茎”，产业地理犹如“干”，而文化地理犹如“根”，根深才能叶茂、茎青才能干强。
二、全球化两大发展趋势的趋势
（一）全球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
过去我们都在讲，全球经济发展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是没有强大的腹地或后台作支撑，就难以在“平坦世界”上掌握国际产业主导权、抢占国际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版图与创新版图上新的“尖峰”。当前，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没有强大的腹地或者后台作支撑，就难以更多的抢占国际市场、就难以成为国际竞争的前台，只有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抢占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先机。从这个意义上，在新经济地理上研究城市圈、都市圈、城市发展，一定要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野与发展规律之下，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禀赋条件、人文特质或者国家战略下来研究。很多城市与地区看似在一定范围、同类区域内“赢得了区际竞争，但输掉了时代”，核心是因为时代变了，这个城市或地区仍然遵循以往的发展逻辑，而没有走新的发展道路。
（二）当前两大发展趋势的趋势
所谓“趋势的趋势”，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到了“创新全球化”发展阶段，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到了“跨区域一体化”新阶段。如果把握不到这个趋势的趋势，就很难抓住其中的精髓，也就很难抓住新一轮发展先机。世界经济全球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之所以强调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在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新兴经济体通过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尤其是借助港口贸易带动临港工业，加大以规模经济、低成本制造为主的商品输出；在服务业全球化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往往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等，提升经济服务化发展水平；而进入创新全球化时代，一个地区的发展一方面是高端链接，另一方面是高端辐射，在链接与辐射中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而谁的资源配置能力越强谁的创新能力就越强。
前些年一直有一个争论，到底产业政策更重要，还是区域政策更重要？有些人认为产业政策更重要。为什么国家不但搞了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还有那么多的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示范区等等，核心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力量持续发挥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区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比产业政策更重要。但目前看来，伴随信息技术深度广泛应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壁垒加速打破、经济互动日益紧密等等，单纯的经济一体化越来越难。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多的是产业链、资本链、贸易链以及物流、人流、资本流等资源配置意义上的。当前，内部的统筹协调发展张力与外部的战略围堵压力较大，各地区必须打破空间距离、地域分割以及体制束缚，以狼群效应才能实现群体突围。所以，在很多地区、都市圈、城市群出现了深层次的开展跨区域发展一体化。这种跨区域发展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空间范围纵横交织、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创新生态共生共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思想文化开放包容、体制机制相互弥合。尤其是目前的城市群战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地域限制，更是打破了以往单纯局限在经济层面的一体。
（三）平坦湿润世界的创新尖峰
多年前，有两本畅销书对信息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一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撰写的《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书中分析了21世纪初期全球化的过程，主要论题是“世界正被抹平”。一本是克莱·舍基撰写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强调湿是协同合作的态度、是社会资本的累积、是思维范式由一维而万维、是政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无论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创新全球化与跨区域一体化，这个平坦的世界上总会出现新的“创新尖峰”，而且是在“湿的”生态条件下产生的。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站在新经济地理的宽宏视野上，结合创新全球化、跨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与逻辑，进一步研究一个城市、地区的发展逻辑，一个城市群重构的逻辑，尤其是利用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协同等角度，进一步研究分析创新尖峰城市建设发展的逻辑。
三、创新全球化与城市发展逻辑
（一）越全球化越需要区域个性
在以往全球化环境下，国家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体，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城市作为独立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上升，区域发展进入“个性张扬”、“色彩斑斓”时代。当前，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放眼全球重视区域个性，还需要根植本土挖掘区域个性，更是需要放大长板培育区域个性，立足“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在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激烈的国际或区际竞争中突围。一是放眼全球审视区域个性。我们常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一个城市能否在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一个地区能否在激烈的国际及区际竞争中率先突围，取决于自身的个性是否突出。在制造业全球化过程中，生产国际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以及科技全球化推动生产要素加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带来“平坦世界”。跨国公司在这个“平坦世界”上凭借较强的控制能力及资源配置能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体，引起了产业级竞争及产业价值链之争。进入创新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处于高度开放状态，单打独斗的竞争路线及封闭式的创新体系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些注重区域个性的地区凭借其专业化和相对竞争优势，率先在扁平世界上创造出一个个“尖峰”。二是根植本土挖掘区域个性。区域个性是区域特质人格化的表达，是该地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多范畴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挖掘区域个性，即需要根植与特定地域息息相关的硬环境条件，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口与劳动力、科技资源、资本等，也需要根植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软环境条件包括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经济、位势、产业基础。挖掘区域个性，就是在自然资源、人文、历史，尤其是新兴产业方面，通过“比较分析”挖掘并识别出区域个性，并将这种“比较”下的环境条件转化为支撑区域个性培育的基础。三是发挥长板培育区域个性。培育区域个性的核心在于把握时代机遇、立足区域比较资源条件，开展区域产业选择，聚焦特色产业，赋予它后天的产业组织方式，进一步拉长长板优势，努力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助推区域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从全球范围来看，具有国际影响力、个性鲜明区域的崛起，往往是因为抓住了新兴产业的分解、融合和新业态发展机遇，因此培育区域个性需要抓住产业在市场、政策、趋势等方面的机遇进而挖掘区域个性，并加以政府引导，包括把握历史机遇进行精准决策、前瞻性的战略指引。
（二）越中心化越需要核心价值
纵观国内外世界城市、国际城市或中心城市，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对区域的引领发展，不仅取决于从内到外“四层面”，还取决于由己及彼“四转变”，亦离不开引领发展“四关键”。
从从内到外“四层面”来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或者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从内到外具有四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灵魂层。也就是一个城市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这些灵魂的东西，它是很难长期的、厚重的，或者说它不具备这个影响力、引领能力。二是内核层。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格局下，这个内核是产业发展或者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产业发展的水平、层级、结构及形态，只有拥有一流的原创、产业、新兴产业，才能在国际经济分工、全球城市格局上站位，才能最大可能追求区域个性。三是延伸层。即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经济发展带动了社会发展，或者以社会发展来体现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所在，这不仅体现在城市格局、都市文化、基础设施、公共事业，还包括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等。四是辐射层。就是从内到外的城市形象、品牌、影响、辐射等等。这四个层面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政策意义，在于一个城市在国际、国内的坐标不单纯是GDP的大小，而在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
从由己及彼“四转变”来看，在区域一体化加速演讲的过程中，传统的“极核-外围”单中心模型向多中心的城市网络体系转变，以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为主体的城市区域逐步形成。在城市网络中的城市，本质上是一个与其他城市有着内在联系的节点，城市的功能价值在于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互之间的作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心城市的功能地位将更多的依赖其在区域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关联密度、广度和强度。地区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关系发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竞争段位到竞合层级。新经济时代的城市竞争由于产业跨界融合而呈现出“竞合”、共生共荣的趋势。在城市“竞合”过程中，区域的生态化是基础，要素循环流动呈现开放、自组织的特征，从竞争主体看，由企业或企业联盟组成的生态圈系统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从竞争优势看，规模经济让位于范围经济、生态经济。二是从前台思维到中后台思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是发挥门户枢纽作用，作为区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伴随中国新一轮改革从以对外开放为主导迈入双向大开放新阶段，区域中心城市需要从“前台思维”转向“中后台思维”，注重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三是从单维联系到多维互动。伴随多中心城市网络的深入发展，区域一体化呈现出从经济一体化到全面一体化的演变轨迹。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需要不断打破传统产业链、供应链所带来的垂直化分工，而迈入产业跨界融合、地域文化认同、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交通互联互通、资源要素共享开放的多维互动新阶段。四是从虹吸效应到辐射带动。区域中心城市在形成初期，集聚要素占据主导地位，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明显。在这个阶段，中心城市由于建设功能性的“中心地”而对周边城市的发展产生虹吸效应。迈入区域城市网络新阶段，中心城市的功能更多是发挥其作为资源配置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和资本流转中心等辐射带动作用，以提升自身的功能枢纽能级作为基础，引领区域的协同发展。
从引领发展“四关键”来看，第一位的是观念领先。只有观念领先，才能战略制胜，才能走新的道路，这样才能有全新的组织方式、体制机制、政策体系，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抢占战略制高点以及发展的主动权。第二位的是善于抓机遇。根据不同的全球化发展阶段、时代发展阶段、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自身禀赋及比较优势，抢占发展先机，推进城市形态及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第三位的是让长板更长。核心是以拉长板的方式补短板，变劣势为优势，形成新的城市发展位势。第四位的是资源配置能力。基础性的是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的配置能力，高标准的是产业层面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先导性的是政府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能力。这四个关键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政策意义，在于一个城市在国际、国内的位势不再是根据比较优势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的发展模式，而是结合时代要求与发展阶段不断探索城市、区域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新形式，提升城市、区域发展层级。
（三）当前城市发展逻辑的变化
当前，城市分工与城市形态发生了重要变迁与变化。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天赋、自赋、他赋”，也离不开“卡位、抢位、站位”。“天赋”的往往是资源禀赋，也可以理解为区域个性，需要找到真实的本我，让自身长板更长；“他赋”的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赋予，来得也快去的也快，需要紧抓机遇；“自赋”往往是人择优势，需要自我塑造与不断超我，进而无中生有。“卡位”就是本来就应该能有的位卡上了，比如北京集聚了大量科教智力资源，开始搞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抢位”就是这个位给谁都一样，但被有备而来的人给抢去了，比如很多城市抢不同的牌子、帽子等等；“站位”就是自身基础不怎么样，但格局、视野不一样出现的势能就不一样。正是由于对这种“天赋、自赋、他赋”以及“卡位、抢位、站位”主观、客观的认识与把握，便产生了城市发展的差异与格调，影响了城市发展的轨迹与命运。
在过去一轮城市发展过程中，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政府既抓产业组织又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如国企及投资平台等），加强以修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在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地区建立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再加强招商引资（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和鼓励民营创新创业（建立出口导向型工业体系），等着大家都赚到辛苦钱了，然后再卖地卖房子，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后逐步解决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用经济发展来转移矛盾、解决问题。也正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很多城市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形成大规模基建能力等等，进而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对新兴市场的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模式输出等。
目前，进入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城市发展逻辑有了新的变化，甚至新的趋势，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讲故事/塑名片、营环境、搭平台、吸流量、提动能、打鸡血”。“讲故事/造名片”主要是立足区域个性给大家画个饼、找存在感，有想象力、吸引力和诱惑力，让更多人过来安家落户、创新创业和淘金；“营环境”主要是推进城市化经营，不仅是继续搞好基础设施以及造新的房子，更重要的是优化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搭平台”主要是培育科教源头、创新源头、创业源头、产业源头，核心是创新资源聚合的“池子”；“吸流量”，核心是人才、资本、技术，形成“中心-边缘”的城市发展结构；“提动能”就是讲短期的大项目招商引资、中期的新经济招商（新业态招商、平台招商、科技招商）、长期的创新创业长效活力相结合，产生更多的能量；“打鸡血”，就是让更多的企业家加大投资与扩大再生产、让中产阶层有更高的购买力与资产增值、让城乡居民有更大的获得感。
四、跨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群再造
（一）主要城市群跻身国家战略
我国近些年来加速将多个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直到2018年底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正式明确指出，将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互动融合发展。一般而言，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形成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形成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或者大都市联合体。新一轮城市群发展代表的正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到跨区域发展一体化。
（二）前中后台打破中心-外围
应该说，过去指导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理论主要是“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 ”，但现在看来这个理论基本代表了工业时代条件下的全球经济分工、产业分工与城市分工的发展痕迹，到了新经济的今天基本上过时了。这个理论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最早应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析”理论。该理论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前者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后者则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并不说明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体系，恰恰相反，它们是作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的，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当前，全球经济形态加速从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方向转变，这也直接决定了国际产业分工及全球城市分工体系结构变迁，出现了“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创新尖峰”并存的发展趋势，背后的核心是工业经济、创新经济在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组织分工、分配规则方面的全面差异化。更进一步而言，从工业经济的产品思维，到平台经济的平台思维，再到生态经济的生态思维，也都先后出现了“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的发展路径。伴随国际产业分工及全球城市分工体系结构变迁，全球产业版图及创新地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跨国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按照价值链高端走向价值链低端，向全球其他地区或城市进行制造业布局，形成“大脑”、“躯干”与“四肢”的城市分工体系。如今一些工业城市的中心地位趋降，一批创新型城市有望成为全球产业版图的新兴尖峰。哪些城市或者城市群，能够突出自身区域个性，整合聚合最优秀的创业人才、产业资本、先进技术、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以及土地、项目、资源等产业要素，并通过创业创新及产业化在这里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能在新经济地理意义上实现迅速崛起。
在“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创新尖峰”并存发展过程中，核心的发展问题，不是谁是中心、谁是外围的问题，而是一个城市如何提升前台、中台、后台的能力，多个城市如何体现前台、中台、后台有机结合的水平。就一个城市而言，前台就是流量的流进流出与资源的配置与分配，核心是产业主导权；中台就是不断出现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核心是创新及产业化能力；后台就是制造根基与资源禀赋，核心是实体经济基础条件与产能。就多个城市而言，前台城市一般是港口性城市，核心是从大小宗商品流转中心到资源配置中心、财富分配中心；中台城市一般是创新型城市，核心是要产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新兴产业、影响全球的知名品牌、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颠覆认知的前沿技术；后台城市一般是制造业城市与资源型城市，核心是发挥工匠精神与比较优势。目前很多城市、城市群，前台不像前台，是前哨；中台不像中台，是中场；后台不像后台，是后方。只有将一个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前台、中台、后台型城市紧密结合、有机结合，才能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体量以及影响力的创新尖峰、都市圈、城市群。
（三）加强一体化规划布局引导
在城市群条件下，对于布局规划引导发展的重点，核心是围绕空间范围纵横交织、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创新生态共生共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思想文化开放包容、体制机制相互弥合的基本特点，解决空间布局、产业导向、生态发育、基础设施、文化包容、组织方式等关键问题。空间布局不仅涉及到城市群的四至范围究竟如何跨区域，还涉及到每个城市如何使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在多个城市中错位发展、在单一城市空间上的有机结合。产业导向重点回答到底如何构建一个符合区域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确定哪些是规模体量大、带动系数高、辐射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的先导或者主导产业，哪些是成长速度快、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的主体产业或者重点产业，哪些是提供生成能力、支撑能力、服务能力、保障能力的基础产业或者培育产业，并回答在不同城市之间究竟如何分工。生态建设重点围绕区域创新生态发展特征，如何从创业创新体系搭建、创业创新主体发育、创业创新服务平台、创业创新资源配置、创业创新能力提升、创业创新机制完善等优化生态建设发展路径。基础设施如同“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张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样，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动脉，加速超级城市群建设发展。思想文化重点解决如何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商业文明、创新文明，产生更加开放、包容、融合、创新的区域文化。组织方式重点围绕在政府、市场、产业、企业、社会之间建立一个怎样的治理结构与协同推进机制，尤其是在资源配置、产业促进、产业规制、治理手段上的新举措新机制。
五、新经济地理的创新尖峰城市
（一）如何看待新兴的创新尖峰
在新经济地理上，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创新尖峰”，到究竟那些最具有代表性，而这种代表性又有什么共性及背后的逻辑？这可以从全球最大的发展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实践来阐释。如果说当前美国与中国在引领新一轮创新全球化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创造力的两个城市（区域），则是硅谷和深圳。为什么说硅谷好呢？因为硅谷代表了全球引领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是全球高端创业创新的源头。为什么说深圳好呢？因为深圳在一个科教智力资源薄弱的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的创业之城、创新之都。但这两个城市，都拥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这两个城市（地区）都先后发展为国际化移民型创业之城。只有国际化才能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只有移民型才能兼容并包、开放融合、博采众长，只有创业型才能将科教智力资源与产业要素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其背后，则是形成了一个共生共荣、活力涌动、自组织自成长的开放创新生态，或者叫做新经济生态、产业创新生态。
（二）如何衡量新兴的创新尖峰
在新经济地理上，一个城市、地区或者国家到底怎样才能崛起，不仅要遵循新经济地理发展结构与空间变迁的规律，关键是形成了怎样的新经济生态。这种“生态”，既不是以往的以政府加快向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服务政府转型而带来的营商环境，也不是“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推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选手+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拉手”的组织方式与结构，而是促进一个城市、地区、国家能够共生共荣、内生自生、闭环循环、自组织自成长“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的新经济“永动机”。在这个新经济“永动机”下，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能够把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流向产业、实业、企业、创业，并通过创业创新、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等方式，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并形成新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更进一步而言，新经济生态的核心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以及这两个生态有机结合的总和，也可以称之为“产业创新生态”，体现“世界是湿的”。 一般而言，“产业生态”更多的是侧重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从“块状经济-产业集群-产业生态”演变而来。其本质是生态经济，以链接一切、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生产、去中心化为代表，各次产业、各类企业、各类资源共生共荣、竞合发展、开放创新。与此同时，“创新生态”更多的是侧重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创新体系-创新网络-创新生态”演变而来。在推进国家与地方的创新发展来看，主要历经了创新体系、创新网络、创新生态三代路数，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形态开发、功能开发向生态开发，最终让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机制、创新环境更加开放、协同、融合。当前，只有具有质优的新经济生态，或者质优的产业创新生态，这个国家或地区才能在新经济地理上实现崛起、占有一席之地。
（三）如何打造创新尖峰型城市
从产业供给与市场消费的角度，在新经济地理结构变迁的视角与规律下，打造创新尖峰城市，核心是强调经济发展模式（含创新发展模式）与城市发展模式的系统转换与协同演进，以及集合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创新功能、人文功能的“科产城融合”发展理念。这个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用今天的语境而言，就是从要素/投资驱动、外生增长、外延发展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方向发展，从“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向“产业新体系、城市新空间、企业新梯队、发展新动能、要素新供给、服务新平台”方向转变；这个城市发展模式转换，用今天的语境而言，就是从“基础建设、划地成园、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功能配套”向“塑名片（讲故事）、优环境、营生态、搭平台、吸流量、提动能”方向转变。而这个“科产城融合”，“科”就是科教资源、科技成果、科技服务，从资源、环境、机制到成效；“产”就是新兴产业、新兴企业、新兴业态；“城”就是从城市环境到城市生态，使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在空间上结合。
六、城市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协同
新经济地理上的城市结构与变迁，核心说的是一个城市在全球化、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形成新的发展逻辑。如果用供需关系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自生的、内生的发展路径就是创新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而在当前，核心是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双转变双提升”。
（一）城市经营的两大发展模式
那么，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应该说，国内最早从理论到实践加强以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卓有成效的是杭州。但从目前来看，在理论上并不是很清晰，在实践上也需要矫正。应该说，无论是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从布局投入、过程组织、产出结果三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布局投入”，主要是什么样的功能定位、空间格局和资源条件；这个“过程组织”，主要是什么样的经营方式、治理结构、建设方式、组织方式等；这个“产出结果”，主要是产生什么样的形态、结构和水平。从这个意义上，城市发展模式就是在一定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空间（格局）以及相应土地资源（开发）条件下，通过一定的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开发建设以及城市更新等，形成特定城市形态、城市形象等全过程的发展结构、发展逻辑与发展机制；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在一定的产业功能（定位）、产业空间（格局）以及相应的要素资源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产业组织、产业治理以及建设发展、经济增长，形成特定的产业结构、产业形态等全过程的发展结构、发展逻辑与发展机制。
为什么要强调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斯蒂格利茨曾经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镇）化。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城市化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其原因在于，城市化既是重大的投资区间刺激，可以利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城市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的系列问题；又是重大的消费空间拓展，利用动产与不动产、消费品与耐用品扩大家庭与社会的消费；既是重大的城市环境再造，让更多的人融入现代都市生活，享用现代文明福祉；又是重大的公共服务提升，为更多的家庭、居民提供更有优质的消费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等。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有这么几条相互交织、甚至杂交的线：一是以土地、投资、城建为主的一条线，一是以人口、产业、经济为主的一条线，一是以服务、生态、环境为主的一条线。抓住了城市化就抓住了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权，才能打破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发展结构。当然，我们需要更加相信未来真正对是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三个变量——“一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或者叫做中国的新经济，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三是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这其中，中国的高科技带动的是价值跃升、中国的城市化体现的是需求拉动、人民币国际化加速的是财富分配，而这三个最具革命性的变量将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 两大发展模式的转变提升
那么，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范式又是什么？前面我们是从需求和供给的大概关系，界定了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实际上更多的是新型城市化与产业高级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范式主要由四种：一是以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范式主要体现在市级层面具有强大的资源统筹、组织动员能力的城市，甚至采用“统一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开发建设模式。以杭州为例，其城市战略就是以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和保障。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城市环境、城市服务、城市治理、城市形象往往有优势；缺点是经济活力不足、产业结构难以适应城市发展定位。二是以经济发展模式带动城市发展模式。这种发展范式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比较强大、市级层面相对薄弱的城市。以宁波为例，典型的表现就是经济建设优先，城市建设去适应经济发展；各区县分布式实施规划开发、规划、建设，以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建设。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建设相对理性；缺点是城市化水平不足、中心城市辐射力不足、城市形态与形象有待提升。三是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协同发展。这种发展范式主要体现在具有较高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城市化与生产力布局协同发展、城市形态与产业机构协同演进的城市。只有具有较高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水准的，以及具有较高的城市管理与产业组织能力的，才能优化城市化与生产力布局协同发展。比如深圳特区，虽然在起步阶段没有一定城建与产业发展基础，但也没有发展包袱，能够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四是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自生发展。当然，也存在一些城市比如温州，在城市化层面自由蔓延发展，在产业高级化上也没什么进展，更不要说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了。
更进一步而言，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到底转什么提什么？无论是城市发展模式还是经济发展模式，都面临着共同转变、共同提升以及协同转变、协同提升的问题。在转变层面，主要体现为如下方面：一是从高增长到高质量。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上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更加突出城市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的考核性指标、效益效率效能指标和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更加注重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提高，强调城市社会、经济、人文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深度融合。二是从外延式到内涵式。城市发展强调集聚、集约、集群，打破做大城市规模、拉大城市框架的传统思维，更加注重城市功能、城市承载力、城市创新能力、城市文化品质等城市内部价值的提高；产业发展的高端、高效、高价值链环节、高附加值，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向新经济方向转变。三是从外生型到内生型。打破外需拉动、出口带动、招商引资的外生型发展模式，更加强调内需拉动、创新创业、根植发展等内生发展路径。四是从功能性到特色型。当前城市与产业的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个性发展、传承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题，需要更加强调的城市个性化和生命力以及产业的区域个性，避免陷入空间形态“千城一面”、经济形态趋同、产业发展一哄而上等弊病。五是从重环境到重生态。不仅注重自然环境、营商环境，更加注重产业生态、创新生态、文化生态。
与此同时，在提升方面，也要加强如下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战略位势，以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等，尤其是成为新经济地理中心。二是创新发展理念，坚持新型城市化与产业高级化发展道路，建立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区域创新共同体等，实现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协同演进。三是优化功能布局，以功能提升为核心加快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协同发展，从规划的源头、开发建设的源头促进城市功能与产业功能相结合。四是提升结构形态，围绕国际高端产业价值链、国际城市分工的制高点，不断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进阶发展。
（三） 两大发展模式的协同发展
促进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的核心，或者说加快抢占新经济地理上顶层设计的核心，需要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结合：一是促进城市功能与产业功能耦合发展。一方面，城市功能定位决定产业定位/段位，城市功能影响产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不管是城市的一般功能还是城市的主导功能，都需要产业形态作为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城市功能提升。二是促进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有机结合。很多时候城市功能和产业发展在空间上是重叠的，城市功能的实现和产业的发展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地理空间中，在城市里面体现为功能区的形式。不同功能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并且自城市核心区向外辐射形成一定的梯度布局。由于空间和区位条件的异质性，城市功能的实现和产业的发展必须根据空间特点，由专门的空间来承载，或展开梯度布局，或形成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结构。三是促进土地供给与资源配置有机结合。优化土地财政收支结构，打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降低地方财力城建建设的硬支出，强化土地统一储备与交易、土地稽查及挖潜，加快向空间、向地下、向效率要地等；尤其是在土地、信贷以及能耗指标收紧的情况下，强化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及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能力。四是促进城建投资与产业投资有机结合。优化财政支出在城建建设、产业扶持的资金配比，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城镇化、分享城镇化，用好民间资本并促进非公经济发展，走出城市化化投资建设过程中政府直接债务较高、外部游资过多而民间社会投资动力不足，政府投资平台路径依赖较重等困境。五是促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协同进阶。从规划、战略、政策的源头促进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结合，以城市形态促进高端产业结构生成，以高端产业结构演进支撑城市发展，逐步解决生产力布局与城市功能或配套服务设施的矛盾、产业结构与城市定位和形象的矛盾。六是促进城市经营与产业组织协同发展。不仅在城市化领域强化以城市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经营主体，根据城市功能对城市环境的要求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以公共资源为主体的各种可经营资源进行资本化的市场运作，还要在经济建设领域从公共服务提供到创新服务集成、再到新型产业组织，全面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七是促进城市治理与产业治理共同发展。针对城市与产业发展失衡等，大力提升城市治理、产业治理能力，建立适宜现代都市生活、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八是促进城市更新与产业更新有机结合。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构筑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闭环的过程中，由点到面、由线到片，大力推进城市形态、街道建筑、自然人文景观、道路设施、城市绿道、老旧厂房、城市空间的有机更新。九是促进城市形象与产业名片有机结合。促进城市与产业的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个性发展、传承发展，鼓励以城市历史文化为名、以自然资源条件和地理风貌为名的特色城市，促进以城市特色产业、以城市特殊功能为品牌的品牌城市。十是促进城市服务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以及经济建设带动社会建设，强化城市服务供给侧改革、切实落实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出服务结构失衡，提升城市居民的体验感、获得感。
七、科产城人融合抢占创新尖峰
我们说，在新经济地理上，一个地方的人口版图、创新版图、产业版图、财富版图将构成新经济地理的城市发展结构，而创业地理、创新地理、产业地理与文化地理决定着经济地理版图的演变与变迁。如今很多城市、区域、国家在新经济地理上站位、抢位、卡位的过程中，一般是通过创新功能“三城”汇聚，优化创新版图、抢占创新地理制高点；通过产业功能“三集”跃升，优化产业版图、抢占产业地理制高点；通过人文功能“三宜”发展，优化人口版图、抢占创业地理与人文地理制高点；通过城市功能“三区”，不仅优化财富版图，还在空间上实现创新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
（一）创新功能“三城”汇聚
一般而言，产业基础雄厚、科技资源相对薄弱或者局部集聚的地方一般搞科技城；产业基础雄厚、科教智力资源相对薄弱或者局部集聚的地方一般搞科技城；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国家布局密集、地方财力充裕的地方搞科学城，但科学城只有走出科学才能避免很难成功的宿命。
科技城。国内科技城的诞生有两种路径：一是为弥补本地科教资源不足，依托已有产业优势、吸引高端要素集聚而设立的科技城，如宁波新材料科技城等；二是依托国家“”、以引进高端人才为核心而设立的“未来科技城”，如天津、武汉、杭州等地。这个阶段的科技城主要探索的还是面向高技术产业前沿，吸引高技术公司空间集聚，打造促进产业增长的高科技产业园区，通过融合研发、产业、城市功能实现高科技区域化的创新实践。在此背景下，科技城必然是以科技产业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城市要素为载体，以创意文化为底蕴，以区域治理为支撑，致力于打通基础研发、技术原创、新兴产业的发展通道。国内科技城经过20余年发展，已经成为崭新城市空间和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断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及空间结构，并呈现出三种科ž产ž城融合特征：一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核心是科技产业化及产业高新化，体现的是对原创技术、产业的孵化、衍生及培育能力；二是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核心是产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发展，体现的是产业经济和空间（功能）布局的契合；三是城市与科产功能融合，核心是城市形态和城市品质双提升，体现的是城市服务对高端要素的吸引集聚与支撑能力。
科教城。国内的科教城一般是依托大学城、大学科技园等建设发展起来，集聚了大量高校院所学科专业和人才技术资源，如常州科教城、广州科教城、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等，以打造成为区域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为方向。这个阶段的科教城以不断打破校区、园区、社区以及研究者、生产者、用户和企业的边界为重点，如北京海淀区、上海杨浦区、南京栖霞区等区域以深化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联动”，推进产城、学城、创城“三城融合”为基本路径，共建创新空间载体、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共建沟通交流渠道以及加速高效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伴随新经济时代，创新要素循环化流动加速、社区与创新功能深度耦合，新阶段的科教城需要发挥学科优势、以前沿科技创业为核心加速高效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坚持以贴近市场需求的新研发为核心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引入平台化生态化的科技服务提升双创服务能级，发挥创业型大学作为生态重要建设者的作用不断丰富创业教育体系，充分对接大企业平台化的开放式创新需求升级产学研合作，重点在成果落地转化、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合作共建、要素循环流动、跨界沟通共治等校地企协同机制上进行突破。
科学城。从1980年带着硅谷之梦回国的陈春先提出在中关村建“中国硅谷”、打造中关村科学城开始，各地开始依托区域丰富科教资源，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设立科学城，如绵阳科学城、广州科学城等。这个阶段的科学城更多是一种在科学技术革命和教育改革的基础上，通过高度集中知识、技术、人才资源，创新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的科学研究综合体、区域性科研组织形式，具备科学/科技功能，强调基础研究、技术原创，通过集聚效应提高区域科技研发整体能力，但是往往缺乏产业功能和城市功能。伴随2018年北京将“三城一区”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平台，国内科学城将迈入发展新阶段，即科学城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发挥主平台作用，通过集聚创新主体、汇聚创新要素、承载创新功能，融合文化制度创新、空间环境营造、国际开放环境支撑，以创新生态水平提升成为创新中心的理想形态。同时，伴随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纵深发展及历史交织，科技创新向跨领域多主体协同创新网络转变，创新流程从线性链式向协同并行转变，创新模式由单一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转变，科学城通过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快形成产学研一体的大科技大创新的发展格局。
（二）产业功能“三集”跃升
一般而言，“集聚”的内涵要突出空间安排-布局结构、“集群”的内涵要突出网络生态-组织方式、“集约”的内涵要突出结果绩效-发展方式。具体而言，“集聚”也就是“产业高度集聚”，核心是说在多大的空间上集聚了多少企业、主导产业是否过于宽泛，产生了多大（以及占当地比例）的经济社会效益，源头在于空间布局结构。“集群”也就是“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链条完善、服务配套完备、产城深度融合”等，重点考察价值链条是否完善、创新网络是否形成、服务平台是否完备、产城是否深度融合、区域分工合作情况。“集约”也就是“综合效益突出”，核心是投入结构水平、资源利用效率、单位产出效益以及生态文明环境，具有较强的结果、绩效色彩。
目前，很多城市在要打造千亿级、百亿级现代产业集群，这背后需要弄清楚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的升级路径及政策布局。一是从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变，就是针对传统块状经济条件下，累积形成粗放发展、层级不高、零散布局、配套残缺等问题，从组织方式优化角度出发，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全面提高产业竞争能力，打造产业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二是从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变，就是针对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累积形成项目依赖、要素依赖、创新不够、源头不强等问题，从发展方式转变角度出发，加快产业集约发展，率先形成创新驱动格局，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三是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就是针对传统县域经济条件下，累积形成条块分割、产业雷同、单打独头、重复建设等问题，从布局结构优化的角度出发，加快产业集聚发展，全面提高产业支撑作用，铸就产业落地集聚的主平台。
（三）城市功能“三区”承载
以往我们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行政区，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现了大量功能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更多的政策区。无论是传统的行政区，还是主体功能更突出的功能区，还是强调体制机制与先行先试的政策区，都成为优化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其中，“政策区”与功能区、行政区融合是最大趋势，打通政策功能、经济功能、城市功能。
功能区。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功能区基本可以理解为园区，园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强大组织动员的表现。中国的园区种类繁多，有“扩大开放的产物”——经开区、“结构改革的产物”——高新区，也有一些特殊监管区——保税区/保税港/综保区等，亦有承载区域小范围多重功能创新的特色小镇、专业园等。可以说，功能区前期通过外向型工业经济或开放型创新经济，助力各城市完成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积累。伴随中国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有很多人质疑功能区的存在，比如全域创新化后是否还有高新区的存在价值？创新驱动发展之后经开区和高新区还有区别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空间幅员辽阔的背后，是东中西城市以及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长期存在，功能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发挥其作为双向开放平台、科技创新洼地、新兴产业高地和新经济引爆点的价值。
政策区。“政策区”最初是由国外城市规划实践过程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表征城市发展过程中制订并采用特殊政策的地区。而在国内，是从国家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再在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区”在少数试点城市先行先试之后开始向全国推广。顾名思义，政策区以政策制度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是改革开放在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破题选择，包括经济特区、新区、自创区、自贸区（港）、全区改等等，当然经开区、高新区、海关监管区也具备“政策区”属性。政策区强调的是以自上而下的示范引领和自下而上的试点突破相结合，是解释更多城市发展背后的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来源，是学者说的“政策的空间投影”。
行政区。一方面是行政区与功能区有本质的区别，行政区是完成国家常规管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管理主体，集中体现为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多重关系；另一方面行政区与功能区“两区合一”成为诸多城市的治理探索，如苏州高新区与虎丘区合并、沈阳以高新区为基础组建新的行政区-浑南区，这个时候功能区实现了对辖区内完整且独立的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管理权限，行政管理、监督机构齐全，拥有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目前，行政区在新一轮机构改革纵深推进背景下，不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适应新经济的创新型服务政府。在新经济地理话语下，因为当前需求变了政策供给要变、时代变了组织方式要变、创新变了政府作用要变，创新型服务政府就是以打造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设计者、建设者、维护者，做“第四方新型产业组织者+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者+第二方精益提供者”。
表：行政区、功能区、政策区基本情况比较
（四）人文功能“三宜”发展
科产城人融合可以现象地理解为宜居、宜业、宜游，就是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实现人性化宜居、人本化宜业、人群化宜游。现在很多地方以新兴社区建设为抓手，按照研发、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产业布局与城镇化生活与相协同的理念，建设前端研发、生产，后端生活、居住、人文功能协调共生的“高科技社区，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资源。主要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社区作为城市的最基本单元，可以变得更加充满人文关怀、智慧、低碳、共享，如作为“浙江经验”的新探索，浙江省启动建设“未来社区”构建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能源、物业和治理等九大场景。
伴随数字化、智能化的到来和推广应用，以数字城市建设为抓手，推动“IMABCDE”新技术集聚应用（IMABCDE分别代表IoT，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推动城市建设“智能+”、环境氛围“人文+”、管理服务“社会+”。现在很多地方都发布了面向2035、2050的中长期规划，提出了将城市作为未来试验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提供一切实验场景，更彰显城市独特科技感、人文感和IP感，随处可见新科技、随时可见新创意、随地可见新思想，以新兴文艺区、创意建筑活力地标、人文科技主题展等汇聚一批“网红打卡”点；同时，坚持有形空间和虚拟空间完美融合，形成适合新生代人群和创新主体需求的空间环境和时空结构，其中有形空间环境更加强调公共空间环境、私人空间环境等空间基础设施的高效化，虚拟空间更加强调关注强联系虚拟空间和弱联系网络环境的自由开放。
结语
当前，创新版图重构必然引起产业版图重构，人才、资本流向哪里哪里就必然崛起，哪里的创业最活跃创新资源就流向哪里、新的产业就在哪里涌现。伴随“工业中心化、立新经济尖峰”并存发展，很多城市、地区、国家等，都需要把握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规律，探索打造全球、国家、以及行业领域新兴“创新尖峰”的组合拳。这种组合拳，一定是抓住创新全球化与跨区域一体化发展先机，把握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协同演进规律，强调区域个性根植、新兴产业引领、开放创新格局、科产城人融合、全球资源配置与创新生态赋能。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城市、地区在“平”的世界上、在“湿”的世界里，成为全球新兴的“创新尖峰”！
作者介绍：徐苏涛，长城所副总；谢盼盼、岳渤、程淑红，长城所合伙人；张欢，西安院副院长；傅萌，青岛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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