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对区域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将在未来三十年充分释放

作者：徐苏涛、刘佳薇、岳渤、王娜、于静怡。

时代变了，科技火了

2020年是很多五年规划、中长期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很多五年规划、中长期规划的谋划之年。站在近、中、长期规划之交的历史节点与发展拐点上，相对于科技创新工作，一言以蔽之，“时代变了，科技火了”。

为什么当前及中长期是“时代变了”？主要有三层含义：

一是最大的变化就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全面爆发，将成为人类社会、全球经济、国家繁荣、地区发展最大的变量与驱动力，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与以往产业技术革命所不同的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打破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逻辑，转而以生活方式反向决定生产方式，呈现出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变革大破大立的发展态势，不仅进一步出现大量前沿科技、黑科技、硬科技，还将促进全球经济加快进入新经济时代。

二是对内而言，主要是中国的发展阶段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从工业化后期逐步向后工业时代转变，成为新时代新发展的客观条件，提出了新的需求。将逐步从最大的生产国、出口国以及制造大国到最大的消费国、进口国乃至科技强国，从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全球经济中心、经济重心将全面转移到中国，单靠自主创新难以持续引领支撑科技强国建设。

三是对外而言，主要是新一轮全球化变了，一方面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进一步走向创新全球化，打破了以往以制造业全球化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活动方式，加速了开放式创新，创新了全球经济活动方式；另一方面伴随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趋势加深，国际竞争走向体系对抗与体制深化，形成了倒闭压力。

在“时代变了”之下，毫无疑问的是“科技火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技创新的内涵随功能地位而变。伴随人类社会从无农不稳的农业文明、无商不活的商业文明、无工不富的工业文明到无科不强的创新文明演进，科技成为带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以往作为科教文卫工作之一部分的“小科技”逐步向引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科技”方向转变，以科研、科教、附属于产业的“科技工作”逐步成为以产业导向、体现创业创新、加速生态赋能、深化结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属性的“科技创新”工作。

二是科技创新的层级随战略导向而变。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在自主创新战略下，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合作创新以及独立研发等形成了以跟随式创新、适应性创新、集成型创新为主的创新范式。在第二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在中长期内，需要在局部领域引领创新、主体上自主创新的战略导向下，形成引领性创新、颠覆式创新、原始性创新与跟随式创新、适应性创新、集成型创新并重的创新范式。

三是科技创新的重心随发展阶段而变。近年来，在我国产业地图与创新版图上，逐步出现了“创新从园区走向城市，产业从城市走向城市圈，开放从城市群走向经济带”的发展态势。某种意义上，高新区、自创区作为“小生境”已成为经济发达与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的“城市”，对于一批GDP前30、前50的城市迫切需要逐步成为全域创新之城。以超级城市群为极点，以经济带为辐射面，以创新型城市为主要单元，以园区为节点，将成为科技创新工作的新结构。

四是科技创新的路数随创新布局而变。在科技创新布局方面，基本上遵循了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区域创新网络、国家/区域创新生态三个代际。最早是按照创新区域、创新城市、创新平台、创新园区、创新项目来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创新体系，让创新有地可依靠；后来是促进政产学研多位一体的开放式创新格局，让创新成为集体行动；如今则需要以新经济生态圈构建为核心，以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新创业、以科技创业带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带动新兴产业。

五是科技创新的范式随产业发展而变。伴随产业发展从工业是工业、商业是商业、消费是消费、供给是供给以及三产泾渭分明，逐步走向工商一体、工序一体、产业跨界，尤其是消费反向决定生产，创新范式逐步从正向的链式创新，走向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这个“反向”是市场交易的、商业应用的、场景服务的、终端产品的反向；这个“逆向”是从产业化、转移转化、商业化、共性技术到基础研究的“逆向”。

制造变富，科技图强

自中国入世以来，伴随中国制造的“野蛮生长”而来的产业需求以及扩大开放“市场换技术”的红利，中国的科技对产业发展、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甚至在局部领域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并呈现出如下现状及趋势：

一是科技领域上从以跟跑为主到跟跑、并跑以及领跑并重。自上一轮国家科技中长期战略（2006-2020年）实施以来，伴随中国制造崛起，中国的科技创新由过去的跟跑为主，逐步地转向更多领域中并跑、领跑，有关统计表明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逐步引领世界潮流。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新一代通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为一体，并与空间技术与工程、自动驾驶、细胞研究、先进材料、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等相结合，将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创新层级上从软创新、薄创新加速转向厚创新、硬科技。在科技创新带动支撑下，产业技术创新从面向应用创新、实用新型、商业模式创新支撑为主的薄创新、软创新，加快向强化基础研究、局域自主可控与安全可靠、成系统成体系等特点的厚创新、硬科技方向发展。在新材料、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技术依赖型产业领域以及基础零部件、“核高基”等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先后取得系列突破

三是科技投入上加速两级政府、大中小企业以及社会共投。在科技投入方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自上而下财政科技投入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手；大企业已经成为覆盖技术生命周期、全创新链投入的重要主体，并带动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产业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社会资本，在新研发、新科技方面不仅发挥了重要的资金杠杆作用，还起到了重要的产业组织作用。

四是创新高地从高新区为主逐步走向创新城市与城市群。在以往的发展阶段与体制机制下，推动科技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体系的核心载体是国家高新区，近年来诸多创新型城市纷纷跳出高新区的政策覆盖范围、生态环境，形成全域创新之城。创新型城市或者全域创新之城，已然成为科技创新高地，并在局部范围内呈现出城市群协同发展态势。

五是技术来源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研发与合作创新为主。改革开放第一个三十年，伴随全球产业转移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逐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市场换技术”等方式，迅速实现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近十年来伴随自主创新战略实施等，自主研发、合作创新逐步加大。伴随越来越多新兴产业技术领域处于同一起跑线，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等倒逼压力，以原始创新为核心的技术源头既具备条件，也具备一定基础。

六是科技伦理逐步从科技创造财富到科技向善方向发展。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下，科技主要用来创造生产力和财富；伴随硬科技、黑科技、深科技等前沿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不仅仅被用来创造生产力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带有道德情操地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福祉。尤其是伴随黑科技、深科技、硬科技的涌现，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即科技伦理越来越重要，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最受尊敬的企业，不仅仅是利用科技手段赚钱，更重要的是为全人类以及全世界发展谋求福祉。

新经济地理成为圭臬

在以往的经济地理条件下，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发展，往往具有如下几种发展模式：一是凭借传统经济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如依靠煤炭、钢铁等资源或港口、沿江等区位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二是依赖计划经济条件下重大生产力布局，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关城市；三是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中心化发展，如省市统筹资源发展起来的、具有较高首位度的省会城市；四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叠加红利释放，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经济区等。

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主要有如下变化：

一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新经济的发展空间从立足物理空间转到借助虚拟空间。具有游戏规则制定权、定价权、分配权以及主导权的平台经济成为制高点，而打破时空分配的流量经济成为各国各地区角逐的重要蛋糕。如杭州依靠平台经济迅速崛起。

二是由于生产力不断提升，新经济的区域战略从注重资源禀赋转到注重人择优势。无中生有的新经济地理中心出现弯道超车的可能，依赖比较优势的经济体会越来越显得路径依赖与边缘化。如贵阳成为丑小鸭变凤凰典型。

三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放大，新经济的资源配置从要素资本驱动转到愈加跟着人走。“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相继过时，而以人的价值驱动为核心，强调创新资源与产业要素跟着人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四是由于全球化不断延展，新经济的发展条件从成本最优转到生态最优。不再是哪里成本最便宜，资源要素、产能产业就流向哪里；而是哪个地方的创新生态越好，新的创新人才、资本、技术等就会流向哪里。

如何认识科技对区域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核心是认识科技以及科技创新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这其中，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以信息技术的突破及推广应用加速产业变革离不开科技，生产力的整体提升离不开科技的含量与经济的技术构成；与此同时，创新驱动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驱动，哪里的生态最好不是指自然生态，而是指创新生态。也就是说，脱离科技和科技创新谈新经济地理毫无意义；更进一步而言，科技是新经济地理的推动者与组织者。

在科技赋能区域、科技创新带动区域发展实践中，也出现了如下现象：科教型城市不一定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但毫无科教智力资源的城市就没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往往不是科教型城市，但没有一个创新型城市不重视科教智力资源的布局及配置。

其背后的规律在于，在创新面前：

一是城市氛围比科技基础更重要——不是很多高新区成就了哪个城市，而是哪个城市成就了高新区；

二是企业家比科学家更重要——企业家的天职是创新，科学家重在科研；

三是创业比创新更重要——创业是最大的创新；

四是市场机制比政府作用更重要——寻找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

五是开放创新比闭门造车更重要。其原因在于，创新不是一味“输血”的科研，而是能够“造血”、赚钱的技术经济。

中国创新版图将重构

简而言之，中国的创新版图将呈现出“三极四带百城多平台（节点）”的空间结构与竞争新格局。在整个创新版图上，核心是处理好人文地理、创业地理、科创地理、产业地理的关系。这其中，创业地理、科创地理、产业地理与文化地理是环环相扣的，决定着经济地理版图的演变与变迁。创业地理犹如“叶”，科创地理犹如“茎”，产业地理犹如“干”，而文化地理犹如“根”。需要以文化地理带动创业地理、创业地理带动科创地理、创新地理带动产业地理。

“三极”

立足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引领性、地区带动性以及新时代特色的三大世界级创新高地与战略增长极。三大城市群围绕科技创新战略平台建设以及新经济生态构建加速区域一体化，加快构筑空间范围纵横交织、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创新生态共生共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思想文化开放包容、体制机制相互弥合的创新共同体。

具体而言，京津冀创新经济增长极需强化国家战略布局承载力，提升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与产业创新协同能力，强化国际交流合作、全国技术辐射以及北方经济带动；长三角创新经济增长极需突出产业导向、市场机制、企业主体的创新优势，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布局，提高科教智力密集度，全面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带动长江经济带开放创新，加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粤港澳创新经济增长极需突出开放创新优势，进一步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抢占产业主导权，辐射华南西南、南亚东南亚等地区。

“四带”

围绕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丝路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创建具有国家创新主体功能、形成开放创新格局、加速新一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大创新经济带。四大创新经济带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生成能力、科技服务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生态赋能能力、制度创新能力，深度促进科技与经济、产业与金融、产业与产业深度、科技与地区四个深度融合，带动我国加速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方向转变，探索具有地区特色、新时代活力、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创新之路。长江经济带重点面向南方创新经济共同体构建，黄河经济带重点面向北方创新经济共同体构建，丝路经济带重点面向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沿海经济重点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百城”

培育百座创新之城，包括10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创新之都、1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全域创新之城、30家具有区域引领作用的创新型城市、50家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型创建城市。加快建立完善以硬科技创业为导向的新研发新转化、以新兴产业生成为目标的新梯队新高地、以创新生态赋能为核心的新服务新格局、以新治理为根本的新制度新机制，全面实现“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高新企业-高新产业-高新园区”，“新要素-新生境-新格局”以及“创新治理-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的高效循环。

“多平台（节点）”

培育壮大发展一批以国家级创新功能区为主体、省级高新区为后备、其他创新型战略平台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态、多功能的创新功能平台（节点）。在“多平台（节点）”上，逐步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协同发展、资源要素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创新合作的局部开放创新生态圈，建成具有新时代活力的创新生态与新兴产业组织体系。

创新城市将异军突起

科教型城市、制造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商贸型城市、文旅型城市、枢纽型城市、农业型城市等等不同类型城市，都需要找到适宜自身发展的创新模式或创新发展道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找到自身的方位感；把握好自身的区位条件，找到自身的突破口；立足一定发展阶段及发展要求，打出创新发展的组合拳。

——对于很多科教型城市，往往是立足科教智力资源优势加快创业式创新，跳出局限在中间件、半成品的技术锁定，破除知识分子的酸气、体制机制的羁绊，以产业为导向、以市场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以商业为手段，将硬科技与软创新相结合，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与高技术产业基地。

——对于很多制造型城市，往往是立足实体经济强化科技赋能，跳出生产决定消费的工业路径依赖，发挥企业家主导作用及创新精神，以产业跨界带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一维产业向二维产业、三维产业迈进，为实体经济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打造产业创新中心及高端制造基地。

——对于很多资源型城市，往往是通过生产力提升与财富转换将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打破“有资源无创新”的资源魔咒，加快产业链向中下游延伸、向逆向穿透，促进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攀升，打造资源型产业创新中心以及资源要素配置中心。

——对于很多商贸型城市，这些城市一般是沿海沿边城市、港口城市或商业城市等，往往是在内外贸以及大小商品流进流出的过程中，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与科技兴贸，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加速开放式创新，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打造开放创新中心。

——对于很多枢纽型城市，往往是将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流动优势、门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将人流、物流、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进而转化为价值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中心。

——对于很多文旅型城市，往往是将内容优势、流量优势转换为数字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打破“富文化穷经济”或“富生态穷经济”发展循环，打造场景创新中心。

产业技术创新制高点

瞄准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等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技术主导权与发展主动权，支撑面向现代产业新体系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着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创新范式从跟随创新、适应创新、集成创新向引领创新、颠覆创新、原始创新方向转变，强化优化前端基础研究、中端共性技术、后端应用技术的供给及供给结构。重点是面向产业谈技术，围绕技术讲创新，透过创新促产业，尤其是从注重技术生命周期后端的产业化逐步向中前端方向位移；不再是从单纯的技术预测到科技项目计划，而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预测反向地、开放式地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加快产业技术创新。

——面向现代产业新体系。未来支撑地区发展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将是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等有机构成。其中，未来新兴产业指的是依靠前沿技术创新、硬科技创业，当前尚未形成产业、未来将对产业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产业，从目前来看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带动的智能科技、数字科技、生命科技。原创新兴产业指的是某一产业或其细分领域在某一地域率先出现、形成规模，并对本地产业形成较大带动系数、对全球业态创新或产业创新起到重大影响的产业，主要依赖于区域创新、产业试错与体制机制创新等。战略新兴产业主要体现为战略性强、技术含量高、带动系数大，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体作用，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指在通过产业跨界融合、业态创新、新旧动能转换等出现新的爆发点的产业。

——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重点加速前沿技术“抢跑”，促进尖端技术“并跑”，加强瓶颈技术“跟跑”。依靠前沿技术研发、硬科技创业、黑科技研发、深科技应用等，在与国际相比具有局部优势的先进技术领域加快抢跑，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加快将厚创新与薄创新、硬科技与软创新相结合，在与国际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先进技术领域加快并跑，要找到突破点，加速形成领先优势；围绕国际上成熟、国内较为薄弱或落后的关键技术、瓶颈技术，以非对称战略创造机会加速换道超车。

——优化技术创新新机制。伴随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以及跨界，使全球经济形态由以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工业经济转向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创新经济，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创新范式、组织方式、赋能模式，全面激活释放新型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及产业竞争力。从创新范式来看，相较于正向配置资源的链式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家为主导、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的逆向创新，能够从产品终端、行业场景、市场交易等后端反向配置及整合资源，将实现创业、研发和产业化的高度一体化，是短周期的、最经济的创新范式。

科技创新工作新路数

站在改革开放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到第二个四十年的历史拐点上，地区或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是围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引及要求，将引领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突出“新源头、新动能、新生态、新治理”高质量创新发展四大时代主题，加快建立完善以硬科技创业为导向的新研发新服务、以新兴产业生成为目标的新梯队新高地、以创新生态赋能为核心的新要素新格局、以新治理为根本的新制度新机制，深度促进科技与经济、产业与金融、产业与产业深度、科技与地区四个深度融合，实现“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高新企业-高新产业-高新园区”，“新要素-新生境-新格局”以及“创新治理-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的高效循环，加快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协同发展、资源要素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创新合作的新经济生态圈，加快建成全域创新之城，探索具有地区特色、新时代活力、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

——新源头活力涌现

强化“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有机结合，进一步将软创新与硬科技创业相结合、突出研发创新转化一体化的垂直创业，坚持以“产业导向的研发方向、市场运作的枢纽平台、企业主导的伙伴计划、政府引导的组织方式”为代表的逆向创新模式，加快形成以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专栏1：突出新源头活力涌现

突出“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三大源头，建立完善以高水平科技创业为导向的新研发新服务，突出研发创新转化一体化垂直创业、加速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不断提升创业源头、创新源头、服务源头“永动机”的作用。

——突出高能级科技创业。以新的创业群体、新的创业类型、新的创业领域、新的创业服务以及新的创业治理，提高创业发展层级、创业发展能力以及创业成活水平，壮大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源头。重点加快高层次创业群体培育、突出高水平科技创业引领、抢占高技术前沿创业领地、提升高效能创业育孵服务。

——加快融通型逆向研发。建立完善市场运作、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新研发枢纽平台、伙伴计划、组织方式，打破线性研发模式，开展系统性的创新，重点推进市场运作新研发枢纽平台、企业主导新研发伙伴计划、政府引导新研发组织方式。

——促进科技服务新供给。突出科技服务的产业发展与服务体系建设两大属性以及资源配置核心功能，加强科技服务业业态创新、科技服务体系支撑力以及新服务资源配置功能，不断促进科技服务新供给能力。

——新动能爆发成长

突出“高新企业-高新产业-高新园区”三大新动能，加快形成以“新业态创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独角兽企业-高科技大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梯队，促进产业数字化、园区场景化、创新生态化相结合，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国际引领、国内辐射的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区域地标，不断提升企业协同发展、产业跨界融合、区域平台赋能水平，促进产业发展模式、企业发展模式、园区发展模式协同演进。

专栏2：加速新动能爆发成长

突出“科技企业、新兴产业、创新高地”三大新动能，加快以新兴产业生成为目标的新梯队新高地，不断提升企业协同发展、产业跨界融合、区域平台赋能水平，探索新型增长方式与创新发展模式。

——培育高质量企业梯队。通过实施国家高技术大公司战略、国家瞪羚独角兽培育计划、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科技中小企业路线图计划等，加快形成以“新业态创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独角兽企业-高技术大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爆发式成长企业梯队。

——强化数字化产业跨界。面向战略产业、未来产业、原创产业、新兴产业等，加快形成多层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强化以场景业态创新为引领的产业育成机制，不断提升优化各类产业化平台的产业组织能力与组织方式。

——壮大世界级创新高地。围绕世界级城市群、国家级创新城市、国家级科技园区和创新功能区，壮大三大全球创新经济带、培育三十座全域创新城市、发展三百家国家级高新区、布局三千家国家创新节点，建立完善国家、地方自主创新体。

——新生态赋能加持

突出“新要素-新生境-新格局”循环，促进人才、资本、专利技术、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高效对接及循环，建立完善适宜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发展环境与文化氛围，以内向的国际化高端链接、外向的国际化高端辐射加快拓展开放创新新局面，探索生态赋能型组织方式与发展结构。

专栏3：强化新生态赋能加持

突出“资源要素、环境氛围、开放创新”循环，加快形成以创新生态赋能为核心的新资源新格局，不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开放创新新格局、环境氛围新生境发展与服务水平，探索生态赋能型组织方式与发展结构。

——聚合资源配置新要素。强化多层次人才体系构建，加快科技金融创新，实施专利技术标准战略，促进经验知识传播，提升企业级市场化配置资源能力、产业级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区域级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能力。

——拓展开放创新新格局。以建立国内多层次开放创新经济圈为核心，以内向国际化高端链接、外向国际化高端辐射为两翼，加快拓展开放创新新格局，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点建立多层次开放创新圈层、强化与发达国家高端链接、突出对新兴经济体高端辐射。——优化环境氛围新生境。建立创业中国服务品牌、大力开展新经济创业教育、营造新时代创业创新文化、完善国际化法制营商环境，全面优化环境氛围新生境。

——新治理结构优化

政府加快成为创新生态顶层设计者、建设者、维护者，加快从第二方科技行政服务向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第四方新兴产业组织方向发展；将企业主导的市场资源配置、产业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政府主导的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相结合，完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完善“点、线、面”结合的新经济制度，破除制约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促进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符合新经济形态与新经济模式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

专栏4：推动新治理结构优化

立足新经济生态构建与创新生态演化规律，推动面向新组织、新业态、新场景、新动能, “点、线、面”结合的新经济制度系统创新，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立完善促进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符合新经济形态与新经济模式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

——聚焦新业态企业制度诉求突破点上市场规制改革。以独角兽企业等新经济市场主体对工商注册、行业监管、市场准入、行为许可等方面的制度性诉求为突破口，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深化行政垄断、国有垄断等领域市场化改革，打破传统市场规制对新经济发展的束缚。

——围绕跨界与场景创新加快线上产业制度原创。深入实施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战略，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等新业态、新场景、新产业和新组织方式加快推进产业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原始创新,抢占新经济产业治理的主导权。

——设立新经济制度创新实验区探索面上新经济治理沙盒。在有条件的国家创新功能区等地区设立新经济制度创新实验区，鼓励从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基建设施、市场规制、产业政策、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积极探索试错，全面推进符合新经济生态构建与创新生态演化的新治理模式，为全球新经济治理树立中国标杆。

作者简介：

徐苏涛，长城所副总；刘佳薇，科技管理总监；岳渤，平台业务副总监；王娜，科技管理副总监；于静怡，科技管理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