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苏涛 谢盼盼 岳渤。 任何地方的发展都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创新规律和发展规律。这个发展规律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简易、变易与不易”。这个“不易”，或者最不易、最难易的，是一个地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即区域文化，以及由以产生的个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如今我们说“春秋战国依然存在”，说的就是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区域文化具有长期稳定性与“烙印”，而其对经济社会发展至今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城市的区域个性。这种区域个性，更多地体现为文化个性与产业个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需要通过“拿来主义”补位跟跑，充实本我；还需要“因势利导”站位并跑，放飞自我；更需要通过“人择优势”抢位领跑，实现超我。最终通过产业创新生态“之根”的开放创新发展与跨区域融合发展，来适应“新春秋战国时代”，来重塑区域个性。 某种意义上，新发展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动员机制重构，具体而言是把握好区域经济发展的简易、变易与不易。这个“简易”，也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核心是有市场、有人才、有技术、有资本；这个“变易”，也就是“时移世易变法宜矣”，这些市场需求、有人才创业、有资本杠杆、有技术源头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动员机制发生变化；这个“不易”，就是“思想不是外生变量而是内在基因”。 在传统经济地理上，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生产力布局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交通而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资源型城市、港口型城市、旅游型城市、枢纽型城市等等。但往往由于路径依赖、资源魔咒与技术锁定，在产业结构与城市形态上往往难以实现协同演进。而在新经济地理上，很多创新型城市异军突起，往往是偶然中带有必然。这种“偶然”便是不遵循传统经济地理的发展逻辑，更多的依赖“天赋”、“他赋”；这种“必然”便是遵循新经济地理的发展逻辑，更多的是强调“自赋”。几乎可以说，近年来绝大部分异军突起的地方，都需要回归本源，核心是有市场、有人才、有技术、有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有市场需求、有人才创业、有技术源头、有资本杠杆。反过来则是很多企业所主张的，也就是“没有市场不干、没有人才不干、没有技术不干、没有资金不干”。 譬如，北京的软件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部委推进的电子政务化，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充分体现了“有市场”的需求拉动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北京的新经济发展，到底是政府与管委会发挥的产业组织作用大，还是创投机构发挥的作用大，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作用更显著，充分说明了资本的重要性。再譬如，科教智力资源多的地方往往研发能力强，产业工人多的地方往往是制造业强，企业家多的地方往往产业根基深、创新能力强，商人多的地方市场活力大，充分证明了人口结构、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结构的相关性。此外，没有技术含量的，永远是低小散弱的“小作坊”、“小买卖”。 以往在市场需求上，主要是外需和内需。这其中，外需主要靠出口，沿海城市更有优势；内需主要靠城市化，中心城市更有优势。在人才创业上，主要是科技人员和草根屌丝。这其中，科技人员创业带有技术感和高起点；屌丝草根创业需要市场逆袭和跌打滚趴。在技术门槛上，主要是高技术和新技术。这其中，高技术侧重高精尖创新，新技术侧重产品技术与工艺创新。在资本杠杆上，往往是个体的原始积累和财政的社会引导。只要一个地区具有必要的市场、人才、资本、技术，在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动员机制下，就容易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和财富。 如今，有市场、有人才、有技术、有资本对于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逻辑依然是不变的。但这些市场需求、有人才创业、有资本杠杆、有技术源头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动员机制发生变化。从市场需求来看，需要从内需、外需走向小市场、大市场。小市场就是基于物理空间与消费半径的区域市场，大市场就是基于虚拟空间与物流张力的全国市场、全球市场。很多商业逻辑在小市场条件下成立，但在大市场条件下并非成立或不值得一提。从人才创业来看，需要从科技人员和草根屌丝到创业人才、创新人才、创意人才。从技术供给来看，需要从高技术、新技术到硬科技、深科技等。从资本杠杆来看，需要从个体的原始积累、财政的社会引导到产业资本、社会资本。 背后的这种变化，不仅仅在于地区发育阶段、社会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后期逐步到后工业时代，还在于经济形态、产业形态从工业经济走向新经济，更在于产业规律与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变化。从市场需求来看，逐步从需求拉动到场景拉动，从满足市场到创造需求；从人才创业来看，逐步从单一或少数人员角色转化到和而不同的人合伙创业，从人人为我的“金字塔”结构到“我为人人”的扁平化结构；从技术供给来看，从科研源头的正向创新逐步到产业导向、市场需求的逆向创新；从资本杠杆来看，从政府财政资金引导逐步到社会资本其基础作用。 也就是说，如今在培育市场过程中不仅要支持供给、刺激出口，更重要的是将支持供给与引导需求并重、将内需与外需并重，最终从生产决定消费的“以产定销”到消费决定生产的“以销定产”。在人才创业上，不要按照“圣斗士”的要求，指望把科学家变成创业者、再变成企业家，而是促进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的有机结合，形成新的创业治理结构，以及技术、资本跟着人、尤其是创业者企业家走的机制。在资本资金上，更重要的是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将财政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在技术供给上，不再是从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转移转化、产业化的正向的链式创新，而是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 纵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有些地方发展起来没有道理，而有些地方发展不起来亦没道理。在经济地理与地理经济中，一个国家、地域或城市的此起彼伏与结构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人文地理与地理人文。为什么很多有市场、有人才、有技术、有资本的地方，难免有发展不好、甚至发展不够好的现象？核心是这些市场需求、人才创业、技术供给、资本资源，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开花、发芽、结果。这譬如为什么北方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落后于南方，为什么经济活跃、产业发达的地区都是商业氛围浓厚的地区，为什么很多落后的地区都热衷于农业文明等等，都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某种意义上，思想贫困、人文缺失、商业缺乏是制约很多地方发展的顽疾，解放思想依然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思想文化，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而是长效、稳定的内在基因。而真正能够成为改变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拐点的，是政治改革家的改革创新精神、产业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战略思想家的价值主张与远见。很多异军突起的地区、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点，有一位在特殊历史时期走出一小步迈出一大步的行政主官，有一批将机会主义与长期主义相结合的企业家，还有些许历史文化先知或者思想家在闪闪发光发亮。 如今在区域发展上，不仅存在“春秋战国依然存在”，还从合久必分的“县际竞争”走向分久必合的“城际竞合”，进入“新春秋战国时代”。在新春秋战国时代背景下，不仅需要重塑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融合，还需要将文化、经济、科学相结合，最终产生新经济、新科技和新文化。 整体而言，很多地方的发展可以用“一大生态、两化互动、三位一体、四阶文明、五种能力”去阐述去认识。所谓“一大生态”，就是在跨区域这种更大尺度、更大范围的地区创新生态，回答的是各类城市、创新主体、资源要素等如何开放创新、共生共荣、跨界融合、包容增长、协同发展；所谓“两化互动”，就是经济全球化进入创新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跨区域一体化，而在抢占创新全球化制高点、主动权、主导权过程中，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必须强调跨区域一体化的后台支撑作用；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工商是活力、科技是高度、人文是厚度，最高段位的湾区经济一定是新经济、新科技、新文化的结合；所谓“四阶文明”，核心是强调这个湾区是否经历了完整的文明发育，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创新文明，经历的越完整就能够走得更远，但要避免包袱过重或惯性过大；所谓“五种能力”，就是思想原创能力、创新迭代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产业生成能力、制度演化能力，以及这五种能力的有机结合与匹配。这其中，“生态”就是“土壤”，“土壤”决定基因；“人文”的厚度决定能否走的更远；“文明的发育”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留下来的动；“思想原创能力”讲的是思想的市场。不同地区的文化则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然生成或形成。 某种意义上，历经夏商周的发育，尤其是伴随商朝以来的分封制以及周朝的文化发育，先秦文化得以充分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地域文化的生成。如果说，周朝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成型与内核；那么，各地域文化的形成则是春秋战国。尤其是在“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政治疆域的分分合合、军事版图的此起彼伏以及大开大合的民族融合下，区域文化内核不仅更加凸显，还作为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融合。某种意义上，每个人、不同的区域都是一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甚至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符号，如今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 我们常说，周秦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是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地域文化；这其中，齐鲁能出圣人，吴越能出商业巨子，荆楚能出乱世英雄，源头的周秦则文韬武略。这里重点通过分析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文化演变，审视创新版图上的文化族谱与结构演变。应该说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进步文化都是从周秦、中原带过去的。 具体而言，齐国作为姜尚的封地逐步从“东夷”转变为后起的文明中心，其重要的标志事件则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霸主。齐文化则经世致用、经世济民、经略韬谋，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基因，是黄河下游最具有时代穿越性的进步文化。鲁国更多的是“克己复礼”及“重农抑商”，并没有对周文化有多少创新。尽管齐鲁两国没有什么战乱，但伴随着儒学成为“大一统”的正统，齐文化的光辉几近毁于一旦。 对于吴越之地，太伯从中原到了“南蛮”之地，逐步产生了吴越文化。吴越两国自古以来具有浓厚的商业底蕴和传统，但一个是因为经济地理条件优越且剩余产品较丰富，一个则是因为地理条件恶劣只有能通过分工交易才能安身立命。尽管吴越两国战乱不断，但却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承接地。 应该说，伴随周秦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走向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这些地区都因地制宜地产生了新文化，甚至都有商业文明的雏形乃至实用主义的基因。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在整体主义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应该说，黄河下游最具有时代穿越性的文化是齐文化，而长江下游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高峰则是心学。但遗憾的是黄河下游的齐鲁没有用好齐文化，反而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发挥了文化底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区域差异从东西差异转为南北差异的根本原因。 区域发展、城市发展、县域发展走向“新春秋战国时代”，核心是从县际竞争走向区际竞合。所谓“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很多地方的不好“统”以及统分结合之难，在于决心、魄力和共识，以至于“剪不断理还乱”。如今在城市空间战略及城市发展上，已经不再是从县域经济到城市经济，而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到跨区域一体化，通过更大更全面的合力适应创新全球化。无论是国际竞争，还是国际竞合，已经不取决于单一企业、单一产业、单一城市量级与能级，而是取决于都市圈与城市群的量级与能级。在此背景下，很多城市空间战略以及新区的布局、园区的布局等等往往呈现出“四面开花却无重磅炸弹”，不仅需要走出穿着马甲的县域经济、条块分割，还要打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律，形成统分结合、跨地域互联互通、跨系统配置资源的发展结构。 这种跨区域发展一体化的竞合发展格局，基本特征是空间范围纵横交织、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创新生态共生共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条件平台共建共享、思想文化开放包容、体制机制相互弥合。某种意义上，目前很多地方的跨区域一体化，更多的是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因为基建既是基础性的、看得见的，又容易推进；但尤其是在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与传统资源配置条件下，区域一体化存在不同方面、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及问题，涉及到基建城建、产业分工、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文化观念等。 未来需要以基建一体化为前提，以缩短空间距离放大发展空间，从“铁公基”到“新基建”；以发展同城化为主线，强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加快重点领域、重点平台的共建共享；以产城融合化为手段，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引导与城市空间规划布局相结合，促进生产力布局与城镇化协同发展与空间耦合；以开放全域化为标志，在全域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优化组织方式，将产权的开放、管理的开放、资源的开放、心态的开放有机结合；以创新生态化为着力点，促进地区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相结合，营造同频共振发展氛围；以改革协同化为保障，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城市形成“1+1大于2”的协同效应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先行先试制度安排等。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成功经验在于体制外增量培育盘活带动体制内存量改革；那么，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地区率先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先富起来”。核心一是强调个人、企业家的主体地位（独立人格），通过产权改革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微观基础；二是强调“经世致用”的商业伦理，也就是利用市场手段解决发展问题。而在工业经济向新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提升创业层级、创新段位进一步激发活力。核心是强调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能够灵敏地把握商机、具有较强的洞见能力，边想、边看、边干。 一个地方只有完整经历了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创新文明的发育，尤其是在人文的厚度激发了工商的活力，才有望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在科技上达到新高度。以长三角环杭州湾主要城市为例，上海近似代表的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代表性的便是海派文化，将陆权国家的保守与海权国家的开放相结合，但有点“哈”的倾向；杭州近似代表的是中国南北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代表性的便是平台经济的出现，将北方的做局与南方的做事相结合；宁波近似代表的是古今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代表性的便是承前启后的心学，从强调整体到强调个体；而如果把绍兴看成是越文化的源头与代表，苏州是吴文化的源头和代表，那么嘉兴几乎就可以理解成吴越文化的要冲。正是吴越文化在这几个城市内，历经这种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文化碰撞与融合，才不仅出现了浙东学派，还有心学这么一个高峰，后来衍生出了海派文化。 正是独特的区域文化根基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工商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长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确保了自身活力、高度与厚度，使得长三角最有希望和前途。这其中，民营强调的是个体，创业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生态强调的是政、产、学、研等共生共荣而不是自上而下；外向经济强调的是出口导向，开放经济强调的是全球资源配置。当前，全球进入创新全球化发展新阶段，中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时期，无论是中国的创新发展还是全球的新增长方式，都需要新模式新机制新文化的引领。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各城市要更加志高存远，进一步把新经济、新科技和新文化结合，从工商活力、科技高度、文化厚度到新经济活力、新科技高度、新文化厚度，以更大的格局、空间、希望和未来全面探索发展开放创新之路，成为全球新经济新文化的引领者。 伴随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创新文明的发育，如今部分发达城市更多的是从工业文明走向创新文明，大量城市还处于工业文明不足、商业文明不足的发展阶段。只有把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趋势，在全球城市格局与全国城市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按照人均GDP以及三次产业结构，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前工业化、工业化实践阶段、后工业化，其中在工业化实践阶段又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后来，也出现了很多新概念，先是很多发达国家或地区掀起了“去工业化”，形成以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后来由于虚拟经济过大、实体经济萎缩，导致美国等加速再工业化，以制造业重振恢复实体经济。中国则提出“新型工业化”，也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两化融合发展道路。几乎可以说，工业化是城市经济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但某种意义上，很多地方产业发展之所以发展的不好，在于混淆了“工业”、“制造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在产业战略、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上出现了很多迷雾、迷失和迷途。 “工业”是伴随近现代史而出现的名字，有的人将时代变迁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有的人将社会演进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我们也经常将文明发育划分为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创新文明。一般而言，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偏重生产资料与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供给，轻工业偏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供给。按照“产业价值链”的理论，工业具有不同的价值链条，其中无论高端制造还是一般制造，仅仅是工业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制造业主要是指单纯从事各种生产行业的制造，是工业中的加工业。那么“工业化”，更是与制造业、加工业有较大的差异，并伴随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产业业态不断迭代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一般而言，“工业化”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但工业化既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也不能局限地理解为工业成为主导产业，更多地需要将“工业化”理解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体系化的工业门类、工程化的技术构成、企业化的经营方式、资本化的经济体系的总和。这其中，最接近的理解，便是从1.0的电气化、2.0的机械化、3.0的自动化到4.0的智能化。 为什么说很多地方产业发展之所以发展的不好，在于混淆了“工业”、“制造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在产业战略、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上出现了很多迷雾、迷失和迷途？一是很多地方在产业战略上，不仅将产业战略狭义地理解为工业战略，造成工业与商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对立；还进一步将工业战略拙劣地理解为加工业、制造业，其他具有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价值环节被屏蔽；二是很多地方在产业结构上，按照传统统计方法非常机械地统计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结构上要么是一度突出工业，要么是一度突出服务业，而没有产业融合的思维与逻辑；三是更多的把工业化看成数据的结构比例增长，而忽略了工业化作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体系化的工业门类、工程化的技术构成、企业化的经营方式、资本化的经济体系之总和的本质。 在中国“入世”前，不同城市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发育水平，但自中国“入世”后，有的城市在贸易部门带动下，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了长足的发展。有的城市在做到一定产业规模、经济体量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积蓄一定地方财力之后，进而加大创新力度、研发投入，就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但很多资源型城市、商贸型城市、旅游型城市、农业型城市、科教型城市乃至制造业基地，要么因为资源魔咒，要么因为忙于买卖，要么因为限制发展，要么缺乏商业基因，要么因为技术锁定，要么因为路径依赖，而没有历经完整的工业化发育，建立相应的产业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而影响了未来的发展。 几乎可以说，在中国“入世”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很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出口拉动、围海造田、划地成园、规模制造、出口加工的野蛮生长，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工业化发育。如今在新经济地理上，产业版图、创新地图、财富版图结构性重构，全球经济分工与城市格局此起彼伏，“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缺乏产业发展基础以及工业化充分发育的城市，往往在新一轮城市洗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国际竞争中，被落的越来越远。尤其是伴随信贷供应收紧、土地供应收紧、环保约束加大、商务成本攀升，很多欠发达地区更是难上加难与雪上加霜。但这是否意味着，很多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城市，就毫无机会、毫无希望了呢？ 在工业经济时代，很多实体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很多产业在产业分解融合规律下不断出现产业集群，很多地区在产业模块化条件下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企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区域价值链”的发展结构。哪个地区、产业、企业掌握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供应链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后发地区、欠发达地区就越没有机会。但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伴随产业价值运动从分解融合向跨界融合方向转变，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供应链将发生重组、重构、重建、重塑。在产业跨界融合下，不仅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硬软件即服务等新型业态形态，还出现了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的新型组织规律；不仅出现了新的技术构成突围了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还出现了新的组织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盈利模式、分配方式。最终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为“工业化”赋予了新的内涵——社会化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交化生产方式、体系化工业门类转变为生态化产业族群、工程化技术构成转化为硬科技技术构成、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为平台化经营方式。这种新内涵，几乎可以称之为“立足工业，跳出工业”或者“立足工业，走出工业”，也便是“泛工业化”的到来。 尽管中国推行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但长期难以走出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五低四高”传统工业化模式。以往的工业化，更多的是在一定技术构成、制度结构与组织方式基础上，如何“好快好省”地产生更高的效率与更大的效益，也就是人才、土地、资本、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之间的关系。如今，相对于人才、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机械化的组合或结合，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更具动态感、活力感以及、无限的想象力及爆发力。只有以场景拉动加快业态创新、以智能引领再造生产方式、以数字驱动加快互联融通、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以生态赋能激发市场活力、以流量聚合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才能形成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与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的发展模式。 在新的产业运动规律下，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地区或城市，不仅走向产业创新之路、还能走出产业创新之路，关键是能否全面拥抱未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个基本判断，未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而是“新五化协同”。“泛工业化”就是打破一、二、三产的产业分解与产业细分，而是在数智技术带动下，以新经济产业跨界融合把产业重新做一遍，从一维产业、二维产业到三维产业，往往体现为产业数字化；“再城市化”就是不是按户籍人口与基建形态加速城镇化，而是借助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重构城市形态与都市框架，往往体现为城市都市化；“超智能化”就是将代表“物”的数据、代表“事”的信息、代表“人”的需求有机整合、泛在连接，有效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共享平台，构建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维世界或高维世界，往往体现为治理现代化；“深生态化”就是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自演化、自组织、自生长、自调节的有机生命体、社会综合体、命运共同体，往往体现为创新生态化；“再全球化”就是在创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走出重商主义下的“制造大国+贸易大国”，以新的产业结构、活动方式形成新的贸易方式、贸易结构、投资结构，往往体现为发展国际化。 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分工与城市格局，还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要求而言，城市的产业个性往往成为区域个性的核心。伴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性交汇，中国产业发展阶段整体上从跟随发展、适应创新到了跟随发展与引领发展并重、适应创新与原始创新并重的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创新逐步从“跟跑”、“并跑”与“领跑”方向发展，城市产业布局中的竞争战略、区域分工、选择机制、生成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新一轮产业战略、产业规划带来新的思考与抉择。 在区域产业竞争战略上，越来越多的城市从适应发展型、跟随追赶型向换道超车型、引领领跑型方向发展。所谓“适应发展型”，就是结合城市工业化发展进程与地区资源禀赋制定适应当前阶段的产业战略，从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阶段实际出发不断提升技术构成、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组织方式等。所谓“跟随追赶型”，就是在具备一定产业发展基础上，对标国内外同类城市或领先城市，充分学习其发展经验、遵循其产业发展模式或路径，在产业跟随的过程中实现战略追赶或战略赶超。所谓“换道超车型”，就是结合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新趋势以及区域发展新愿景，通过打破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创新产业技术路线、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方式等加速产业高端化，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产业发展之路。所谓“引领领跑型”，就是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完成工业化中后期任务进入后工业时代，并在全球创新地图及产业版图上具有一席之地时，以技术变革、业态创新等打造全球引领的新兴产业，打造创新经济策源地，成为全球的“创新尖峰”。不同的产业竞争战略适应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条件，并出现相互组合的产业竞争策略。 在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上，逐步从“中心-外围”的工业城市产业布局思维向“前台城市、中台城市、后台城市”方向发展，进而在此条件下，塑造城市产业发展的区域个性。一般而言，在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指导区域与城市发展的重要理论是“中心-外围”理论，也就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以及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这个理论不仅对于城市战略、城市空间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产业布局及区域产业分工。但在“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创新尖峰”并存发展过程中，核心是一个或多个城市前台、中台、后台的能力。前台城市就是流量的流进流出与资源的配置和分配，核心是产业主导权，往往是港口城市、贸易城市、权益城市等；中台城市就是不断出现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核心是创新及产业化能力，往往是创业城市、创新城市等；后台城市就是制造根基与资源禀赋，核心是实体经济基础条件与产能，往往是资源城市、工业城市。在当前情况下，不同城市群、城市、功能平台具有不同的使命、资源禀赋、发展结构、发展方式与组织分工，更重要的是突破“中心-外围”发展逻辑，在突出前、中、后其一的同时，加强链接方面的能力。 在新经济产业选择机制上，走出产业价值链分解、融合及新业态出现的基本逻辑，更加突出硬科技、跨界别、数字化、场景化四大属性。当前，硬科技属性、跨界别属性、数字化属性、场景化属性成为新兴产业及其细分业态的基本属性；这四大属性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把握了这四大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就抓住了产业选择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这其中，硬科技属性是新一轮产业的技术门槛，没有硬科技属性，就没有新兴产业发展的根基与屏障；跨界别属性是新一轮产业的基本特征，只有跨界才能产生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服务、新业态新产业，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数字化属性是新一轮产业的经济形态，只有“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应用+敏捷供应”才能产生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场景化属性是新一轮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不是为了科研、为了创新、为了不计成本而投入，而是为了产业、市场、应用、需求而做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 在产业生成方式上，更多的是把自然资源与科教智力密集地区的源头依赖型、商业及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原生型、国家生产力布局地区的战略布局型、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的外生嵌入型，相融合形成综合发展型等产业生成方式。所谓“源头依赖型”，主要是结合资源禀赋、产业要素、科教智力资源等富集优势，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等，基本上遵循的是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逻辑。所谓“市场原生型”，主要是结合当地的商业氛围、创业环境、市场机制、制度环境，通过创业创新、市场化机制以及产业试错发展起来的经济体或产业共同体。所谓“战略布局型”，主要是指结合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重点项目布局等形成，并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形成的经济体或产业共同体。所谓“外生嵌入型”，主要是指通过国际合作、招商引资等承接国际梯度转移，通过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进而形成的经济体或产业共同体。所谓“综合发展型”，就是综合以上两种及以上生成方式形成的产业生成方式，目前这种类型及趋势更加突出。 从新经济地理上来看，产业创新生态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这种新经济生态核心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有机组合，决定着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环境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抓住城市产业创新生态发育与迭代的基本逻辑，才能进一步做好全面开放协同创新的策略组合。 在新经济地理上，一个城市、地区或者国家到底怎样才能崛起，不仅要遵循新经济地理发展结构与空间变迁的规律，而且关键是形成了怎样的新经济生态。这种“生态”，既不是以往的以政府加快向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服务政府转型而带来的营商环境，也不是“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推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选手+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拉手”的组织方式与结构，而是促进一个城市、地区、国家能够共生共荣、内生自生、闭环循环、自组织自成长“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的“永动机”。在这个新经济“永动机”下，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能够把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流向产业、实业、企业、创业，并通过创业创新、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等方式，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并形成新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更进一步而言，新经济生态的核心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以及这两个生态有机结合的总和，也可以称之为“产业创新生态”，体现“世界是湿的”。 一般而言，“产业生态”更多的是侧重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从“块状经济-产业集群-产业生态”演变而来。块状经济本质是规模经济，主要是围绕大企业生产配套而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或由于产品相似出现在某一区域产业集聚，也就是产业空间集聚与专业空间集聚；产业集群本质是范围经济，主要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 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联结，呈现出产业高度集聚、价值链条完善、企业协同发展、服务体系完备、产城融合发展等特点；产业生态本质是网络经济，以链接一切、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生产、去中心化为代表，各次产业、各类企业、各类资源共生共荣、竞合发展、开放创新。与此同时，“创新生态”更多的是侧重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创新体系-创新网络-创新生态”演变而来。在推进国家与地方的创新发展来看，主要历经了创新体系、创新网络、创新生态三代路数。最早讲求“创新体系”，侧重平台载体，让创新能有所依托；后来注重“创新网络”，侧重组织方式，让创新成为集体行动；如今倡导“创新生态”，侧重生态环境，让创新成为无所不在的空气。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从形态开发、功能开发向生态开发。从最早是空间载体的形态开发，让创新主体有物理空间；到后来是服务平台的功能开发，让创新主体更加便利；再到如今是环境生态的生态开发，让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机制、创新环境更加开放、协同、融合。 当前，区域竞合往往需要历经去中心化——去工业城市中心化，再中心化——强化前中后台，再去中心化——避免中心城市过渡虹吸的过程。在区域竞合发展过程中，任何城市都既需要避免被“虹吸”，又需要避免成为“黑寡妇”；而每个城市都需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更好地参与地区分工与协同发展，核心是在新经济地理上形成更加具有全球范围内区域个性与创新生态。现在很多城市担心被“虹吸”的是人才、资本、技术，而只有高端的产业创新生态，让更多的人来创业创新及淘金，才不担心被虹吸，并以人才战略带动人口战略，进而形成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与产业要素跟着人走的机制。 纵观具有国际影响的产业高地和创新尖峰，或者说是拥有良好创新生态、能够引领未来全球发展趋势的国际重要城市，往往有五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在源头上有大量高端创业。这种创业往往不是一般的草根创业或草根转型创业，而是产业组织者创业、系列创业者创业、职业经理人创业、跨区域创业者创业、创客极客变革式创业、科技人员团队创业，以及青年大学生创业、集团内部创业。二是在基因上有信息产业的基础。为什么这么强调信息产业，是因为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才能打破时空的局限，从小市场到大市场，为创业、企业创造爆发成长的空间及条件。所谓信息产业的基因，就是由软的操控硬的、线上的驱动线下的、用互联网打破打碎封闭的，还包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先进制造等产业插上智能科技乃至数据驱动的翅膀。三是在杠杆上具有发达的科技金融。科技金融中最核心的是创业投资，创业投资中最核心的是天使投资。天使投资在培育发展新经济、孕育创新生态中，起到了创意挖掘、创新循环、创业孵育、网络溢出的作用，没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就没有最新的生产力和财富。四是在组织上有发达的平台经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经济具有较强的平台衍生、产业组织、产业整合、产业带动能力，成为抢占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的战略手段。在新经济条件下，平台企业本身已成为创新生态的中枢。五是在底蕴上有自成一派的区域创新文化。我们现在讲在新经济面前，“春秋战国依然存在”，说的就是区域文化对创新生态发育的根植性。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全国辐射力的一线城市，必须是工商、科技、文化的结合，工商是活力、科技是高度、人文是厚度。只有新经济、新科技、新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面向新经济的创业逼格、格局或范式。 更进一步而言，无论是新经济生态还是产业创新生态，核心是产业组织能力与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相关的营商环境与制度安排。这其中，产业生态越来越强调平台型企业、平台化大企业、产业组织者作用，核心是产业组织的作用。因为平台型企业、平台化大企业、产业组织者本身最具有产业组织能力，以及一定的资源配置能力。创新生态越来越强调在创新型服务政府引导与支持下，提升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资源配置能力、开放创新水平。因为在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面前，不仅要各类创新主体承担一定的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还需要政府发挥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作用。以此分类，就会出现四类地区：第一种是产业生态质优、创新生态质优。也就是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互动发展，政府与产业、产业与市场、市场与机构协同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一些领域从“山寨”起步，也能逐步转型升级与逆袭发展，典型的城市譬如深圳。第二种是产业生态质优，但创新生态不良。也就是创新生态无法满足和适应产业生态的建设发展，也就是“群众都过河了，但他还在摸石头”。第三种是创新生态质优，但产业生态不良。也就是自身或周边产业生态与本身具有的创新生态不匹配、不相适应，典型的城市是北京与环首都经济圈的关系。第四种是产业生态不良、创新生态也不良。产业生态不良，要么是没有产业根基、要么是产业发展阶段初级、要么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创新生态不优，要么是营商环境较差、要么是缺乏创新型服务政府、要么是商业及创业创新氛围不足等等。 促进一个城市、地区的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协同，核心是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或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以及快速生成，主线是营造新经济生态圈，或者产业创新生态圈。一是推动产业跨界融合，不仅用经济形态+产业业态的架构打破对现代产业体系、产业新体系的传统思维束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主动权、主导权的经济形态与产业业态，还要用创新生态培育发展产业集群，更进一步是促进各次产业跨界、融合发展。二是促进企业协同发展，不仅是建设“新业态创业-高成长企业-独角兽企业-龙”等新型企业梯队，还要通过战略投资、兼并重组、供应链协同等新机制新模式新形式建立联动发展机制，更进一步是通过平台企业、战略联盟、枢纽组织等优化企业组织方式。三是加速资源高度聚合，建立各类创新资源要素跟着人走的机制与制度安排、工作抓手，促进人才、加快系列人才引培、加快技术转移转化、加快科技金融创新、传播交流双创文化。四是促进空间服务耦合，不仅要围绕“园”向“城”的核心转变优化空间格局，补足城市功能、强化城市特质、塑造城市魅力，还要强化空间资源供给，促进从空间分解到空间集聚融合，更进一步是立足物理空间引进相应科技服务平台等，加快从形态服务向功能服务方向转型。五是强化开放协同创新，重点通过加强周边统筹发展、强化区域分工合作、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在周边、地区、区域以及国际化方面开展高水平开放式协同创新。 在新经济地理上，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如果说创业是“叶”、企业是“茎”、产业是“干”、生态是“根”，那么文化则是生态之“魂”。对于创新文化而言，这种“魂”又体现为企业家精神。而在新经济时代下，只有形成独特的创新文化，才有新的科技高度与新的工商活力。 如今大家所说的“春秋战国依然存在”，说的就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烙印，对不同地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依然是深远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进而影响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体制机制等。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创新文化或者文化逼格，但无论差异如何，其内核都是企业家精神；尽管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具有共性，但也遵循着不同的人文精神、商业伦理、创新逻辑与道德情操。 一般意义的企业家精神，有人说核心是创新精神，多年前我曾一度归结为“冒险、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和灵魂，敬业、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和本色，合作、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和基石，奉献、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归宿与关键，卓越是企业家精神的升华”。如今让我再简单化去归纳的话，我认为创新精神，包含冒险精神以及首创精神、开创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但排不到第一位，第一位应该是奉献精神，企业家是最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群体。而中国的企业家还有额外的一条，那就是忍辱负重的精神，仅就民营企业家而言。 但为什么说，企业家精神还具有地域性？核心是不同地域的人文精神、商业伦理、创新逻辑与道德情操相互结合使然。譬如，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地方，往往更世故、难以遵循现代的游戏规则；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地方，往往更实用主义、更容易发展科技。商业氛围浓的地方，遵循经世致用的商业伦理，创新资源、产业要素更多的流向创业、企业、商业、产业、实业；商业氛围弱的地方，要么遵循“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要么“等、靠、要”，要么“抱着金饭碗要饭”。有科教智力资源的地方，其创新方式往往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到产业化；科教智力资源薄弱但商业发达的地方，往往是从贸易、销售、代理进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以往是强调“科技创造财富”，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导向；如今是讲究“科技向善”，突出科技发展与应用的道德情操。 之前我们讲，工商是活力、科技是高度、文化是厚度，任何地方只有将工商的活力、科技的高度、文化的厚度有机结合，才能在新的经济地理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其中，只有经济体量而没有科技含量的往往大而不强，只有经济体量而没有文化渊源的往往不可持续；只有科教资源而没有经济活力的往往死气沉沉，只有科教资源而没有文化渊源的往往价值迷失；只有文化沉淀而没有经济活力的往往是抱残守缺，只有文化沉淀而没有科学精神的往往走向虚无。在此条件下，新文化、新科技、新经济，环环相扣、密不可分。 如今，我们讲“新文化决定新科技进而决定新经济”，并不是陷入到以往的“文化决定论”，而是从新的文化基因孕育和延展，来看待科技创业创新与产业转移转化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经济的发展范式。这种“新文化”，一定是带有充分人文关怀、商业伦理、创新脉搏和道德情操的文化。这其中，“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从人的需要需求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技术构成、制度结构；“商业伦理”就是更加强调不同利益主体、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化交易，更加实用主义、更加经世致用、更加义利并举地创造生产力和财富；“创新脉搏”就是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创业创新及产业化于一体的垂直创新；“道德情操”就是在科技创造财富的同时走向“科技向善”。 如今我们把改革开放初期GDP前50名的城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GDP前50名的城市相比较，会有“触目惊心”的感觉。爆发成长与断崖式塌陷并存，节节攀升与节节败退并存，原地不动与独领风骚并存。尽管GDP不是经济、科技、人文衡量的标准，但从四十年的中远期变化来看，则是最佳体现。经济规模大了，如果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税收占比就低，如果财政科技投入低，那么新兴产业比重就低；科教智力资源再丰富，但思想文化观念陈旧、体制机制沉重，经济增速与体量基本上就上不去。 一个城市或地区，如果能够在新经济地理上异军突起，在底蕴上需要自成一派的区域创新文化。但如今，更加觉得这种自成一派的区域创新文化，将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产业创新提供内在的思维范式与行动逻辑。 北京是不可谓没有产生新创新文化，但由于北方天然的文化局限而限制了产业创新的城市。北京新经济的发展亮点在于电子信息产业，最早得益于国家推行电子政务，从贸易代理、贸工技、技工贸到“改变世界”等等，高技术服务大于高技术制造。创业者、企业家们能够站在北京看全球看全国，求发展、求变革的思维范式以及互联网的行动逻辑较为显著。但由于“政府周边的企业”太多、骨子里的商业基因不深，尽管出现了很多独角兽企业，但“山多峰少”，没有出现像华为、阿里一样的“国家企业”。 上海是自以为产生了海派创新文化，但实际上文化算不上自成一派也能够错综发展的城市。上海长期以来是国企央企、外资外企、民营科技三分天下，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发达的资本市场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衍生出高水平创业、新业态企业以及一定新兴产业，创业者、企业家们能够立足上海做全球做全国，尽管自认为形成了“海派文化”，但本质上是没有自成一派、缺乏推陈出新的“哈文化”，几乎什么技术、产品、行业、产业都有，但很少有原创的、世界级的。 深圳是一个没有太多文化底蕴，却产生了新的创新文化进而支撑全域创新发展的典型城市。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全球创新之都，得益于国际化移民型创新城市，从“三来一补”到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从山寨产业集群试错到智能硬件创新之都，不仅形成了开放、包容、融合的创新文化，还形成了突出智能硬件的行动逻辑。伴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往虚拟空间上走与往智能硬件下落相结合，有望产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杭州是一个南北方文化融合，以商业文化驱动产生创新文化，并实现新经济崛起的典型城市。杭州在信息经济与互联网条件下，将平台经济与本地的小商品、制造业相结合，成为全球电子商务之都，并带动了其他新经济相关领域的发展，不仅以商业文化驱动产生新的创新文化，还体现出典型的“互联网+”行动逻辑。以往更多的是改变了消费方式，随着“新制造”与“新零售”、“新研发”、“新流通”等方面的结合，将进一步改变和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 如今，我们重新看待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凡是强调自己是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几乎在地区发展格局、城市发展格局上都是不好的。比如，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陕西等，以及相应的城市。反而是自江浙沪往东南沿海走的省份、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假设要真评估到底谁在真正传承传统文化，那一定是南方高于北方，长江中下游的要比黄河中下游的做得好。 为什么出现这些怪现象？是因为如其说“文化大省”，还不如说都是“文化包袱”。如果说东西差异是区域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的差异，那么南北差异则是思想观念、组织方式、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差异。这些“文化大省”、“文化大市”之所以发展得每况愈下或马马虎虎，不仅在于没有看到正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包袱限制了自己的手脚，还在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固守成规。 “文化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适宜现代化或后工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技术构成、制度结构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很多城市最缺的不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而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正是由于思想市场的贫困与贫乏，不仅使得“矛盾丛生”，还使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很多城市发展而言，只有观念领先、文化创新，才能加快全域创新之城建设。这就需要尊重创业者、企业家的奉献精神、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在开放创新、协同发展中酝酿和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 进入“新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发展不仅需要重塑区域个性——产业个性与文化个性，还需要将新文化、新科技、新经济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闭环。在此过程中，有如下建议：一是在发展方针上突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通过承接国际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加快“招商引资”的外生增长、外延发展，做体量、稳增长、保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创业创新的内生增长、内涵发展，做品牌、谋发展、破好题。二是在发展路径上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不仅需要借助“他赋优势”，通过“拿来主义”补位跟跑；还需要发挥“天赋优势”，通过“因势利导”站位并跑；更需要强化“自赋优势”，通过“人择优势”抢位领跑。三是在主攻方向上坚持“三个重新做一遍”。坚持用新经济把产业重新做一遍，通过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整合，在“传统产业”的“红海”中挖掘新兴产业的“蓝海”；用新基建把社会重新做一遍，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用数智技术加强基础设施、用共享经济释放资产泡沫、用平台企业参与城市管理；用新地标把城市重新做一遍，加快新区、园区开发建设与经营发展。 推 荐 阅 读1 区域经济发展的简易、变易与不易
1.1 简易：地区发展“万变不离其宗”
1.2 变易：如今“时移世易变法宜矣”
1.3 不易：思想是内在基因非外生变量
2 区域发展进入“新春秋战国时代”
2.1 “春秋战国依然存在”的文化谱系
2.2 新春秋战国从县际竞争到区际竞合
2.3 思想文化融合成为区际竞合的要冲
3 把握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轴主线
3.1 工业化是城市经济社会不可逾越的
3.2 未经充分发育城市还有机会希望吗
3.3 拥抱未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
4 强化以产业个性为核心的区域个性
4.1 产业竞争战略成为城市战略着力点
4.2 区域产业分工从二维走向三维世界
4.3 产业选择前瞻布局与市场选择并重
4.4 产业生成方式打破传统经济地理学
5 以产业创新生态为硬核的城市发育
5.1 地区产业创新生态是城市核心价值
5.2 质优产业创新生态究竟体现在哪里
5.3 促进城市产业创新生态发育与迭代
6 区域创新文化腔调与产业创新迭代
6.1 区域创新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
6.2 新文化决定新科技进而决定新经济
6.3 北上深杭的文化创新及其产业创新
6.4 让文化创新引领全域创新之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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