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位特质到资源禀赋
兰州地处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以及中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节点城市。整体而言，兰州自古以来具有三个关键词，这个三关键词既是兰州的区位特质，也是兰州区域个性的源头。一是要塞。兰州在大西北处于“座中六联”的独特位置，自古就是“联络四域、襟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从西汉名将霍去病两次从兰州渡黄河北击匈奴，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到西汉张骞经兰州出使西域，开辟了贯穿亚欧大陆、联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使兰州成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再到班超出使西域、法显和玄奘取经求法、达摩讲学，兰州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明珠。如今在“喀什”的前台、西安的“后台”之间，兰州则成为承前启后的“中台”“中场”。二是咽喉。自汉代李息在今西固区修筑城池，兰州以“金城汤池”之意而名金城。彼时南北群山对峙，东西黄河穿城而过，蜿蜒百余里。如今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依山傍水而建，层峦叠嶂，充分彰显了西北咽喉的浑壮雄阔。正是这种两山对峙、大河中流以及多样化的自然景观，造就了兰州得山独厚、得水独秀的独特城市魅力，成为黄河之都。三是枢纽。无论是以往的“丝绸之路”，还是如今的公路、铁路、航空，兰州自古以来是接南通北、承东启西的“十字路口”。陇海线、包兰线、兰新线、兰青线、兰渝线、兰成线等铁路干线汇集于此，京藏、连霍、连珠高速等国家高速公路交汇于此，不仅是大西北铁路、公路、航空的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还是新亚欧大陆桥和我国面向中亚、西亚开放的战略通道，成为连接“一带”与“一路”的黄金支点。
恰恰是这种“天赋特质”，造就了兰州自近代以来成为工业、科教、军事的重镇，也决定了兰州的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一是工业基地。兰州不仅在洋务运动时代中，最早接受了近代民族工业的洗礼与发育；还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五”“二五”“三线建设”期间的“共和国长子”，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生物制药基地和装备制造基地。如今则形成以石油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以有色冶金、建材、烟草、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食品及轻工等为主体，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增长点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科教高地。作为我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兰州拥有各类高校34所，各类科研机构1200多家，人才密度和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中上游水平，并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为率先形成创新驱动格局创造了条件。
就工业化发育以及生产力布局而言，自近代以来兰州就是备受国家青睐的重要城市。譬如，清朝末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兴办“洋务”，先后创办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织呢局，使得兰州成为全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兰州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之一，布局建设了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国石油工业部兰州炼油厂、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创造了共和国工业领域许多“中国第一”和“中国之最”，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产业科技、国防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依然拥有大国重器、拥有产业基础能力、拥有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但由于未能充分抓住市场化改革、互联网浪潮、“中国入世”以及业态创新等战略机遇，呈现出经济规模偏低、产业高新软优不足、人才“东南飞”等问题。以兰州新区、兰州高新区、兰州经开区发展为例，尽管起步早，但在全国同类新区、园区综合排名中处于下游状态。经过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兰州恰好历史性地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的目标。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完成生产总值不足3000亿元，在省会城市中处于低位，尤其是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一般城市相当；从产业结构来看，尽管第三产业占比高，但第二产业增加值不足千亿，体现出工业化发育起步早、但发展阶段初级的局面。
现在越来越有一种共识，也就是中国的地区差异、文化差异并非是东西问题，而是南北问题。某种意义上，东西差异更多的是经济层面的差异，一是经济分工，西部地区立足资源能源从事开采挖掘与初加工，东部地区基于内外需从事高端制造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二是产业分工，西部地区从事上游低附加值供应，东部地区从事下游高附加值环节；三是产业结构，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资源化、重型化、低端化，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端化；四是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工业化早期至工业化中后期、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到后工业时期。但南北差异则是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组织模式等方面的问题。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四十年之交，有人提出了“新两个凡是”：凡是国有经济比重高，私营经济比重低，市场作用被限制，强转发弱市场，政府干预多，计划经济色彩浓，历史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彻底，社会抚养费征收狠，多年不给没户籍的上户口，不折不扣并层层加码落实中央各部门前后互相矛盾乱七八糟文件，环保拆违一刀切各级扩大化，城市往外撵人，人口往外流出，与农民抢地厉害的地区，经济都在下行；凡是国有经济比重低，私营经济比重高，强市场，市场发挥作用大，政府干预少，计划经济底子薄基础差，历史上计划生育执行的不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少，对中央各部门前后矛盾乱七八糟各种文件创造性选择性和层层减码执行，环保违建不一刀切而手下留情，城市不往外撵人，人口愿意往那去，容忍农民以地为本和为基础创业的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就好一些。
从东西差异到南北差异，兰州既有着“西”的问题，又有着“北”的症结，那么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究竟需要怎么办？以东南沿海为例，这里之所以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及未来，在于这里是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的发源地与前沿阵地。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依靠大国企的发展模式，也不是资源垄断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由从创业经济到民营经济、从市场经济到生态经济、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等所构成的活力经济。民营强调的是个体，创业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生态强调的是政、产、学、研等共生共荣而不是自上而下；外向经济的是出口导向，开放经济强调全球资源配置。进入新经济时代，兰州必须超越这种历史惯性的顽疾与体制机制的痼疾，不仅要强调创业创新主体的核心作用，还要增强创业创新的意识与精神，更要遵循创业创新发展的方式方法，更要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取向。
当有人说兰州的发展没有港口优势，重庆借助“无水港”成为进出口重镇的案例来了；当有人说兰州的发展没有生态优势，以色列在沙漠上打造顶尖的农业科技强国的案例来了；当有人说兰州的发展没有政策优势，以兰州新区为代表的区域政策来了；当有人说兰州的城市框架难以拉开，日本集约型经济社会发展的案例来了。直至今日，兰州只有进一步反思自身发展，才能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兰西城市群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主平台、主阵地。
整体而言，兰州在新时代能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立足怎样的自然生态，借助怎样的创新生态，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核心是处理好三组关系：一是“叶、茎、干、根”的关系。“叶”就是创业，“茎”就是企业，“干”就是产业，“根”就是土壤、创新生态，“根深才能叶茂，茎青才能干壮”。兰州不仅要发挥高校院所的创新源头、大企业的产业源头优势，大力发展科技型创业、高技术创业、硬科技创业，以提高创业层级；还要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大力发展以数字科技、智能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国防科技等为驱动力的新兴产业；核心是建立完善突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牵引、产业为导向、机构为支撑的自主创新体系，以及“从西进精神到西进运动”的创业创新文化。二是“科、产、城、人”的关系。围绕青年才俊、实用人才、领军人才等多层次人才来兰州创业创新，打好科教密集、产业根基、城市品牌的“组合拳”，促进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相结合，最终将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的产业生态、高校院所与大企业之间的研发生态、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创业生态、以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生态有机结合，形成“政产学研金介用”有机结合的创新生态。三是“有市场、有资金、有技术、有思想”的关系。强化市场需求的拉力作用——从基于物理空间的“小市场”到基于虚拟空间的“大市场”，从市内、地区以及国内的“内循环”到国际、全球的“大循环”，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决定生产；强化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支持具有产业组织能力的大企业、新兴企业、高校院所、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优化资本原始积累，加快将创新资源投入到产业、企业、创业、商业、实业之中；强化科学技术的门槛作用——从高技术到硬科技、从薄创新到厚创新、从科技研发到自主创新；强化思想文化的能动作用——在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挖掘创业创新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价值，加快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区创新文化。
作者简介：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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