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开端——2019年中美科技博弈是全球创新版图演变“大变局”的起点，中国从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走向无科不强，进一步倒逼科技自立自强；“十三五”末——2020年在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局”的历史拐点，全球经济加速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进一步倒逼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那么，作为“十四五”开端——2021年将是应对全球治理结构之变、全球创新版图之变以及全球经济社会之变叠加的历史交点。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究竟应该感叹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还是需要追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并在新旧两个超级大国竞合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全球治理结构、促进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在此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究竟应该感叹无法再通过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还是需要探寻在特殊的发展阶段、国情与地缘条件下如何走出一条无懈可击和自立自强的大国崛起之路，并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之中加速全球经济重心与创新中心向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双重位移；在此刻，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究竟应该感叹疫情让我们重识不可承受生命之轻，还是应该站在更高的人文、理性与科学的维度上走出现代文明的脆弱，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重建新时代的文明秩序。
“十四五”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的第一个五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的第一个五年，2021年则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核心任务是打破五年规划发展的周期律。在以往五年的周期律中，尾数是4/9的年份，在谋划研究中往往热血沸腾；尾数是5/0的年份，在规划成稿中往往妥协依赖；尾数是6/1的年份，在发布开局中往往四平八稳；尾数是8/3的年份，在中局实施中往往黯然神伤；然后邻近收官重新再来。彼时，很多地方的发展并非来自于自身的异军突起，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产物；很多地方的发展并非来自于自身的聪明才智，而是全球时代变迁的产物；很多地方的发展并非来自于自身的勤劳苦干，而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系统增长。
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难以走出这个周期律？简而言之，是因为没有高水平发育就没有高质量发展，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高效能循环，没有高效能循环就没有高速度增长。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在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机制约束等条件下，逆势而为、另辟蹊径、奋发有为，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与新一轮地区一体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一轮产业变革、新一轮改革开放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一轮全球治理与新一轮社会治理有机结合，以高水平发育带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效能循环、以高效能循环带动高速度增长，实现超周期逆势发展。
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高深莫测的学说，抑或附庸风雅的潮流，核心是从2035年中长期战略倍增到“十四五”战略突围，通过根植实际、回归常识、遵循规律、奋发有为，以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创新范式、新的组织模式与新的运作机制，加快走出结构矛盾的内忧、外需不足的外患、新冠疫情的天灾“三重门”阴霾。尤其是在经济建设领域，需要以新场景、新研发、新赛道、新物种、新组织、新枢纽、新基建、新治理，从你死我活的低维竞争到共生共荣的高维竞合、从物理组合的滚动发展到化学反应的爆发成长、从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到生态能场的输入输出，最终走向“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的三位一体。
2021的诗与远方，将是打破五年规划周期律、打好四高发展组合拳、走出三重门发展阴霾、继往开来第二个百年、在大变局之中开好局！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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