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数字生态就是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如何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嵌入到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本链、服务链之中实现价值转化与释放,衍生生产力和财富,产生全新的增长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或治理方式。尽管自数智科技兴起以来,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数字化变革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脉搏,但最大的触动机制则是疫情的刺激。在防疫抗疫过程中,很多场景假设成为现实,数字化成为重要手段,并在日后的经济重建中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新发展的共同指向。如今我们更加需要从理论到实政,重新认识数字化发展的范式,更好地拥抱数字型产业组织,加快数字生态发育,建立数字一、二、三级开发的创新生态。 某种意义上,疫情撕开了很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遮羞布。此前,很多地方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伴随疫情的出现,从冰山一角到浮出水面,从捂着不放到集中爆发,迫切需要痛定思痛与追问新一轮发展的逻辑。有的是撕开了经济发展的遮羞布,譬如有些中心城市在以往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下,支撑经济与财政的往往是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等,但由于疫情的出现而锐减,对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或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大的紧迫性。有的是撕开了发展模式的遮羞布,譬如有些外贸城市在以往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其自身发展往往是外部需求决定的,外需形势好其发展就好,反之则反之,迫切需要从外生增长、外需拉动、外延发展走向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内涵发展。有的是撕开了基础能力的遮羞布,四十余年的现代性在疫情面前显得较为脆弱,现代都市钢筋混凝土的背后掩盖不了科研基础能力、产业基础能力、数字基础设施等等的不足与隐忧,很容易被“拍死在沙滩上”。有的是撕开了城市治理的遮羞布,前些年很多城市都纷纷搞了智慧城市建设,在抗疫防疫面前几乎可以判断这些智慧城市建设很少是成功的,没有现代治理理念、数智嵌入能力、操作平台优化、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彻底的数智化改革的有机结合,是难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有的是撕开了社会发展的遮羞布,有的是不同的政府在抢口罩,有的是不能再吃野味了,有的是更多的一地鸡毛。 前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几乎锚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低速等基础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其基本逻辑就是当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与外部需求、技术锁定、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不适配,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就无法实现中高速了。也正是这个舶来式“中等收入陷阱”的自我惊吓,都以为在中长期没有中高速的发展空间、政策空间、操作空间,以至于很多分析建立在基本面的粗糙分析之中,实际上忽略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创业创新、改革红利的内生作用与作用机制。随着疫后我国经济转型全面加速,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疫后全球经贸格局与产业链分工体系加速重构的重大历史窗口期,2021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给予了基本呈现。整体而言,2021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成为未来五到十年的政策空间、政策目标,最大的成因是疫情之变,具体作用机制如下:一是周期性政策因素,疫后为了六保、为了应对变革、为了破局等,不仅有产业投资“放开”,还有经营主体“放活”,亦有财政货币政策“放水”等周期性、政策性的释放因素,一季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去年下半年的谋划部署、工作安排与政策导向。二是结构性发展因素,疫情使得很多场景从假设成为了现实,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伴随着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作用,新经济、数字化、硬科技、新物种、新基建、新治理等等成为主攻方向,新旧动能转换提速换档。三是外部性的驱动因素,尽管中美贸易出现摩擦,并出现与多个国家或地区纷争,但由于中国疫情防控得力保障了生产秩序的迅速恢复,而相关国家依然在防疫抗疫之中,以至于外需依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拉手。四是战略性的导向因素,高质量发展成为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双循环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长期安全、健康、高速、可持续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构成与产业发展的主导能力,以及相应区域战略、产业战略、科技战略等布局进一步加速质优创新资源、产业要素的优化配置,并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其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同比增长18.3%,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尽管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过低、环比存在季节性因素、就地过年等多重影响,但大部分指标仍好于2019年同期水平,甚至达到了近五年的新高。这一结果既不应被单纯理解为疫后经济复苏中的特殊性季节波动,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全面审视疫情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及其成因,深刻洞察市场主体在自适应机制作用下涌现的新增长方式及面临的新问题,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新发展范式;还需要反思我们在上一个周期发展的基本判断与发展取向。某种意义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典理论以及由以产生的难以持续中高速,仅仅适用于对全球经济体系、治理格局、发展格局难以产生结构性、系统性影响的小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高速增长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在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基本上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工贸联合体发展模式,在外部需求拉动的条件下组织实施大规模工业化,当然还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等等。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92年加速市场化改革、2001年中国“入世”、2010年工业产值成为全球第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意味着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迫切需要升维和换场。二是在双循环格局下的产业主导权,在创新驱动、投资驱动带动下将科技、产业、金融以及“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机结合,逐步掌握全球的市场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资本主导权,逐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全球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取代货物贸易。整体上需要20年,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五十周年前(2025-2028年之间)中国GDP超过美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是新兴超级大国下的领导权,是创新驱动、财富驱动条件下科技、金融、军事、产业的高度结合,主要体现是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第一、人民币超越美元、军事力量与美国并驾齐驱、经济总量占全球35%以上。这个阶段持续多久,取决于与时俱进、自我治理的品质和能力。很多时候,正是由于在一些技术上的理论锚定、数据比较、计量经济难以自拔,以及缺乏对中长期、长远期内生动力与创新迭代的迷失,导致了很多误读和误判。 现在很多人将黑死病之后的百年之变,看新冠疫情之后的千年之变。黑死病产生于欧洲的中世纪,黑死病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文明。回顾历史不是去迷恋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新的历史。如今当长期主义成为标榜,发展导向比问题导向更重要,未来希望比当前困难更重要,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比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更重要。未来五年、未来十年、未来三十年、未来四十年等等,都有着变化万千的可能,但也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大趋势,这些变化并非疫情直接导致的,但疫情的出现无疑加速了这些发展趋势。未来社会将更加数智兼备。疫情使得社会形态加速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在线经济、虚拟空间打破物质能源、物理空间的主导地位成为新宠儿,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开辟全新的空间;在治理结构加速从科层化的金字塔结构走向平台化的橄榄型结构,公共行政逐步让位于公共治理、数字治理、智能治理。未来产业将更加跨界融合。疫情倒逼消费方式场景化、生活方式社交化、生产方式智能化与治理方式数字化,将进一步有机结合产业发展,打破传统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不再是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而是在产业跨界融合中产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从一维的物质能源主导的传统产业、走向二维虚拟空间驱动的信息产业、再走向三维或高维的数智产业。未来城市将更加数字孪生。城市将不再是基于钢筋混凝土的地域空间与生活载体,不再是人口越多,产业、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就越大;而是基于数字新基建的想象空间、创新空间、发展空间、市场空间,在数字孪生机制下成为超级物联生态,人口越多交互价值就越大。未来科技将更加软硬结合。不再是产品工艺创新、跟随式创新、薄创新的层级,而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技术、共性技术、工程技术的大科学、硬科技、厚创新,并在软硬结合中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未来世界将更加平尖湿深。全球产业链在产业梯度转移与价值链贸易的带动下,使得世界越来越平坦;全球价值链伴随跨国技术转移与空间集聚,使得新的“创新尖峰”崛起;全球创新链伴随创新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湿润;全球供应链伴随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使得世界是深的。 当前及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核心是在新经济变革与数字化改革的条件下实现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有机结合。前两次产业技术革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生活方式反向决定生产方式,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是将生产生活方式贯通,也就是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社交生活+敏捷供应”生产生活方式的贯通,关键是布局建设一批产业互联网平台。二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在数智科技带动下,如何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从外向型工业经济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核心是将跨境电商走向数字贸易——打通数字化条件下内外双循环最后一公里。三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有机结合。如何将人流、物流、商流、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等转化为数据流、再转化为价值流,最终形成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核心是将由软入硬的平台文化,与由硬入软的工程师文化相结合,进而带动车间文化、工匠精神与社交生活、场景体验。 如果说产业技术革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那么如今的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最终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贯通。这种生产方式便是“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社交生活”。“数据驱动”就是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驱动成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平台赋能”就是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上走,在上下游、买卖方、供需端之间,从做事到做局,从第二方走向第三方、第四方;“智能终端”就是从虚拟空间上往智能硬件上落,智能硬件成为云端云台的触角和终端;“场景服务”就是数据、内容、服务、交付等融为一体,以市场需求反向配置生产资源与服务方式;“敏捷供应”就是生产与消费的距离越来越短,短、平、轻、快地实现产品、服务的供给;“社交生活”就是在社交化之中,将买卖、生活、生产嵌入到人的生活之中。 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到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经济,往往是某一个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一定技术构成与应用模式下与生产生活、产业市场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知识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力,网络、信息、数字、智能等等都是知识的延伸;网络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力,还是一种生产方式,很多信息化、社交化、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以及分享化都离不开网络;社交既可以与生产方式相结合改变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也可以与生活方式相结合改变消费方式、治理方式;数字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力,还是一种生产方式,是知识、信息的数据资产化以及数字时代的升级版;智能是知识开辟新的疆域,能够更大范围运用和提升网络、信息、数字以及平台、体验、生态等;而体验、平台、分享、生态更多的体现了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立足技术创新进行模式创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与产业业态。只有把握新经济主要经济形态、经济模式的演进与交织,更能更好地把握新经济发展逻辑与架构,才能更好地借助新经济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轻盈地腾飞。 更进一步而言,数字经济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是将各类信息、流量上升到数据资产的高度,进而借助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充分把条块分割的、泾渭分明的技术张力、企业边界、商业疆域、产业界限予以贯通,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互联融通、商业结构再造、技术集成应用的发展态势。只有跨界融合、互联融通、结构再造、集成应用才能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产品技术,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与业态创新。譬如,在消费模式场景化上,将产品服务、数字内容、数据算法、敏捷供应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新的消费体验、消费景图与市场空间。完全可以用场景与农业、工业、城建、民生、治理等相结合,产生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模式与新的产业业态。在生活方式社交化上,实现人人互联、万物互联、随时随地且高接触(非物理接触)、高情感的社交化生活方式。在生产方式智能化上,逐步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制造+敏捷生产”,并与敏捷供应、社交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 在过去发展过程中,诸多城市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但着眼工业化、补课工业化依然是追随者,很多城市只有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泛工业化,才能实现赶超发展与率先突围。在工业经济时代,很多实体企业围绕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攀升,很多产业在产业分解融合规律下不断出现产业集群,很多地区在产业模块化条件下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企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区域价值链”的发展结构。哪个地区、产业、企业掌握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供应链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伴随产业价值运动从分解融合向跨界融合方向转变,不仅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的新型业态形态,还出现了“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的新型组织规律,不仅出现了新的技术构成突围了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还出现了新的组织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盈利模式、分配方式。未来迫切需要借助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加快发展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的开放型创新经济。 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我国廉价劳动力形成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等所形成的“要素驱动”,及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投资驱动”都已难以为继且付出了巨大代价,迫切要从依赖廉价要素投入和货币财政刺激转为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取胜。这其中,在要素驱动阶段,人口红利及农民工“半城镇化”背后的代价是大量“三留人口”及农村空心化问题,而土地红利背后的代价是特大城市房价高企及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在投资驱动条件下,其产生诸多的负面效应如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市泡沫、政府债务风险、低效投资、过高环境成本和大量货币投放。如今在数字化条件下,为着眼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增量剧增到存量聚变、从重宏观构造到重微观根植、从推拉并举到生态赋能、从开放倒逼改革到开放即改革;迫切需要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带动高质量增长、旧动能重塑带动新动能培育、微观长效活力带动宏观根深叶茂、创新生态加持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带动扩大开放。 在所有技术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最能贴近人的生活方式,最能改变人的生产方式,最能反映人的需求诉求,最能实现人的功能诉求,最能替代人的劳动操作,最能拓展人的生存疆域,最能释放人的价值潜能。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使得生产生活方式进入到信息时代,让距离越来越短、世界越来越小;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将人类活动空间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彻底地打破时空局限;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是体现了人人互联、随时随地、数据为王、体验为王特点的社交化属性;人工智能技术、新一代通讯技术加速了智能科技的崛起、智能时代的来临,体现为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维世界或高维世界。在各大主流机构的技术预测中,以人工/机器智能、量子通讯、5G新一代通讯、信息感知与网络、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自动驾驶、3D打印、机器人等深度应用信息技术领域成为新宠。 整体而言,“互联网下半场”更多的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从虚拟空间向智能终端中嵌、从智慧感知到智能运用,最终用供需两边通吃、跨界融合的产业思维打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组织方式与增长方式。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是通过2B、2F最终2C,从信息经济到平台经济;那么“互联网下半场”既可以通过2F、2B的工业物联网、产业互联网来改变生产方式,也可以通过2C从改变消费方式到改变生活方式,最终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贯通,智能科技、生态经济成为平台型企业的重要发展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底盘强大的行业+互联网,以及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才能成为新一轮业态创新与产业变革的佼佼者。更进一步而言,互联网上半场就是借助C端流量、市场需求反向配置生产资源,从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而在互联网下半场,不是单纯地搞改变生产方式的局域网、封闭的工业4.0,也不是单纯地进行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升级改造,而是在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基础上,再造“需求反导+数据驱动+平台运营+智能终端+服务场景+生态赋能+敏捷供应”的产业组织方式。从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上半场与下半场在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新经济逻辑上一脉相承,但在互联网下半场,用产业思维将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通则是对上半场的进一步超越。 在抗疫防疫中,原来的场景假设进一步变成了现实场景:一是从事实说话到数据说话,大数据、平台公司在洞见预见以及资源调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是高触高感到无触无感,打破人的高接触、有感应、有传播,到少接触、无接触、无感(如无感监测等);三是从现场实施到远程操控,进一步打破了时空限制;四是从虚拟现实智能实现,在虚拟空间上实现功能替代、技术实现与智能使能应用等;五是从多人工厂到无人工场,云制造、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将进一步加速推广应用;六是从官管民理到群民共治,有组织加速自组织,上中下的关系加速被左中右的关系所取代;七是从生态掠夺到见朴抱素,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伴随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治理方式以及经济活动形式、社会活动形式等等,发生了较大的冲击及深远影响。截止2019年年底,我国共有500座不同类型城市已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但当面对2020年初疫情蔓延时,大多数的“智慧城市”并没有发挥应有力量。更进一步而言,智慧城市,重在从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与硬件出发,强化智慧感知、智慧管控,仍然停留在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的过度上,那么接下来如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新一代通讯等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如何结合,并没有充分地回答,反而是带上了沉重的路径依赖包袱。 伴随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新经济发展从二维世界走向三维世界、高维世界,以智能社会为代表的新一轮建设与发展,最大的现代意义是对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大的价值是实现社会建设、经济建设与城市建设有机统一和协同发展。某种意义上,智能社会=场景消费+社交生活+智能生产+数字治理。一是消费模式场景化。核心是围绕新的场景变化,将产品服务、数字内容、数据算法、敏捷供应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新的消费体验、消费景图与市场空间。二是生活方式社交化。最好的商业模式与工作方式都是嵌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是体现人人互联、万物互联、随时随地而不是高接触(非物理接触)、高情感的社交化生活方式。三是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性部门将打破企业的边界与形态,逐步形成“数据驱动+云平台赋能+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敏捷生产”的生产方式,并与敏捷供应、社交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四是治理方式数字化。伴随治理数字化带动治理现代化,平台企业、社会企业将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唯有加大数字设施、数字平台、数字大脑等架构,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迎接未来、引领未来。在智能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将打破以经济物质基础支撑社会发展的初级发展阶段,进入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同一体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呈现出产业发展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并重、科技创新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并重等态势,对近中期、长远期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智能社会条件下,需要将代表“物”的数据、代表“事”的信息、代表“人”的需求有机整合、泛在连接,构建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维世界或高维世界,核心是打好上云用数赋智三大组合拳。“上云”就是借助虚拟空间打破企业经营发展的时空局限;“用数”就是通过从死的信息到活的数据让企业打通经络更加富有灵感和动能;“赋智”不仅让企业拥有大脑储能孕能,还能借助很多行业级的“四肢”与产品级的“手脚”使能释能。“上云”是出发点,“用数”是立足点,“赋能”是落脚点,只有形成“上云用数赋智”环环相扣,尤其是注重智能的储能、孕能、使能、释能,才能用新经济把企业重新做一遍。如今,纯做云的都是大企业且还在烧钱,单纯做数据的商业模式大都不成熟,纯做人工智能的场景应用不足,最终需要的是“组合拳”。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下,如今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新经济时代已然来袭。不论如何界定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最能将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伴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等新场景的结合,出现了大量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业态、数字化设施,加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数字化。更进一步而言,数字经济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是将各类信息、流量上升到数据资产的高度,进而借助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充分把条块分割的、泾渭分明的技术张力、企业边界、商业疆域、产业界限予以贯通,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互联融通、商业结构再造、技术集成应用的发展态势。只有跨界融合、互联融通、结构再造、集成应用才能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产品技术,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与业态创新。 更进一步而言,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这其中,数字经济最底层的是以数据设施搭建为代表的数字设施业态,信息基础设施和物理设施数字化成为必要的新基础设施;中间层的是以硬科技创业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产业化业态,数字技术自身创新以及与传统技术融合,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和增长空间;再往上是以新场景应用为代表的数据驱动业态,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如果“互联网+”是流量驱动,那么“数字+”则强调数据驱动,从强调信息经济上的虚拟空间到强调数字经济中的数据资产。这其中,数据的采集、处理、应用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软硬结合、数控兼备成为重要的体现。 当前一维传统产业正在推倒重建,二维信息产业格局生成,以数智科技为代表的三维产业加速生成;数智技术的出现及推广应用不仅提升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段位,还促进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最终将一般信息技术带动的二维世界带向了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维世界或高维世界。如今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出现及推广应用,不仅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脑科学等深度融合,加速了智能科技的崛起、智能时代的来临,将半工业半信息社会推向了智能社会,体现为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维世界或高维世界;还与先进制造技术等其他前沿技术相结合,进一步重新定义了消费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成为倒逼传统业态转型升级的变革力量,以及孕育原创新兴业态的革命性因素。数智技术也成为实现智能社会的核心,越来越多的企业、单位、机构,在智能科技、数字科技以及平台运营条件下,借助云计算把撷取、处理、整理好的大数据,通过移动设备传输到能创造价值的智能终端,在社交商务、企业商务等情景中把这些数据的价值发挥出来,并实现智能化使能运用,形成全新的生活生产方式。 “产业跨界融合”将在从工业单边到产业双边、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决定生产、从正向链式创新到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的条件下,通过穿透传统产业价值链形成打破企业边界、产业边界、商业疆域的“产业价值网”,进而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与产业爆发点。在以往工业经济条件下,我们都在讲这个产业价值链,甚至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也是在产业价值链上做分解和融合。但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产业价值运动从串联的分解、并联的融合到了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并不是以往的产业价值链没法继续分解、融合,而是更多的爆发成长、裂变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通过“穿透”价值链,进入了“产业价值网”。在这个“产业价值网”中,“长度”是单一产业原有的产业价值链;“宽度”是由于商业模式革新打破了若干行业、产业领域的界限;“高度”是由于技术突破对商业模式构建实现的程度。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核心就是一个企业、行业、产业的发展从价值分解、价值融合到了价值跨界,正是由于产业跨界融合的出现,才出现了“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短时间内估值较高的“独角兽”企业及原创新兴业态等。 伴随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产业发展从模块化下的分解融合到生态化下的跨界融合,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不仅仅是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软件即服务,还出现了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区块链+、生物+等新业态。数字经济衍生型经济业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数据驱动条件下,加快产业跨界融合,将数据、内容、服务、场景结合,最终把智能终端作为数据采集、移动传输、使能应用的入口,加上后台的数据分析、网络存储、平台运营以及云制造等,充分与若干场景应用相结合,实现服务化,嵌入更多的产品。二是利用数据驱动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围绕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等行业,如教育、医疗、交通、银行等行业,强化数据驱动管理与技术改造,从产品技术、经营形态、产权纽带的融合再造等方面打破产业界限,促进各类产业的跨界融合。三是大力发展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场景新业态。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生活、智慧城市、城市管理等相结合,在“互联网×”的模式下,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场景应用、服务体验等相结合,在移动出行、智能服务、智能物流、智能安防、智能医疗、无人零售等领域孕育若干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 如今数字经济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数字中国”引领未来发展,“数字中国”已成为我国未来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7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技术创新为“数字中国”提供支撑;2017年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提速降费为“数字中国”建设加油助力;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提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各地纷纷出台具体规划政策,有27个省份强调发展数字化和数字经济,从数字经济基础信息网络建设,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及智慧交通、智慧养老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如2017年《贵州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发展资源型、技术型、融合型、服务型“四型”数字经济;2018年安徽提出了《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2019年江西明确到2020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以上,山东提出到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由35%提高到45%以上、年均提高2个点以上等等。 整体而言,信息化是一个本源不变,但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的革命性力量。这个“本源”,就是知识、信息、数据等在提升生产力与创造财富面前发挥的作用比物质、能源、资源更重要,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内涵外延取决于信息技术的迭代。1.0的传统信息技术更多地是软硬结合、数控兼备、器网结合,2.0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强调线上线下、随时随地、智慧感知,3.0的数智科技强调云端云台、数智兼备、智能感应、智联生态。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新一代通讯、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从技术趋势走向数字化趋势。伴随信息技术的迭代创新与深度应用,重点从六个方面的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处理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对产业创新形成重要影响。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中国等,最终形成线上线下、云端云台、数智兼备、器网结合、智联生态、智能感应的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二是处理好生产供应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对民生福祉产生重要影响。以前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如今在信息化带动下,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决定生产方式。三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对公共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新基建不再是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支撑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的基石,越来越多的社会建设将为经济建设开辟新空间、赋予新功能。四是处理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对开放门户产生重要影响。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将内外循环贯通在一起,加速将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转变。五是处理好安全稳定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对安全管控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网监工作,不仅是一种事业,也可以有产业属性;不仅是风险风控,而是发展拓展;不仅仅监管维度,而是疏导建设。六是处理好深化改革与服务创新的关系,对改革创新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数字政府、智能治理的带动下,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加快建设创新型服务政府。 从技术形态到产业形态,新技术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目前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部分,为国民经济提供丰富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此过程中,一是数智新研发。聚焦数智科技,从创新端出发集中力量践行新型举国体制,从产业端出发面向产业需求导向进行逆向创新,形成新型科技攻关体制和创业式创新机制的双轮驱动新研发模式。二是经济新形态。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形成线上线下、云端云台、数智兼备、器网结合、智联生态、智能感应的经济新形态,培育有硬科技属性、平台属性、跨界属性及幂成长特征的新物种企业。三是数字新基建。着力构建全面互联互通的智能化数字基础设施,打造物联感知、高速泛在、融合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立足新基建打造超级智联生态。四是消费新场景。以新场景为牵引,从市场需求、消费升级出发,通过消费反向决定生产,将数据、内容、算法、体验、服务、硬件等有机结合,让数字消费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前置。五是要素新供给。建立要素的全新组织供给方式,将数据要素和智能技术、场景需求、平台组织、生态赋能紧密结合,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六是开放新格局。形成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最终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的发展格局。 围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等,呈现技术驱动、应用驱动两种不同路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呈现从应用驱动型创新逐步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的趋势。以美国和中国数字经济创新路径比较为例,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凭借信息技术优势,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走在全球数字经济前列,形成技术驱动型创新——拥有原创技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是技术;与此同时中国主要依靠市场优势,聚焦产品的改良型创新,以产品优化倒逼非颠覆性技术革新,形成应用驱动型创新——提供内容、应用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应用或优化成熟技术。目前,中国与美日等技术创新强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领域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但中国庞大的用户基数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带来了独特的优势,未来数字经济产业将从应用驱动型创新逐步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转变。 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呈现出消费模式场景化、生活方式社交化、生产方式智能化、治理方式数字化等发展趋势;基于数智科技的新经济,核心就是把这些人流、商贸流、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思想流转换为数据流,再转化为价值流。近些年很多旅游型城市都在率先加快走向新经济,如杭州、成都、青岛、西安、厦门等;旅游型城市都是人流、商贸流、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思想流等典型代表;其基本假设在于,人多了消费就多、场景就多、各种流就多,就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消费反向决定生产、配置资源,打破以土地、供给、制造为主的生产结构。 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融合应用场景,如共享出行,通过共享交通资源,实现绿色出行及短距离出行到长途旅行的无缝衔接;智能教育,通过人工智能、VR等新技术新模式与教育深度融合,实现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无人零售,以移动支付、物联网、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石,将消费场景全面数据化;无人支付,刷脸、刷脚、刷车牌等无现金支付已经成为新的生活理念;无人物流,借助机器人、无人驾驶等技术,实现自动化搬运存储和货物的远距离无人运输;智能工业,物理设备、电脑网络、人脑智慧相互融合、三位一体的新型工业体系;VR娱乐,将VR技术应用在影视、游戏、直播等娱乐领域,带来沉浸式体验;智能家居,家居产品智能化、互联互通为家庭提供全天候管家服务和虚拟助手;智能安防,借助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安防监控的效率、准确度和联动性;智能医疗,将人体信息数字化,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诊断和治疗,提高医疗的精确度和效率。 伴随大规模城市化,超大城市的运行和社会的现代化治理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数字城市在城市管理、应急灾备、交通运行、社区管理等如何发挥作用,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人工智能如何合理应用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以数字防疫抗疫为例,如神州数码控股旗下公司紧急开发、上线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信息服务平台”,目前已推出8项相关服务,可供市民了解、查询相关信息,享受在线义诊,并开通疫情线索申报渠道,便于市民发现疫情线索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及时处置;高德打车替补了医护交通服务的空缺,联合武汉当地合作伙伴风韵出行,组织了公益志愿者车队,在2月1日上线“医护专车”服务;华为支撑湖北移动和湖北联通,正式开通蔡甸火神山5G基站,这座特殊医院的特殊5G基站和无线通信网络建设从规划到落地只用了三天时间;百度地图紧急上线“新冠病例曾活动场所”专题地图,依据官方发布信息,北京市新冠病患曾活动场所或小区已全部上线完毕;支付宝上线了防疫物资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搜索同行程查询功能即可看到,利用蚂蚁区块链技术,由浙江省卫建委、经信厅主导,将对物资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进行审核并上链存证。 作为省会城市文旅城市,以城市品牌互联网免费思维、平台企业的地推行动,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聚合,并与创意内容有机结合,实现从信息、数据到数字迭代创新,从信息经济走向数字经济。这其中,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湖取消门票,体现了充分的互联网思维——“免费+增值;一个是阿里通过地推管理模式加速平台构建。前者打破公园门票收费模式,以主要旅游场景引流,将附加值递延到住宿、餐饮、购房、消费等方面。后者就是在互联网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通过地推的方式,把全国300余个城市和地区的线下流量引导到线上来,带动线上产品的推广与销售,同时也减少企业的网络推广成本。也就是专门帮助电商企业、互联网企业、游戏企业、传统企业做营销推广、引流的平台,再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推广成本。 整体而言,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园、源头企业以及头部企业是电子科技创新高地的标配。譬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是我国信息科技领域的名校,虽然不是211大学,却培养出了很多互联网精英人才,很多互联网公司的CEO都毕业于这所大学。如今前沿数字领域的“技术驱动”型企业正在加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及数智科技与传统产业融合领域分别出现了独角兽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出现的独角兽、潜在独角兽大量出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正是以市场需求、产业导向的大面积技术试错、企业试错、产品试错、产业试错带动了科技、经济、产业的融合。 整体而言,平台是链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的交易费用降低、价值增值中分享收益的经营实体,在互联网、新经济条件下是开放式创新2.0的中枢及结果,是产业组织者高级化的发展形态。平台企业作为一个行业或地区创新网络的“中枢”,通过独特商业模式改变行业景框、设定新的游戏规则、合并细分市场、整合顾客需求进行价值创新,带动企业、客户的跨界融合、协同创新或者共生共荣,成为新经济发展及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组织者。阿里成为杭州率先走向信息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与组织者:一是作为虚拟空间的搭建者,以信息技术创新为基础,强调技术集成、技术门槛与技术实现;二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让大家按照新的游戏规则与你一起玩;三是作为产业生态的枢纽,以组织创新为支撑,遵循去中介(心)化、再中心(介)化、再去中心化(平坦的生态)路径。 整体而言,杭州走向数字经济最早是以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后来是技术创新带动商业模式创新,如今则是以产业组织创新为引领、以金融资本创新为杠杆,将“硬科技”与“软创新”有机结合,从薄创新到厚创新。以深圳与杭州比较为例,深圳与杭州最原始的不一样,一个是一个港口城市引发的创新,核心是围绕国际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不断攀升,也就是通过外循环的“两头在外”带动内循环的“中间在内”产生的创新。一个是旅游城市引发的创新,核心是如何将不同的流如何转为为数据流、价值流,以内循环的“原创”带动外循环的“全球化”。更进一步而言,深圳的创新从硬入软,器网融合;而杭州的从软入硬,用软的控硬的,数智兼备。 只有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实体经济发达以及工商活力突出的地方才有更充分的产业组织创新与产业试错;杭州从互联网上半场到互联网下半场,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制造业传统价值链链条将被打破,在各环节出现新的产业平台,与此同时服务业资源分散、规模小的产业格局将改变,将在各个领域出现大量集聚海量碎片化服务资源的服务平台。 浙江数字化领先地位得益于杭州,杭州的领先地位得益于滨江高新区。杭州高新区(滨江)是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16年发展,培育了以阿里巴巴、浙大网新等为龙头的7800余家互联网企业,占全市互联网企业近三分之一。滨江高新区作为新兴的世界一流科技园区,长期坚持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与以平台经济为引领的新经济发展道路,培育出电子商务、数字安防等世界级产业集群,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策源地。 杭州深入实施“宽带浙江”“云上浙江”“泛在浙江”行动,推动5G率先部署和IPv6规模部署,建成全国最大的5G应用示范网,5G基站超1000个,建成杭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和国际出口通道;杭州城市大脑以交通治理为起点,实现数据为社会服务,解决仅靠人脑无法解决的城市发展问题;如今城市大脑场景带来大数据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 杭州依托充裕的民间资本和财政资本、金融资本等,建立覆盖技术链条与关键节点、财政科技与社会资本相结合、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与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重点是优先发展股权投资,积极发展债务融资,借力资本市场发展。 如果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维世界和二维世界之交的,那么数字化改革则是三维世界的。单纯从权力清单、体制机制、组织编制、财权事权改革很容易陷入改而不革的局面,数字化改革则是建设创新型服务政府与智能社会的重要前提、突破口与保障。浙江数字化改革带动数字中国的探索和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和段位,为数字化条件下系统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辟了新的空间和前景。数字化改革,本质上是以数字技术、数字治理、数字平台自己改自己的重要探索,将从第一方党委党建、第二方数字政府及其公共服务走向第三方数字城市及创新生态建设、第四方数字经济及其产业组织、第五方数字社会及其法治治理系统优化顶层设计。 在经济地理与地理经济中,一个国家、地域的此起彼伏与结构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人文地理与地理人文;很多有市场、有人才、有技术、有资本的地方之所以发展不好、发展不够,核心是这些市场需求、人才创业、技术供给、资本资源,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开花、发芽、结果。思想贫困、人文缺失、商业缺乏是制约很多地方发展的顽疾,解放思想依然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思想文化,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而是长效、稳定的内在基因。 新场景业态创新就是将市场扩容、消费升级、服务再造与智能终端有机结合,促进数据算法、服务内容、消费体验、智能硬件等有机结合,从正向配置资源的链式创新到反向配置资源的逆向创新,从支持行业供给到支持市场需求,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推广应用,重点是开放业态创新场景、开展场景业态创新、打破传统产业规制。在推进过程中,不仅需要开放业态创新场景:在消费娱乐、时尚创意、文化旅游、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发布城市场景创新清单,在城市交通、医疗、教育、商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场景创新规划布局,建设具有科技感、适宜场景落地应用的新载体,推广应用一批具有带动消费、提高体验、服务升级、市场扩容的新场景;还需要开展场景业态创新,融合产品、服务、体验、空间的综合创新生态,重点支持高端创业、前沿科技创业、独角兽企业,加强对高端创业创新企业在技术研究试验和场景示范应用的支持,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和业务转型;更需要打破传统产业规制,营造场景创新及推广应用的良好环境,制定兼顾监管与促进发展的政策,为处于产业变革与产业规制领域的重点企业开辟政策创新、管理创新“绿色通道”,通过政府采购、试点示范、牌照优先发放等多种形式,创造对原始创新相对包容的环境,推动开放包容的制度创新。 整体而言,创业成功与企业成长最终都是在把握产业趋势与社会需求前提下实现价值再造,核心是把握生产与消费的新趋势及其相互的关系。这其中,大量介于生产与消费、工业与商业、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平台企业涌现,超越时空的局限、锁定技术的门槛、重塑产品的形态、穿透商业的疆域、走出企业的边界、跨越产业的界限,打破了以往的供应联关系,成为新型产业组织者、商业生态建设者、开放创新生态建设者等,并涌现出十大赛道。包括消费互联网下的流量商务、工业互联网下的智能制造、社群互联网下的社群服务、产业互联网下的新型连锁、产业互联网下的企业商务、工业物联网下的智能终端、工业物联网下的物联生态、人工智能驱动的垂直应用、数字内容融合的场景体验、平台运营驱动的腾云驾雾等。 新研发打破以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的正向的链式创新,转到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以及政产学研金介用的垂直创新。核心是从强调技术应用,转到重视制度适用,从打造条块工具,转到构建生态协作,从单纯政务系统,转到复杂居民生产生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到依托市场运营,优化技术路线,创新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机构,构筑泛在互联的城市感知网络,组装通(共)用基础信息平台,强化智能社会各项场景应用。 伴随数据驱动的创业,一批非线性增长企业梯队涌现,以哪吒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等等以动物与神话传说为命名的企业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商业、产业之间夹杂着浓厚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所谓“一企一业”,就是一个企业的出现与成长不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全新的业态乃至原创的产业,还引领了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生成发育。新物种的使命不单纯是从盯着瞬息万变的市场而去熟化商业模式,而是上升到产业变革的高度,在产业大破大立中找到跨界融合的机会。 打破以往“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转而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借助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突破,加快形成软硬结合、数智兼备、线上线下、低开高走的发展形态,为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在以数智技术嵌入新基建带动下,探索“1(智能科技)+3(数字服务、数字终端、数字设施)+X发展机制”,加快建设以场景创新为引领的智能社会,实现“物”的链接、“事”的联通与“人”的社交。 一般而言行政手段往往是第二方的,经济手段往往是第三方的,法律手段似乎是第四方的,未来越来越多的是用第四方的思维整合第三方力量加强公共服务,“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提供第二方服务。创新型服务政府是指立足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打造创新生态设计者、建设者、维护者,其基本内涵是“第四方新型产业组织者+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者+第二方精益服务提供者”。“第二方精益服务提供者”是原来公共服务的范畴;“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者”,是指政府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来承担,而是通过引入高水平专业服务机构,集成社会创新服务资源来提供相应高质量服务;“第四方新型产业组织者”,强调的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主导”而不“主体”的作用,更多是突出新兴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强化产业引导、搭建创新平台、构筑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传承良好氛围;从第二方到第三方第四方,不仅在于治理结构上的开放包容,还在于治理机制上的协同创新,其背后的逻辑是强调以法的精神与制度的力量来提升治理能力。 经济学上讲的“生产函数”,往往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一定技术条件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但在处理实际的经济问题时,生产函数不仅是表示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对应,更是一种生产技术的制约。在生产函数的逻辑下,这个投入主要是不同的生产要素,一般被划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四种类型。这个“劳动”,往往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这个“土地”,不仅指土地本身,还包括地上和地下的一切自然资源,如森林、江河湖泊、海洋和矿藏等;这个“资本”,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如厂房、机器、原材料等)或货币形态(货币资本);这个“企业家才能”,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无论对于工业经济发展,还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一个经济体、经营实体的增长与发展,都与这个生产函数有莫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在一定技术水平与技术构成条件下,加大相应生产要素的投入,就会出现特定的产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都是这个传统惯性思维的产物。那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新的上产函数何在?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尤其是当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新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函数不仅仅关注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投入与产出关系,而是在一定技术构成、制度结构与组织方式基础上,如何“好快好省”地产生更高的效率与更大的效益;新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不再是人才、土地、资本、技术,而是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新经济意义上的组织方式不再是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资本化等等,而是在场景拉动、智能引领、数字驱动、平台带动、生态赋能、流量聚合。 就新生产要素而言,一个是场景,其本质是需求再造与需要挖潜,主要是通过数据、内容、服务、工具、体验的有机结合开辟新的市场空间、消费空间、应用空间或想象空间等;一个是智能,其本质是把不同的技术串联在一起更好地替代人工、满足人的需要,主要是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以及其他新技术、先进制造相结合;一个是数字,其本质是信息化的升级版,主要是加快将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商品流等转化为数字流及其价值流;一个是平台,其本质是从做事到做庄,具体而言是在上下游、买卖方、供需方之间第二方走向第三方、第四方;一个是生态,其本质是开放创新、共生共荣、共同成长的环境,既包括产业价值网上大中小企业之间的产业生态,也包括“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创新生态;一个是流量,其本质是新的动能,既可以表现为创业,也可以是企业,既可以是人口,也可以是用户等等。 相对于人才、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机械化的组合或结合,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更具动态感、活力感以及无限的想象力及爆发力。当前,只要还在遵循传统生产函数的国家或地区,难以产生新兴产业、全新业态以及商业模式、新的市场;只有促进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 在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需要围绕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生态环境,打破传统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及组织方式,探索全新产业组织方式。一是以场景拉动加快业态创新。这种场景业态创新从市场需求反向创新产业组织方式,就是围绕市场需求、市场应用、市场交易、终端服务、消费体验等,从正向配置资源的链式创新到反向配置资源的逆向创新,从支持行业供给到支持市场需求,进而产生全新的业态,是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突破口。相比土地、政策、资金等传统产业促进方式,场景能够提供需求、打磨产品,提供数据、改进算法,提供市场、迭代商业模式,而主动营造各类产业发展的场景成为催生产业爆发的新逻辑。二是以智能引领再造生产方式。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等智能科技的突破、应用与发展,不仅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以及其他新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技术构成与技术架构,还能与先进制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经营业态,最终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创新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以物理设备、电脑网络、人脑智慧为基本框架,以智能政府、智能经济、智能社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经济形态。三是以数字驱动加快互联融通。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最具有价值的行业一定是能够将人流、物流、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最终转化为价值流的行业。在促进数字驱动面前,核心是从传统的供应链到生态圈与价值网,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以及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以及快速生成,最终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的全新生产组织方式,加快产业跨界融合,探索以数字驱动加快互联融通。四是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伴随市场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组织方式优化以及产业组织创新,先后出现了企业与市场、市场与集群、集群与平台、平台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乃至相互替代关系,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组织方式的关系。在平台经济与企业平台化条件下,不仅打破企业边界、商业疆域、产业界限,最终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的建设者、组织者与维护者,最终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五是以生态赋能激发市场活力。主要是在产业跨界融合、企业协同发展、资源高度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协同创新的条件下,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能够把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流向产业、实业、企业、创业,并通过创业创新、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等方式,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并形成新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六是以流量聚合优化资源配置。不仅是通过创业、创业、再创业,通过创新、创新、再创新,把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原创思想、先进技术、成熟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还通过外贸企业、跨国公司、平台企业、国际产业园区等,通过跨区域创业、跨国经营、跨国技术并购、跨国技术转移、跨境经济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还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提升跨行政系统资源配置能力。 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将数字作为基础设施,加快建立完善数字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加快形成数字驱动发展,带动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是加快数智技术跨界、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构建数字经济生态。加快数智技术跨界,借助互联网插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讯的翅膀,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结合在一起,围绕前沿技术、高新技术领域交叉融合、颠覆性技术突破催生等未来领域,紧盯全球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形成一批具有领先优势的原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数智技术与先进制造、城市管理深度融合。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将过去的智慧转化为智能,让数据从中自动发生作用,实现万物互联,核心是完善5G、下一代互联网、窄带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园区数据资源平台、算法服务平台等大数据平台和综合治理平台,推动“城市大脑”等在交通、医疗、政务、安防、城管等领域示范应用。构建数字经济生态,打破以往注重政务、生活、财政、安防、交通、口岸、教育、医疗、房产、环保、养老等各细分领域的上下贯通的顶层设计,加快从打造条块工具转向构建生态协作与市场化、企业化、平台化、商业化运作机制,在若干领域培育出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生活方式、产业形态。 以往人类的生产生活基于土地的一、二、三级开发建设运营,拘泥在物理空间上。如今伴随数智科技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基于数据的一、二、三级开发建设运营,进入创新赋能的发展结构与爆发成长之中。在以数据生态为基地的创新生态建设之中,我们需要促进科教智力资源、创新资源要素、产业资源要素、自然资源能源、行政财政资源以及数据资源适配,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区块链、资本链、供应链协同提升,加快涌现源头经济、平台经济、头部经济、针尖经济,全面涌现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推 荐 阅 读1.1 疫情撕开了很多地区的遮羞布
1.2 疫后经济为什么能实现高增长
1.3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维空间
1.4 疫情刺痛了人们对未来的思考
1.5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结合
2.1 历次新产业技术革命有何差异
2.2 新经济到底历经了怎样的演变
2.3 数字化如何赋能新旧动能转换
2.4 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能否逆袭
2.5 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
3.1 充分认识信息技术属性及迭代
3.2 互联网下半场是数字化的主场
3.3 疫情中智慧城市为什么会失败
3.4 从半工业半信息走向数智社会
3.5 打好上云用数赋智三大组合拳
4.1 数字经济引领新经济时代来袭
4.2 数字经济是数据驱动的新经济
4.3 数字经济从二维走向三维世界
4.4 数字经济核心是产业跨界融合
4.5 数字经济如何衍生新经济业态
5.1 从自上而下部署走向竞合发展
5.2 从各项技术趋势到数字化趋势
5.3 从技术形态到数字化产业形态
5.4 从商业模式创新到硬科技创新
5.5 从智慧城市走向数字孪生城市
5.6 从数字化基建到场景业态创新
5.7 从数字经济到改革数字化治理
6.1 文创旅游流量城市的数据开发
6.2 电子科技创新源头的市场试错
6.3 超级航母平台企业的产业组织
6.4 软硬结合技术迭代的抢占风口
6.5 民营工商发展活力的产业根植
6.6 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生态赋能
6.7 城市大脑算力算法的场景应用
6.8 良性循环科技金融的杠杆加持
6.9 创新式服务型政府的数字治理
6.10 平民色彩地域文化的思想引领
7.1 新场景业态创新拉动市场需求
7.2 新赛道跨界融合开辟原创产业
7.3 新研发逆向创新提高技术构成
7.4 新物种一企一业再造行业格局
7.5 新基建数智嵌入构筑发展基底
7.6 新治理协同推进打破产业规制
8.1 走出传统生产函数思维的羁绊
8.2 数字经济意义的生态指数何在
8.3 探索全新数字化产业组织方式
8.4 以数字孪生构筑超级智联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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