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禅这个题目,已经有一些文章和著作谈论过了。如潇湘(圆香)先生的《〈红楼梦〉与禅》【圆香:《〈红楼梦〉与禅》,台湾狮子吼杂志社,1970年。】、张毕来先生的《红楼佛影》【张毕来:《红楼佛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李哲良先生的《红楼禅话》【李哲良:《红楼禅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这些著作或者是考察清代的佛禅文化背景对《红楼梦》的影响,或者用佛教的某些义理、规范与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作对勘比较,说明《红楼梦》有明显的佛教文化痕迹。这些著作一般都不大区分曹雪芹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因为事实上后四十回涉及佛禅的故事情节更多一些,如贾宝玉和林黛玉谈禅,妙玉走火入魔,贾惜春当尼姑,乃至最后贾宝玉跟着一僧一道飘然而去等,都在后四十回。这样一种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混为一谈的立场有很大问题,影响到对佛禅与《红楼梦》关系的观照,也必然停留在浮面表层,而不可能达到文化义理的“几微”层次。张祥龙先生的大著【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是讨论“西方现象学”与“中国天道”的相遇相契这种涉及整个中西、东西文化和人类文化命运的大问题,其中论到了佛禅,也有部分内容谈到了《红楼梦》。尽管对海德格尔的理解是否得当准确仍可讨论,但这些关于《红楼梦》的内容却非常有启发性,顺着这个思路深入下去,可以让禅与《红楼梦》二者之间张力的探讨更上层楼,再进一步,则可以促使禅、《红楼梦》研究和红学都参预到人类文化命运的大思考中去。本文接着张先生引逗出来的端绪,再做一点抽丝剥茧的功夫。
张祥龙先生在其大著中这样说:“龙树的《中论》充分地揭示了‘缘起’的终极意义。……实际上,《中论》是释迦牟尼的微妙中道义与芝诺式的犀利思辩的结合;它反驳的不只是小乘有论和标榜死寂之‘空’的理论,而是一切想要通过概念方法来探讨终极问题的思想企图。”“《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梦境和道境的最精致入微的一次融合和展现。……宝玉的天性、梦性可用一‘痴’字形容。在《红楼梦》的语境中,这个字充溢着生存境域的终极深意,既不只是被对象左右的‘痴呆’,也不只是偏于主观一面的‘痴心’,而是痴情于梦境本身的空--深远而又缠绵不尽。痴者一方面通灵于生存境域,因此‘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另一方面,柔情缱绻于此境而又不知如何从容对付境中体制构架的逼迫,只能以似傻如狂的乖张‘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庄子·人间世》)所以,‘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红楼梦》第二回)令明白人为之恻隐、为之感伤、为之无可奈何而入终极意境。……这境界正所谓‘为于无为’之境;在老子那里得其源,在孙武子、庄子等人手中张其势,至陶潜、王维、李白、张旭、郑板桥等,则气象铺漫,至曹雪芹,则化为梦境人生中的一段痴情。……贾宝玉与林黛玉之情既非世俗和肉体的,亦非纯理念精神的,而是纯梦境或缘境的。西方传统哲学从来进不到‘情境’之中。‘情’的蕴义,不管是男女间的、母子间的、自然与人之间的,只能通过纯境域而得到理解。道家思想的根底处就有阴阳缠绵发生的大境界,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孔夫子也极喜欢以言男女之情的诗境、乐境来开显仁爱的纯发生之境。好德如好色一般方为至真。……《红楼梦》一书的妙处就在于能借人生本身蕴含的大机大势而出意境和情境。世人的种种痴心在宝玉那里纯化、境化为看似乖张之极实则醒人之极的痴情,以至满盘皆活,气韵生花。”【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222~223页,335~338页。】 张先生在这里揭示出一个重要的视域,即《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痴”,是“能借人生本身蕴含的大机大势而出意境和情境”,这实际上就是禅宗那种不离生活日用处处可修道悟禅的识度。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中有一节专论“痴”,认为贾宝玉体现的“痴”是“中华文化上的异彩”。将周先生的讲论与张先生的引逗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对《红楼梦》,对禅,对中华文化的观照都有更深一步的拓进。
前八十回《红楼梦》中,其实只有第二十二回比较集中地写了禅,标目为“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故事写宝钗过生日戏班子演戏,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的戏文,宝玉说我不喜欢这种热闹戏,宝钗说这是你不懂戏,念了戏中鲁智深唱的一支《点绛唇》曲子给宝玉听。后来宝玉在黛玉和湘云两人之间周旋,谁知却弄得黛玉和湘云都责怪自己。宝玉“不想并未调和成,反自己落了两处贬谤。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语。……袭人笑道:‘他们既随和,你也随和,岂不大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谈及此句,不觉泪下。……翻身起来至案前,立占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不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写毕,自虽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亦填了一支《寄生草》,也写在偈后。”后来黛玉拿走了宝玉写的偈语和《寄生草》词,与湘云、宝钗同看,词云:“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宝钗说:“……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三个女孩子就去看宝玉,黛玉发问:“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宝玉回答不上来,三个女孩子拍手嘲笑他:“这样钝愚,还参禅呢。”黛玉又给宝玉的偈语续了两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宝钗则讲了五祖弘忍黄梅传法,神秀和慧能两首偈语争胜的禅宗故事。“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想毕,便笑道:‘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由此接上张祥龙先生的识度和视域,我对《红楼梦》的文化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融纳西方文化而又不丧失自己独特美质的“契机”,重新考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体现的“异质”文化精神。也就是说,这种“异质”文化精神其实仍然有它传统文化的深隐的根据,如张先生所论,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中国儒道禅的“天道”思想的关系中,这种根据能够得到特别的彰显。而禅,作为中华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第一次成功融汇与新生,更富有特殊的前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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