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潺潺的小溪，绵绵的甘霖，春山的和风，秋树的私语，那诗意荡漾、感情激扬的散文式的学术书写，正是那一代学者在那一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吴世昌（1908-1986）在1934年春天发表的题为《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的学术论文（原载北平《学文》月刊1934年第2期，后收入《吴世昌全集》第3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86页）。吴文列举的魏晋时代第一座私家名园就是西晋石崇（249-300）的金谷园。根据《金谷诗序》（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51页），最迟在元康六年（296）金谷园就已经落成了。这一年石崇离开京城洛阳到外地公干，他的朋友们聚集在金谷园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饯别宴会。《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附石崇传》：“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宋柳永（987？-1053？）《雨霖铃》词“都门帐饮无绪”即用此典故。当时，著名的“二十四友”都参与了这次雅集。这是一个由许多著名诗人组成的名士群体，如刘琨（271-318）、石崇、欧阳建（269-300）、陆机（261-303）、陆云（262-303）等等（《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他们都“以文才降节”趋奉“参管朝政”的秘书监贾谧（？-300）。《晋书·刘琨传》：“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石崇爱吟诗，爱赏乐，爱饮酒，爱交游，但也为富不仁，残忍成性。《世说新语·汰侈》第1条：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本条南朝梁刘孝标（462-521）注引晋王隐（约公元317年前后在世）《晋书》：“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这就是石崇金谷园的经济基础！这位有势力有财富有文化的名士还喜欢搞“美人秀”。《晋书·石崇传》：“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这在当时的权贵圈子里是很受人羡慕的，所以“孙秀使人求之”，而石崇居然由于拒绝其要求而被逮捕乃至被杀害。《晋书》卷五十五《潘岳传》：
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邪？”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石崇为钱财而死，为美人而死，而绿珠女士也为她的主人殉情了———成了金谷坠楼人。真是可怜可悲可叹！
往事也确实并不如烟。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偏安江南的东晋时代，当年的金谷之游仍然是江左名士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只是那“血染的风采”似乎全然被过滤掉了。《世说新语》载：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品藻》第57条）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企羡》第3条）谢公就是东晋当朝太傅谢安（320-385），苏绍（生卒年不详）是金谷名士中的长者，王右军就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303-361）。这两则轶事表明，金谷之游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佳话，石崇的《金谷诗序》也是江左文坛公认的经典。当然，今天在我们看来，王羲之的喜形于色有点可笑，因为石崇实在不能与他并驾齐驱，《金谷诗序》也不能与《兰亭集序》（《全晋文》卷二十六）分庭抗礼。然而，对此我们必须采取陈寅恪（1890-1969）所说的“应具了解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的态度，而不能以今代古，以今视古。欲明此点，就必须了解兰亭之游。
兰亭之游发生在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兰亭集序》（原名《临河叙》，见《世说新语·企羡》第3条刘孝标注）是一篇富于哲理意味的美文，也是一幅千古独步的书法杰作，文中有19个“之”字，潇洒飘逸，各具风采，历来受人称道。参加兰亭之游的人物，连同王羲之在内，共有42人（见《世说新语·企羡》第3条刘孝标注所引王羲之《临河叙》），这就是清宫梦仁（1623-1713）所说的“兰亭四十二贤”（《读书纪数略》卷二十一）。据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本年孙绰（314-371）40岁，谢安、谢万（321-361）、郗昙（？-361）34岁，王蕴之（329-384）24岁，王献之（344-386）10岁。他们的年龄依次为50岁左右，40岁左右，30岁左右，20岁左右和10岁左右。“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确实是兰亭之游的一个显著特点。这42人涉及了东晋时代琅邪临沂王氏、太原晋阳王氏和陈郡阳夏谢氏等二十多个著名的家族，可谓极一时人物衣冠之盛。兰亭之游明显受到了金谷之游的影响。我们对比一下《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
1.余以元康六年。（《金谷诗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兰亭集序》）笔者案：首叙雅集的时间。
2.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金谷诗序》）╱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兰亭集序》）笔者案：次叙雅集的缘由。
3.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金谷诗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集序》）笔者案：石崇描述细腻，王羲之叙事简洁。《兰亭集序》“群贤”二句，明显脱胎于《金谷诗序》“时征”二句，“此地”等五句，则是从“有别庐……之物备矣”这个语段化出，“列坐”等四句，则本于“昼夜游晏”等11句,“列坐其次”明显出自“或列坐水滨”，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等三句也显然是在与“时琴瑟笙筑”以下奏乐赋诗的场面描写作对比。
4.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金谷诗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趋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毎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虗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兰亭集序》）笔者案：王羲之就《金谷诗序》的这两句话加以发挥，淋漓酣畅地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感悟，比石崇的话语更为动人，更为高雅。
5.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金谷诗序》）╱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集序》）
6.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金谷诗序》）╱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兰亭集序》）笔者案：从语言句式，到罚酒数量，几乎如出一辙，正是李白（701-762）所谓“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六），明显具有因承关系，但王右军的文笔更为清通流丽，更富有韵律感，更富有哲理性。
其实，就整体的文学水准而言，《兰亭集序》要远远高于《金谷诗序》，这两篇散文绝对不是一个层次的作品，但以上对比足以表明它们之间明显存在着“互文性”（intertualité，intertextuality）关系。所谓“互文性”，又叫“文本间性”，按照法国学者的文学文本理论，“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因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这种被吸收与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soustexte，也就是“文下之文”，参见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第30-31页）。《金谷诗序》正是《兰亭集序》的“底文”。实际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在借鉴、吸纳石崇《金谷诗序》的同时，还成功地实现了对其人其文的超越，因为石崇重在夸富，俗不可耐，而右军重在兴感，超世迈俗。根据“互文性”的创作机制，我们可以断定，《兰亭集序》与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年）的《滕王阁诗序》（《王子安集》卷五）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一篇在兰亭之游发生之前就已经成篇的宿构之作，王右军在兰亭之游中表演的是他那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艺术，而不是文学创作，否则，他是不可能做到以行云流水似的文笔成功模拟、涵化石崇的作品的。上文提到有人曾用《兰亭集序》比《金谷诗序》，用王羲之比石崇，得到这种评价，王羲之非常高兴，原因正在于此。
更为有趣的是，陶渊明（365？-427）对金谷之游也是非常关注的。《陶渊明集》卷六《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与前引石崇《金谷诗序》“有别庐……莫不毕备”的叙述是非常相似的。又如《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与石崇《思归叹》（《全晋文》卷三十三）题目相近，内容相似，尤其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二句与石崇有关归隐金谷的情思的表述如“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也显然具有渊源关系。但是，桃花源是一个和谐社会，既没有荼毒生灵的巧取豪夺，也没有珊瑚耀目的夸富斗狠，更没有金谷坠楼的生命悲剧，自然更加令人向往。晋安帝隆安五年（401）正月五日发生的斜川之游（见《陶渊明集》卷二《游斜川诗并序》）则显示了金谷之游和兰亭之游对陶渊明的双方面影响。袁行霈说：“渊明与二三邻曲作斜川之游，据诗序及诗之情趣，系模仿王羲之等人兰亭之游。《兰亭集序》首先交待年月……点明事在癸丑岁三月三日。《游斜川》亦在序中首先点明年月日：‘辛丑正月五日’，兰亭之游与斜川之游皆在丑年，殆非偶然欤？”（《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2页）永和九年，王羲之50岁，陶诗曰“开岁倏五十”，则斜川之游中的陶渊明与兰亭之游中的王羲之年龄相同，这绝非偶然之巧合。根据这两句诗，台湾学者王叔岷（1914-2008）指出陶渊明的生日在正月初（《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5页），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试将《金谷诗序》、《兰亭集序》和《游斜川诗并序》加以比较：
1.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金谷诗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兰亭集序》）╱列坐其次。临长流，望曾城。（《游斜川诗序》）
2.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游斜川诗序》）
3.遂各赋诗，以叙中怀。（《金谷诗序》）╱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集序》）╱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游斜川诗序》）
4.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金谷诗序》）╱夫人之相与……悲夫！（《兰亭集序》，详见上文所引）╱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诗序》）
4.故具列时人……其览之哉！（《金谷诗序》，详见上文所引）╱故列叙时人……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集序》，详见上文所引）╱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游斜川诗序》）
5.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金谷诗序》）╱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游斜川诗》）
6.时征西大将军……罚酒三斗。（《金谷诗序》）╱右将军司马……罚酒各三斗。（《兰亭集序》）╱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诗》）
显而易见，石崇的《金谷诗序》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不同程度地构成了陶渊明《游斜川诗并序》的“底文”，换言之，这三篇作品具有“互文性”的关系。金谷之游中的苏绍、兰亭之游中的王羲之和斜川之游中的陶渊明都是五十岁，人到中年，感悟多同，而异代同调，亦堪为知音。明乎此，自宋代以来关于“开岁倏五十”与“开岁倏五日”的异文之争也就可以止息了。
从金谷之游到兰亭之游，从兰亭之游到斜川之游，晋人的文采风流被彰显到了极致，美丽的自然山水，诗意的生活趣味，潇洒的审美情调和深沉的人生咏叹，正是其共同的主题。而从石崇《金谷诗序》，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再到陶渊明《游斜川诗并序》，我们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三位作家、三篇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是晋人三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