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在其独立发展的历程中，常常由于承受和汲取其他的特别是前行的文苑体制的某些沾溉和影响，而使自身趋于充实、成熟，不断得以演进。宋词亦不例外。前人论词，有“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之说，即是指“别是一家”的词，因借鉴和融化了诗文的某些特点而产生一种嬗变。赋自秦汉六朝以来蔚为大观，影响深钜。但它与宋词的关系如何，前人论述不多，笔者于此拟略抒浅见，以求匡正。
赋对词的影响沾溉是随着词的日益文人化而加深的。其原因在于词的创作主体——习于操觚染翰的文士与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文人（包括词家）无不重视和娴习辞赋，这不是偶然的。赋渊源于诗骚，滥觞于战国，鼎盛于两汉，而嬗变于魏晋六朝，唐宋及至其后各代，一脉承传，时移世变而流风不绝。虽自西汉始，汉赋即遭到批评讥诮，然而，这只是在独尊儒术的政治怪圈下，涌现的一种崇经轻文派的观点。应当看到多数文章家仍把通晓辞赋视为本职和荣耀，中国第一部综合性文学选集昭明《文选》将文体分为39类，而以赋居首，此后文人编纂文集时，常常把辞赋列于卷端，以故在文章士林中辞赋的身价并不卑贱，特别到唐宋时代更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赋本来被作为从政入仕的重要工具，正如不学诗无以言一样，儒生要跻入仕林也必须掌握应命作赋的本领。历代不少帝王附庸风雅，对文臣儒士或皇族子弟的辞赋之才常特赐青睐优予奖许，使人引以为荣。汉代文臣献赋自属常见，唐宋各代亦不乏其例，如谢偃因善为赋得到唐太宗优宠，赵安仁、李宗谔、杨亿因皇家制九ｘｉáｎ＠①琴五ｘｉáｎ＠①阮而献赋，以辞藻华赡为宋太宗所奖谕。历朝文章领袖也多以鉴赏赋才来月旦人物揄扬后进，如杨敬之撰《华山赋》由韩愈称扬而文名显，袁枢作《修身为弓赋》以周必大期许而声誉著。自唐以来进士一科最为显要，而进士考试特重诗赋，王安石改革考试科目，曾罢诗赋而代以经义，元ｙòｕ＠②中宣仁太后又诏以诗赋经义并行，绍圣时虽有变化，南渡初又恢复诗赋科目，故诗赋作为仕途进取的必修科始终为世人所重，而追求功名趋之若鹜的广大读书士子无不悉心研习。赋还是沉抑林泉的失志之士借以抒愤遣怀的一种工具，班固早就指出：“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汉书·艺文志》）“失志之赋”肇始于屈骚，而后文人承传志洁行廉、泥而不滓的传统，常在隐沦岩穴中染指于此，借以摅不平之愤，发高逸之情，诸如《归田赋》、《闲居赋》、《幽人赋》、《逸民赋》、《大隐赋》等等，一脉延续，相承不绝。可见诸种因素决定了赋体的流行不衰。
自然，赋的全盛期毕竟是在汉魏六朝，由于赋体本身固有的弱点，再加上古文运动的冲击，唐宋以降，赋体作品主要是在科场、官场、文林中流行，它的读者群、应用性远不能同诗文抗衡，因而它对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体式宋词的影响和沾溉，自然不及诗文那么广泛而显著。尽管如此，赋对词人的熏沐和浸染，词之借鉴吸收赋的某些特点而引起技法、体式、风韵等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丰富和演变的情形，还是不应轻视而低估的。那末，赋对宋词的影响究竟有哪些显著表现呢？
其一，铺陈其事，层层描写。词重抒艳情，多用比兴，尤其早期小令，深婉蕴藉，要眇宜修，以率真地吐露直觉感受，委婉地显示心灵波漪见长。这使词体具有一种纯情的柔细美，但不免带来狭窄纤小的弱点。北宋中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歌台舞榭竞睹新声，慢词长调应运繁衍，拓展了词体的容量，从而要求在作法上有所创变。这时柳永顺应词体的发展趋向，将赋的铺陈手法引入词作。“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序》）。叙事、铺排、直陈，是赋的基本体式。柳词正以此见长，特别他的行役词、都会词最为显著。《戚氏》词共分3叠， 长200余字，叙写他从傍晚到夜深到天晓一人旅中的所历、所见、所想， 细针密线，层层递进，宛如前人的纪行赋。《望海潮》（东南形胜）、《瑞鹧鸪》（吴会风流）、《迎新春》（＠③管变青律）、《破阵乐》（露花倒影）、《一寸金》（井络天开）等，铺陈都邑繁富、物阜民丰，局面开阔，万象纷呈。试看：
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北宋都邑的承平富丽，可谓形容殆尽，气象同汉人的都邑赋何其相似！前人说柳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善于铺叙，有过前人”（《艺概》），是不错的。被称为北宋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其词作最为出色的特点是发展了柳词的铺陈法。柳词的铺陈多为平铺直叙、单线递进，周邦彦的慢词变单线为多线多层，变平叙为ｈｕí＠④环往复，变白描为精雕细琢，将赋的铺陈法与词的缜密结构融为一体。如他的《拜星月慢》（夜色催更），上片直写实事实景，纯是赋笔；下片加倍跌宕，几经转折，进入眼前旅况和环境氛围的烘染，收拍醒题，使章法在委曲变化中尽情地宣发出离情的强烈，无论手法章法都近于前人的抒情小赋，故周济评曰：此词“全是追思，却纯用实写，但读前阕，几疑是赋也”（《宋四家词选》）。沈雄亦谓清真词“浑然天成，其在长调，尤善铺叙”（《古今词话》）。不同于柳词的发露坦易。周词的铺叙以浑厚深至见称，其原因就在于他多角度、多层次、多线条的反复刻画，把用赋笔写情发挥到极致。周邦彦是写赋的能手，曾经进过《汴都赋》，继潘岳写过《续秋兴赋》，词采博雅，笔势宏丽，受到两代皇帝的赏识，他用赋法写情，丰富了词的表现艺术。
其二，排比事典，反复形容。词中写情，惯于以景衬映，景中有情，情景交练。早期词作，尤重白描，尚坦易，较少用典。自东坡以诗为词，雄文大手，无事不可入，将词境大为拓展。稼轩承流接响，以文为词，将刚美词格推进到高峰。他笔端驱使庄骚经史，熔金化石，横绝古今，也将赋体排比事典的手法引入词作。最典型的是《贺新郎》（绿树听鹈＠⑤），这首为送别茂嘉十二弟而作的送别词，开端用送别春归的3种禽鸟的悲啼起兴，引出伤春“未抵人间离别”，接着用昭君出塞、陈皇后被疏、庄姜出嫁、苏李诀别、荆轲辞行5个事典反复渲染离情的悲壮凄苦， 而后拍合到送别的题旨上。由于历史上这些离别掌故，都含有具体情节和丰富意蕴，足以诱发人们的联想，因此调动起它们来发挥题义，就特别能增强作品的感情气氛和感染效果。这种写法渊源于前人的抒情骈赋。骈赋讲究ｒóｎｇ＠⑥铸事典，江淹的《恨赋》、《别赋》，荟聚一系列饮恨终生的历史掌故，描述各种类型人物的离别场景，来形容人间的怨恨和别情，借古事喻情，写来淋漓剀切，使人雪涕，被誉为“杰作绝思”。李白曾经摹拟江淹，写过《拟恨赋》、《拟别赋》，为尘世饮恨怨别的人生悲剧摅感致慨。今存的《拟恨赋》胪列历史上饮恨而没的6 件史事和生死离别的几种情景，倾泄人生幽恨，事件攒眉痛骨，文笔十分感人。稼轩《贺新郎》词就是吸取这种赋体特有的写法而撰成的千古名篇。沈雄评曰：词中“尽集许多怨事，全与太白《拟恨赋》相似”（《古今词话》）；许昂霄亦云：“中间不叙正位，却罗列古人许多离别，如读文通《别赋》，亦创格也。”（《词综偶评》）辛弃疾另一首《贺新郎》（凤尾龙香拨）借赋琵琶写怀，上下片一贯而下，连用杨贵妃弹琵琶、白居易船上闻琵琶、王昭君马上听琵琶、贺怀智琵琶定场屋等一系列典实宣发悲慨之情，“琵琶故事，ｗǎｎｇ＠⑦罗胪列”（《艺蘅馆词选》），不嫌堆垛，通篇字字呜咽，手法大抵与上篇相近。稼轩之后，不少作者都有熔裁事典抒写伤时之情的词作，如刘辰翁的《兰陵王》：“春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此词“题是送春，词是悲宋”（《白雨斋词话》），一阕之中联翩胪举伤今怀昔故实，作者感时的眼泪，由之坌涌而出，悱恻似楚骚，手法也与辞赋有一脉相承之处。
其三，以小见大，体物寄怀。赋家精于描摹刻画，颇善咏物，所谓“赋体物而浏亮”。有咏禽鸟者，如《＠⑧鸟赋》、《鹦鹉赋》、《鹪鹩赋》；咏草木者，如《冬草赋》、《山兰赋》、《枯树赋》；咏乐器者，如《洞箫赋》、《长笛赋》、《夜琴赋》；咏风物者，如《风赋》、《月赋》、《雪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赋咏物导源于屈原的《桔颂》。它惯于贴紧所咏对象展延敷陈，多层刻画，喜用典实，而重在寓情寄怀，物中有人，物我融契。祢衡赋鹦鹉，铺陈鹦鹉离群失侣、囚ｑī＠⑨樊笼、飘零沦落、崎岖重阻，意在吐露作者自身禄命衰薄、遭时险ｘī＠⑩的郁愤。萧子晖原是南齐王朝的宗室，入梁后时移事异，不免抚今追昔，感慨身世，遂有《冬草赋》之作，“众芳摧而萎绝，百卉飒以徂尽，未若兹草，凌霜自保，挺秀色于冰涂，厉贞心于寒道”，字里行间体现出借冬草寄托持节挺立的个人心迹。庾信出使被扣，留宦北周，思乡怀旧之情晚年弥笃，遂写《枯树赋》以隐寓自伤忆旧的凄楚心绪，故有“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叹。南宋时代干戈纷乱，生民流离，中原涂炭，国势垂危，继之江山易主，华屋山丘，词人蒿目时艰，悲慨满怀，而又对旧政权的腐败与新王朝的高压有所顾忌，发为词作，多趋向婉曲深藏。于是南宋百余年间得到充分发展的咏物词，便在这特定的环境氛围中臻于鼎盛。咏物之作，成为南宋词章的一大类别，随之出现了咏物专集，词论等书也专辟节目讨论咏物技巧。南宋咏物词的特点是重物态刻画，喜用语典事典，意象中含有深藏的意蕴，即以小见大、借物寄怀。前人云“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宋诸公有之，皆有寄托”（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三），“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沈祥龙《论词随笔》），正道出了南宋咏物词的基本特征。如姜夔咏梅的《暗香》、《疏影》，史达祖咏燕的《绮罗香》，王沂孙咏蝉的《齐天乐》及《乐府补题》词集中的诸多咏物词，风貌大都相近。试以王沂孙的《齐天乐》咏蝉为例，通篇写蝉恨、蝉愁、蝉的凄苦处境、劫后余生、清高品格……精笔细摹，入骨刻画。诸如“病翼惊秋，枯形阅世”云云，借对秋蝉的多面铺陈描写，倾尽了词人自身的无穷凄楚悲凉。不难看出，这秋蝉无非词人的投影，仿佛是当时逸民群体的化身。这里以小见大，托物寓意，借蝉写人，物我浑化为一。这种咏物词，比咏物诗显得铺陈而开宕，宛曲而精细，可说字字刻画，句句传神。张茂先《鹪鹩赋》序说：“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嵇康《琴赋》说：“顾兹梧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南宋词家正是承传和发展了前代赋家“假物以托心”的家法，而将咏物词推向了成熟和精湛的境界的。姜夔有句云：“庾郎先自吟愁赋”（《齐天乐》），南宋词人的假物悲吟，惯于以前代赋家自况自居，不是偶然的。
此外，宋代词人仿效辞赋体制，步武其风情遗韵者亦所在多有。如东坡＠(11)括陶渊明《归去来辞》为《哨遍》，辛稼轩写《水龙吟》（昔时曾有佳人）注明是沿承“《高唐》、《神女》、《洛神》赋之意”，写《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明言是“用《天问》体赋”，他还把一首吸取《九歌》风神写成的《摸鱼儿》更名为《山鬼谣》。至于宋词中融化辞赋语典、事典之处，更是不一而足，无须胪举。南宋吴文英等人构思瑰奇夸饰、词采密丽繁富的作风也同辞赋的浪漫色彩不无渊源关系。词人有时在词中把自己的作品同前人的辞赋相互比并，诸如“当年彩笔赋《芜城》”（辛弃疾《江神子》），“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辛弃疾《山鬼谣》），“潘郎渐老，风流顿减，《闲居》未赋”（史达祖《湘江静》）云云。显然，他们对古代的辞赋家无不心向神驰。这无形中表明了赋与词有不容忽视的承传统绪。翻检一下宋人的词集，可以看出赋与词的传统联系确是斑斑可见、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