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体验与文化情怀

一: 道不远人的艺术境界

    周谨（中央美院博士后）：岳川先生，今日雪窦寺一游，感觉很好吧？
    王岳川：挺好。此寺的环境不错，藏在深山中，小径通向飞瀑，是个很好的所在。庙里面很整洁，方方正正的，而且香火也比较旺。
    周谨：刚才在庙里仔细看了看匾额和联语。其实寺庙中很多楹联宣扬佛门义理，精妙又平实。而且匾、联多由高僧撰写，有的单就书法本身来说也是精品。
    王岳川：是的。刚才在大殿前看到的那幅对联就很有意思。说到书法，不少高僧都工于此道。山门前有星云大师的题字，你看到了吧。他潜心书艺，很有造诣。
    周谨：那几个大字很苍劲。风格似乎有些像周谷城先生。呵呵。我知道佛门高僧擅长诗、书的不少，老和尚们多能即兴挥毫，出口成章。不久前刚刚圆寂，被誉为中国第一比丘尼的隆莲长老，诗、书俱高。与隆莲长老同当代的高僧遍能法师，曾向赵熙先生问学，马一浮先生在凌云山创办复性书院时，遍老就已是乌尤寺方丈了。他书风精谨端严，臻于法象森然的境界。
    王岳川：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佛门中人心境超然，在佛法修持之外多寄心于书与诗，有较高的艺术境界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这些大师和怀素还不一样，怀素本就是一个率性之人，好酒，痴狂，任其性情而自然挥洒，本来就是艺术家的气质。但像弘一大师，他是年轻时尝遍人生百味，终于毅然舍下一切，在戒律的持守中修行。那么书法呢，他一直舍不下，黑白二色嘛，已简到极致了，与本原最为相通，他就用这种艺术来作为修行的一种方便，书艺的实践就与他的修行实践相通了。
    周谨：在这上意义上说“书即人”，就寓有书品与人生境界、修行相通的意思了。
    王岳川：可以这样说。对于中国文化人而言，书法确实具有这样的功能。我自己练书法很多年，从中得到很多深层的体验，确实是对心灵的一种洗涤，这跟绘画还不一样。书法在中国文化中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纯体验性的品格。古人说为文能“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其实书法也是这样的。我练字时还会同时播放一些古琴曲，琴艺与书艺都是中国文化人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两者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周谨：琴棋书画都是雅事，与身心陶冶、德性涵养直接相关。不过在排序中琴居于首位，可谓直指人心。这肯定是有道理的。
    王岳川：大概是因为声音对人的感发作用，要远远超过形象吧。看一幅杰出的画和书法，当然可以令人激动，但杰出的音乐让人激动的程度一般来说会更大、更深。
    周谨：声音之道与“圣”通，在古哲修行的阶序中，圣听、神听的境界是高于目观、智思的。就对人的感发来讲，中国古代的书与画其实都涵寓有某种超越性的内涵，可以引发人全身心的深切感受和深沉感动；但乐音更能引人随之手舞足蹈，而至于全身的活动都能中节合律。它是全心、全身的，并可延伸、贯注在行事之中，而使得生命成为合度的展演了。这样的大用恐怕非书画可以比拟。并且乐还能使生命之间具有呼应、问答的互动性，使各别生命能够在共在、共鸣的相互联属中营构出一种场域、情境和氛围，这种沟通、共鸣、感召、烘托的功用，更非书画那样多止于个体体验和表达的艺术所能企及的吧。
    王岳川：有道理，但也不是这样绝对，书与画也有其殊胜的功用的。
    周谨：那是。不过似乎声音更多地具有某种超出一己的生命结构之执取而向着更高实在敞开的可能吧。其实单就乐器中的排序来讲，古琴也居于首位。
    王岳川：我奏二胡，也能弹钢琴，对乐器的演奏方式、声音效果所具有的品格，颇有一些感觉。像二胡吧，与人的情绪性内容的关系就很直接，但古琴就非常超然，它很简净，意境很深远，表现力又很丰富，通过一些简单的音，加以揉弦的技巧，能表现出既朴素又深奥的内涵来。
    周谨：这可以说是“大音希声”了吧，是寓深奥于简约，寄至味于淡泊。我感觉钢琴从声音品质上讲比较有质感，可以很立体地反应和诠释人的情感结构。结构性和力量感，是其一大特征。古琴的音声不具有这种特点，弥散性、非焦点性和重而不实、轻而不浮，才是其特质所在。说到这儿，似乎可以联想到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的区别，中国古代的艺术真是形散而神不散。
王岳川：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文章，认为中国书法是超越表象而直指人心的艺术。同样地，中国古琴艺术也超越了表层的情绪和心理感受，进入到超越性的层面，而且显得更为无象无形。这两者都有与天道相通的可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人的品格。

二: 技近乎道的人生况味

    周谨：说到琴品、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那么在古典时代，艺品与人之德性、见识、好尚、节操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到了现在，最多只能被人们接受到这个意义上：由作品中可以见出书家的性情、生命力量，进一步只能讲到学养为止，至于人之德性以及与道相通的修行，那是很少能从作品中窥见到的。因为书艺和琴艺本身又是一种技巧性的熏习和锤炼，这种技艺活动确乎有独立于人的品性、道德之外的自性。
    王岳川：是的。对书法和琴艺来说，技巧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书法有赖于一种程式化的训练，古琴同样如此。程式烂熟于心并能相当纯熟地运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人自身的高下。
    周谨：那就是说，并不一定能从琴音中直接体知到其人的胸襟和境界、尤其是德性喽？
    王岳川：技术语言有它的独立性，一个品性很差的人仍然能弹得一手好琴，因为他技艺极为纯熟，可以对品性上的缺失进行文饰。不过这不是绝对的。人的胸襟、境界还是多少能反映出来，正如书法艺术在抽象线条的运行和意象的营建中，其韵律、呼应、浓淡都可以体现创作者的艺术品格一样，那么奏琴时对揉弦的处理，音的强弱、长短、缓促，等等，营建出不同的艺术境界，它同样能反映人的气度和襟怀。但这需要非常高明的耳朵才能听得出来。
    周谨：这高明的耳朵一定是出自更加高明的见识与器量。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艺事只是人之丰富性的某方面呈现，但器识源于人的生命整全能力，与人的生命整体从思维到行动、从情感到意志都息息相关并成为其提炼和升华。所以我觉得古人的这一论断是精到的。
    王岳川：器识为先，这当然没问题。但技艺的操练是艺术的基本保障。只有技艺达到一定程度后，艺术创作和陶治才能真正对人性的丰富和完整起到作用。所以我一直主张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朋友和学生都要有一门艺术训练，比如书法。研究文学、文艺学、哲学和史学的人，书法方面的修养一定会对他们的专业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周谨：是的。我的古典文学导师就常带着学生到望江公园去分韵做诗、填词，古诗词创作的切身经验对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很有益处的。
    王岳川：当然。有了这方面的甘苦体会，不仅能够对古人的创作和鉴赏有切实的理解，而且无形中也在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这是对艺术思维的很好的训练。练书法也一样，对于我带的研究生，我就要求他们尽量抽出时间来练字，潜移默化中自己的艺术品味就不一样了，这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人生体验来说，好处都是很明显的。
    周谨：这就叫受用啊。这好处不一定说得清楚，但自身的体会是最切实的，自家受用，冷暖自知。艺术识见也是从熏染与研磨中来的，手头的工夫尤其重要。
    王岳川：艺术品味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虽然一个人的欣赏口味，似乎咸酸苦甜各有所好，也各有道理，但仍然存在着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反映在很多方面。我并不排斥流行的事物，但一位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或者中国古琴的人，和喜欢超女的人，在价值观念、审美能力上肯定有很大的差别。
    周谨：那是啊。如果对古典艺术深有会心，是很难迷上快餐式文化的。在古典作品中熏习得久了，看待世界和人生时将会禀有不同的眼光，而其据以如此看待的时空景观也将是亘久和广远的。这还只是就思想和趣味来讲，进一步说，这种思想和艺术的品性会延展到生活各方面，化到人的生命整全中去，从而就呈现为一种人格风范和深层的生存体验。
    王岳川：经典作品的生命力都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这是先人的智慧结晶，无论什么时代都不会过时，从这里面汲取营养、训练眼光，当然大不同于只能看到表面和眼前。

三: 生命之思的文化维度

    周谨：当然人总是很直观地看到表面和眼前，而且本能地从自我中心出发，不仅把自己的存在实体化，还在错觉中以为自我会长久存在下去，或认为尽管会有死亡，但离自己很遥远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人为着生存而追求、挣扎，这些活动更将人与以上理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是古典作品以其穿越历史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超出表面和眼前的一切，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中来看待问题。对人来说，极为切身的死亡问题就因此会得到不同的理解和对待。
    王岳川：生与死的问题，对人来说是根本性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不意味着规避死亡的问题，其实是另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只要在人生中勇毅地践履自己的职责，实现自我的升华，那么死亡也就不会构成像对于常人那样的严重挑战。但是，做到这一点何其难啊！在自己乐观、积极的生存活动中，使得死亡焦虑被自然消解掉，这是大勇者才有的本事。我们时常看到的，都是死亡的艰难、向死的畏惧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回避。
    周谨：儒家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回避，从而缺失了终极关切的这一维度，而且是无比切身的一维。我个人的理解，儒家恰是不愿把死亡给定形化，成为一个固结的问题迫使人的生命围着它转，而是正视人之生命的有限，在有限中自成一个极致，这样一种源于道德自我并内在地构建起来的人生自信，将使死亡成为不值得挂心的事情。我想，这跟回避是不同的，因为死如果是需要回避的话，那它就还是一个让人放不下的事情，而儒者的态度是认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费心——既不用费心去重视它，也不用刻意去回避它。
    王岳川：这是很难的，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很高的修为，可以说要做到很罕见。绝大多数人对死还是不愿面对的，道理很简单——想活，不想死。
    周谨：记得张中行先生在95岁高龄接受记者采访中就直承自己怕死，因为活着不易，要善待生。而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那就说假话，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当然这是有限度的，只要良心不亏，就要想办法活着，作为小民总是想活下去，并能活得好一些。
    王岳川：张先生说的是老实话，很诚恳很真实。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啊。
    周谨：是的，这是说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里话。但为着活下去和想活得好，很多人因此活得很无奈、很痛苦，而且到了走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不肯接受自己要走的事实，而且总是舍不得放不下，挣扎着不肯走，这样也就走得愈发艰难、痛苦。有一些人却能做到坦然待之，走得很超然。几个月前林庚先生辞世，我看到相关报道，先生走得很平静，而且就是一刻钟的事，没有什么周折，走得很超然。
    王岳川：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对待死亡的超然，来自于人的境界和襟怀，来自于人生的阅历和磨炼，以及来自于病痛折磨中的坚韧和淡泊。有了这些，对死就既不会畏避，也不会主动求取。事实上，除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回避、畏惧死以外，在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中，不乏主动求死以求得解脱的人，但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对死亡的真正克服，当然也不是对生命的真正尊重。海德格尔讲“向死而生”，“朝向死亡的存在”，其实是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在死的先决存在下，去发掘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意义、挺立生命的尊严。
    周谨：生与死都应该有尊严，所谓善生、善死，就是要有尊严地、负责任地生与死，这种责任不一定是对外界和他人的，而更内在地对自己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在生活中对各种问题和困境的处理，就会有不一样的视域和胸襟。
    王岳川：对。生与死本身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生就有死，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从来没有不死的人、永生的人。从生到死是必然的趋向和历程，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去对待这一必然，并在其中建构起人的尊严来。
    周谨：是的。尽管基督教所讲的死后肉身复活，佛教所讲的轮回再来，都难以被大多数人的经验所证实，但不妨将其理解为生死问题的不同求解，说到底都要让现世中活着的人们有正确的、负责的态度，使生与死这样不同阶段的展现富有尊严。其实，对活着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死这个事实、事情毕竟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对它的谈论不管是来自于客观的观察、对他人的感同身受，还是自己的濒死体验，都只能是隔着一层的。真实情况只有死了才知道，不过死了之后还有没有“知道”这回事，本身就是成问题的了。但在活着的时候，死确实时时向人在悄然敞开，这还不只是身边随时有人被夺去生命，而是活着的自己时常有某种趋向于死的感受。刚才在千丈岩瀑布那儿，望下去一线直垂，人也有随之堕岩下扑的冲动。令伟说他觉得久望瀑底之后似乎有种力量在把他往下吸，他想到死本身对人真是有一种吸引力的吧。
    王岳川：是啊，死亡对人确实有莫大的吸引力，这与它让人感到畏惧、焦虑是相反相成的。其实对人来说，在生的本能之外还有死的本能，生与死这两种本能是生命体的阴阳两个方面，作为阴的一面，让人害怕的同时又对人产生无尽的吸力。人本身就有自毁自绝的一面，只是一直被生本能给压抑着，但在合适的时机，因着某种事由的激发，就会释放出来。
    周谨：用阴阳来解说生死，死亡就与幽暗、渊深、漩涡、晕眩等意象联系在一起，而光明、敞亮、通泰、平正的生本能是显发出来的一面，对潜隐着的那一面构成压制。但无彼则无此，人就是阴阳中的变量存在，是显与隐、明与暗的交集和变化的所在。
    王岳川：可变化、可塑造，并在过程中具有主动性，这就是人的可贵之处。生命短促，要善待生命，好好地发展和升华，这样至少在向死的存在历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开掘生命的丰富可能性，并以好的、对人有启示的方式展现出来。
    周谨：那么，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在这同一处境下其实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展现生命之丰富和美好的任务。
    王岳川：对。各人都有自己觉得合理的追求，但怎样的追求和表现才真正有益于久远呢？就拿学者来讲，我觉得提出真问题并做出解答的努力，其态度是真诚的，其尝试对后人来说是具有有益的启示的，这就是自身生命意义的极大实现，这也是作为真正的学者的最大愉快所在。
    周谨：钱钟书先生说，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里的要点一是甘于边缘、守住寂寞，还有就是一定要有独立精神，要真有所得，否则寂寞孤单就只是皮相。
    王岳川：学者的独立人格也体现在自甘边缘和守住寂寞上，这样才能真正出精品。当然现在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估体制都存在问题，在量化考核并与学者经济利益挂钩的情况下，要专一、负责地做学问，不赶时髦、耐得住寂寞，确实是很难的。但我还是认真地告诫一些年青的后辈，这当然也包括你，要甘于寂寞清贫，不要浮躁，不要怕孤独，这些苦都没什么，关键是真正能深入问题，有积累、有见解，能拿出坚实的成果来。很多人在数量上去比拼，显得著作等身，其实很多是学术泡沫，没有真正的价值，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年青人在这方面尤要引以为鉴，不要急着写文章、急着出书、急着成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这样赶出来的。重要的是出精品，精品不在于多，几篇真有见地的论文，一两部有份量的著作，就足以说明问题，再多的泡沫论文和著作、编著都比不了。
    周谨：您提醒得很对，在体制规训和市场诱惑下，如何做到耐住清贫与寂寞，这是对学子们的考验，真心向学的人们会以行动和成果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