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风，是指
书法艺术中的风格。它作为一种表现形态，代表了书法作品整体呈现的基本特点，是由书家的主观方面的特点和作品的内容、笔叁技巧所表现的形质、神采等融汇后显示的独特风貌。
中国书法最讲究有自家面目、精神、异彩，最蔑视亦步亦趋、泥古不化的“奴书”。因此书家应当融古于今，推陈出新，表现出独特的书艺风格。书法史上书法家们各施匠心，深造自得，形成各种风格。
书风具有时代的特点，不同时代所形成的书风各有其特点。汉代的书法气势雄浑，魏晋南北朝风神潇洒……书风与时代相关联，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书家，有一时代之书风。
在影响书风演变的诸要素中，儒家文化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汉代的儒学之于八分书，晋代的玄学之于行
草书，唐代的经学之于唐人书法，宋代的理学之于宋人书法，都是例证。陈康先生在《书学概论》中揭示了濡家与历代书风的关系:
“汉代崇尚濡术.言行不苟，争尚气节，所以有八分的雄劲傲节.端方正直，谨救笃行，表现儒家思想的现实性。晋代尚玄学，草书的抽象飘逸，拓略不羁，正足以代表。唐人治经学，注重名物训话之学，疏证繁博，后世无比，故其书，茂密谨严，精深博雅。宋代治经及理学，故其书简易抽象，意态百出。”
汉代书法各体俱已产生，如
隶书、章草、
楷书、
行书、草书等，其中八分隶书为其典型。八分书是指东汉带有波碟的隶书.特点是质朴自然，端方正直，雄劲傲节，气魄雄浑。它与儒家之学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八分书反映出汉代儒家的精神、风度、气概，表现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功利特征，同时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方法。所以又分书是伴随汉代儒学兴盛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书法形式，其韵律和意境留有汉代儒学深刻的烙印。
八分书反映出汉代的强盛和儒学兴隆的气象。汉碑的节奏韵律是全新的。八分书最突出的是一种波碟，横画欲右先左形成蚕头，末则顿笔，笔锋向上展开挑出，构成燕尾，产生一波三折的韵律。八分书的波挑相背成势，左右映带，上下俯仰，形成上升飞翔的姿态，体现了多样波碟的韵律综合。我们看到，蚕头燕尾的波挑，是一个力A的蓄积、表现，乃至进发的过程，同时表现出速度的变化，势的变化，力量的变化。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那些最后的高高扬起的波挑，使人们体会到从沉重到轻灵、从束缚到飞举的自由感。汉隶波挑的俯仰起合内蕴饱满的力度，外示升腾的曼妙，构成一种灵性的运动。
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汉碑所展现的波挑俯仰的壮美境界正是儒家学者以奋发精神投身社会的反映，显示了濡家的人格、风度，汉碑有着丰富的思想意义和巨大的审美价值。
魏晋时代随着玄学的兴起，独抒性灵，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封建礼教空前崩溃，精神枷锁被摧毁，这是思想史上极迷惘又极自由的时代。玄风所及，使魏晋人格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急剧膨胀。晋人胸襟虚灵，风神潇洒，诚如宗白华在《意境》所言:“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
王羲之在继承蔡邕、卫夫人的基础上，突出了创作者的主体地位，并对创作主体作了分解，用“将军”来比喻“心意”这一创作作主体的精神境界，用“副将”来比喻“本领”这一创作主体的技能水平，指出“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正是在“发人意气”的宗旨指导下，王羲之父子的书法艺术达到了极为高超的境地，开一代新风，树百体楷模。唐代张怀难赞美王氏父子的书法作品日:“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子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这种风流蕴藉的魏晋书法，正是当时玄风炽盛的真实反映。
到了唐代，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唐帝国的建立，国力的日益强盛，赋予唐代文化以博大雄健的内在素质。伴随着文治武功的蓬勃气象，儒学治重古代经典文献的整理疏证也显得茂密谨严，精深博雅，唐代书风出现了讲求堂堂正气、森森法度的全新风尚。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唐代讲“法”的著述突然增多，如《用笔十法》、《三十六法》、《八诀》、《翰林禁经》等等。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书法也是欧、虞、褚、薛、颜、柳的端楷。这些端楷不同的风格特色，纳入于森然谨严的法度之中。
宋代国威不振，强盛帝国已成为梦中的记忆，四邻强敌耽眺虎视，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宋人既失去了唐人那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雄心，又未能如晋人那样，全然超脱世欲的羁绊，而只是在小康生活中，在理学的氛围里，沉潜心性修身之学。书法正是最适宜于这样一种时代心境的艺术工具，饱读诗书的文人不学而能，既不屑于斤斤计较点画格律，又无法创造出自由的』LI灵才能创造出的飘逸神韵，这样便形成了漫不经心，书卷气十足而意态浓郁的宋人书法。宋四大家的书法都典型地反映出宋人书法的上述特征，其中又以
苏轼、米芾最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