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与人品—书法标准的俪家伦理要求

    儒家对书法是极为重视的，视之为“六艺”中一项重要的技能。书法的形成和内容是统一的。濡家不仅注重“如何写”，而且重视“写什么”，前者为书，后者为道，书以载道，而不能背道。唐代张怀难在《书断》中指出:“文章之为内，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论，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冀卫教经者也。”可见，濡家认为书法的“载道”功能，可以“同流天地，冀卫教经”，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而优美的书法艺术又有利于儒家经典文献的传播、流布。所以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书法是“文章之急务”，“若夫尺犊叙情，碑板述事，惟其笔妙则可以珍藏，可以垂后，与文俱传.或其缪恶，则旋即弃掷，漫不顾省，与文俱废”。
    由书法的载道功能，儒家便赋予书法以教化的重任，从而形成悠远深厚的书教传统。《周礼·地官·保氏》称:“保氏掌请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曰六艺，三日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日九数。”作为古代士子学习的主要科目“六艺”是礼、乐、射、驭、书、数，书居其一。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宜道义之蕴奥，继住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功将礼乐同休，各与日月并暇。”儒家书教影响深远，历代都十分重视。汉代就出现了专门教授书法的机构和人员，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说:“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生识字、习字。”王充描述了自己负篮求学时所受的书法教育情况，他在《论衡·自纪篇》中日:“建武三年，充生。……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度百人以上，皆以过失祖滴，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
      儒家重视书法教化作用的原因在于书法的性质与礼乐相仿，可以淳厚人心，移风易俗，而且书法往往与礼乐之教互相结合，从而使书法打上了儒家伦理主义烙印，构成儒家修养论的重要实践环节，使书品成为人品的反映，而人之品德也就决定了书法作品的高下优劣。书法以笔里点线的运动节奏去抒发书家的情志，反过来又可以陶冶书家的情操。近现代书家大都认为书法与音乐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与沟通性。1940年丁文隽先生在其《书法精记》的《再版自序》中认为，书法近于乐。书之有褚墨各具，犹乐之有琴瑟诸器也.书之点画八法，犹乐之宫商五音也.书之有动静刚柔，犹乐之有曲折抗坠也。书之结构间架，犹乐之文采节奏也.书体之有篆隶真草，犹乐歌之有风雅颂也.书家之有钟、王、欧、褚、颜、柳、苏、黄，犹乐章之有云门。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咸池，夏商韶武也，深于书者亦然，气和而平，心正而定，思精而不出其位，虑深而不背其理，言词雅训，举止庄静，虽未必尽人皆然，而翰墨文艺之林，必少暴良悠唯之气，恶念自消，善念自长，人心以正，众志以和，其有裨益于世运者。丁先生揭示了书法自身所蕴含的长善消恶，正人心，和众志的濡家伦理要求，指出了书品与人品的联系及其补益济助的作用。书法“皆与人心息息相通，诚于中，发于外，不能有所假借，故臻精纯之境者，陶情冶性.其功亦足以正人心，辅政刑，而匡礼乐之所不逮焉”。
    在儒家的文化视野中，书法被认为可以反映人心、人性。汉代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书法与人的精神世界相联系，从书法中可以看到书法家的君子之风，人格之美。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有很多相关的论述: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
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写字者，写志也。故张长史授颜香公曰:“昨志士高人，拒
可与言要妙?”
    笔,"妾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
首务也。
    右军(兰辛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
陈窝书旨。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知其人而己。

    书法艺术必须表现人的情志、怀抱、才性、寄托，并以此为书旨。古代书家所谓书如其学、其才，主要指如其儒学之深浅高下，他们以君子风范为理想人格范型，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价值观念，以文质彬彬、美善统一为最高目标。所以对书法的品鉴往往成为对书家本人品德的伦理甄别和道德评判。黄庭坚评苏轼书时认为:“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已达到温润雅逸，文质彬彬的儒家君子境界。明代丰坊在《书诀》中以儒家的人格特征来说明书法的沉着痛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则旷达，毅则严重。严重则处事沉着，可以托六尺之孤。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旷达则风度闲雅，可以寄百里之命.兼之而后为全德，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姜白石云:‘一须人品高’。此其本软?”朱和羹《临池心解》说:“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落褚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书品高贵在人品高，而高洁的人品正是贯注儒家理想的君子、圣贤形象。这种书以人贵，书以人传的现象正如十九世纪法国美学教授巴希在《康德美学批判》中所说:“当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起美感时，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有一种双重同情活动。一方面我们同情于所描绘的人物，他们的外貌以及他们的温柔的或强烈的内心活动.另一方面我们的同情还由作品转到艺术家，是他才把我们从日常狠琐事务生活中解放出来，我们对他的敬慕使我们有一种倾向，要从他的天才所放射出的人物中去寻找他自己的灵魂中的一丘一壑。”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提出书法的品鉴有一要诀，“评鉴书迹，要诀何存?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要。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之象也。执此以观人，味此以自学，善书善鉴，具得之矣。”不管是书家还是品书家，都要以气质浑然的中和气象作为内在的道德依据。
    项穆还从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学术经论，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动悉邪”出发，结合儒家“三纲”“八目”之相关内容和陆王心学，描述出自正人心至于笔正、臻于高妙造境的“心学”历程:“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喊也。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习精察，不自专用也。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由此笃行，至于深造，自然秉笔思生，临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益妙，非惟不奇而自奇，抑亦己正而物正矣。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正心”又包含着“诚意”，“致知”，“格物”，然后通过“笃行”，达到“深造”，从此便可以出新意、妙意、奇意。这个逻辑进程完全是儒家道德践屐工夫的翻版，鲜明体现了儒家伦理对书法教育的渗透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