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与人品—书法标准的俪家伦理要求
儒家对书法是极为重视的,视之为“六艺”中一项重要的技能。书法的形成和内容是统一的。濡家不仅注重“如何写”,而且重视“写什么”,前者为书,后者为道,书以载道,而不能背道。唐代张怀难在《书断》中指出:“文章之为内,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论,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冀卫教经者也。”可见,濡家认为书法的“载道”功能,可以“同流天地,冀卫教经”,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而优美的书法艺术又有利于儒家经典文献的传播、流布。所以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书法是“文章之急务”,“若夫尺犊叙情,碑板述事,惟其笔妙则可以珍藏,可以垂后,与文俱传.或其缪恶,则旋即弃掷,漫不顾省,与文俱废”。
由书法的载道功能,儒家便赋予书法以教化的重任,从而形成悠远深厚的书教传统。《周礼·地官·保氏》称:“保氏掌请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曰六艺,三日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日九数。”作为古代士子学习的主要科目“六艺”是礼、乐、射、驭、书、数,书居其一。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宜道义之蕴奥,继住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功将礼乐同休,各与日月并暇。”儒家书教影响深远,历代都十分重视。汉代就出现了专门教授书法的机构和人员,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说:“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生识字、习字。”王充描述了自己负篮求学时所受的书法教育情况,他在《论衡·自纪篇》中日:“建武三年,充生。……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度百人以上,皆以过失祖滴,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
儒家重视书法教化作用的原因在于书法的性质与礼乐相仿,可以淳厚人心,移风易俗,而且书法往往与礼乐之教互相结合,从而使书法打上了儒家伦理主义烙印,构成儒家修养论的重要实践环节,使书品成为人品的反映,而人之品德也就决定了书法作品的高下优劣。书法以笔里点线的运动节奏去抒发书家的情志,反过来又可以陶冶书家的情操。近现代书家大都认为书法与音乐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与沟通性。1940年丁文隽先生在其《书法精记》的《再版自序》中认为,书法近于乐。书之有褚墨各具,犹乐之有琴瑟诸器也.书之点画八法,犹乐之宫商五音也.书之有动静刚柔,犹乐之有曲折抗坠也。书之结构间架,犹乐之文采节奏也.书体之有篆隶真草,犹乐歌之有风雅颂也.书家之有钟、王、欧、褚、颜、柳、苏、黄,犹乐章之有云门。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咸池,夏商韶武也,深于书者亦然,气和而平,心正而定,思精而不出其位,虑深而不背其理,言词雅训,举止庄静,虽未必尽人皆然,而翰墨文艺之林,必少暴良悠唯之气,恶念自消,善念自长,人心以正,众志以和,其有裨益于世运者。丁先生揭示了书法自身所蕴含的长善消恶,正人心,和众志的濡家伦理要求,指出了书品与人品的联系及其补益济助的作用。书法“皆与人心息息相通,诚于中,发于外,不能有所假借,故臻精纯之境者,陶情冶性.其功亦足以正人心,辅政刑,而匡礼乐之所不逮焉”。
在儒家的文化视野中,书法被认为可以反映人心、人性。汉代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书法与人的精神世界相联系,从书法中可以看到书法家的君子之风,人格之美。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有很多相关的论述: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
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写字者,写志也。故张长史授颜香公曰:“昨志士高人,拒
可与言要妙?”
笔,"妾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
首务也。
右军(兰辛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
陈窝书旨。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知其人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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