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书记官，和孔融、陈琳、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齐名，合称“建安七子”，叫阮瑀。这位老兄即使是“建安七子”之一，是蔡邕的弟子。但如果我不提起来，你肯定不知道他是谁，他生了个很有名的儿子，名字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阮籍注定要面对“后英雄时期”的乱世，目睹那么多鲜血和头颅了。
阮籍这个人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所以面对这个乱世，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根本无法去想象。只是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木车到处游荡，木车上面载着酒，车是没有方向的向前行驶，走到没有路了，马停了，就开始哭，哭完了转个方向又开始漫无目的的走，走到没有路了又开始哭。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哭，荒郊野外的谁也不知道，他只哭给自己听。所以历史上一直认为阮籍是一个厌烦尘嚣的人。
其实他是个失眠的人。失眠的有三种人：逃犯，相思病人和文人。失眠的文人也有三种，第一种是做梦梦见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醒来再也睡不着的；第二种是由于种种原因被人骂得狗血喷头，顶风臭出几条街的；第三种则是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指不定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就要被劓掉、刖掉、腐掉、五马分尸掉或者凌迟处死掉的。阮籍属于第三种文人。
文人都有一个喜欢胡说八道的臭毛病，阮籍也不能例外，所以他整天都要用乙醇来麻醉自己舌头里那根躁动的神经，叫它不听使唤，以免惹祸上身。可是就是这样有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有一次他在河南荥阳广武山信马由缰，看到山高水长，听到天风激荡，忍不住留下了一句名人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不是找死么。
睡不着就起来吧，可是起来干什么呢？曹操半夜起来会杀人，唐僧半夜起来会被漂亮妖精掳走，西门庆半夜起来做甚这里就不细表了。阮籍是哲学家、艺术家，起来之后会径直走到窗前的几案之前，坐下，抚琴。
那个时候从西域传进来的乐器还不是太盛行，最起码文人的诗里就不太常见羌笛、琵琶什么的，只有琴是文人们的至爱：平和、清淡、高远，适合抒情，也适合装饰，适合修身养性。
琴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弹奏的人不同，弹出的音乐也便不同。阮籍的朋友嵇康在华阳时从一位自称古人的人那里学来了一曲《广陵散》，后来在刑场上把余音袅袅散入天际，然后便引颈就戮。
《广陵散》是慢商调，即将第二弦商调降同于第一弦宫调，以双弦弹奏低音，坚厚磅礴，气势夺人。嵇康是个有名的刺头，好朋友介绍他去当官，他却大发脾气要和人家绝交，有大官恭恭敬敬去拜访他，他也让人家吃了闭门羹，这样的人弹琴都要弹聂政刺韩相的曲子，司马昭不杀他才怪。
阮籍就不一样了，他厌恶这个世道，却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个世道、无力反抗这个世道，一不小心还会为这个世道所害。所以他就努力喝醉，努力不去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弹琴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身心俱净，就像嵇康的诗里说的那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清风，明月，多么干净的两个意象。可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诗人比蚂蚁还多，历朝历代诗人在历朝历代写下的诗比蚂蚁拉的屎还多，清风和明月被向往清风和明月的诗人们无数次地引用之后，居然变成了跟“我爱你”一样俗不可耐见多不怪的字眼，让人看到之后就会作呕、冒酸、肠痉挛、腹泻。
然而在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月明风清的晚上，在清风明月尚未泛滥成灾的时候，正在抚琴的阮籍在窗前印出一句明月清风，便可以被称做是一件高尚、雅致、脱俗的事情。魏晋时的空气尚未被污染，月光比现在明亮数倍，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也没有任何二氧化硫和甲醛的味道，放眼望窗外绿草茵茵，蒹葭摇曳，森林肃穆，明月安详，这样的环境最适合生产诗歌。
薄帏上涂满寒冷的月光，衣襟上拂过明澈的清风，在琴声的催化之下，阮籍觉得自己已经超脱了，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那张交织着欲望和野心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网，没有重量的灵魂从泥丸宫飘将出来，与造化万物融为了一体。
看起来中国的文人都有一定的隐士情结，其实中国的文人骨子里全都不想做隐士，他们想做的是三公、九卿、帝王师。但文人是中国社会里命运最为多难的一族，血雨腥风的环境令他们胆战心惊，只好自己骗自己说：我是高人，我不喜欢俗世的争斗，我不喜欢印绶和虎符，我喜欢清风明月，我喜欢做隐士。
时间一长，也就忘了这是在自己骗自己，也就真的以为自己不食五谷杂粮鸡鸭鱼肉，看看月亮就不饿，灌口清风就不渴。不信你看那些发黄的诗集，总是写慷慨悲歌的诗人也许没写过山水田园，总是写山水田园的诗人却一定还写过慷慨悲歌。鲜有例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另外的一种虚伪。
主动的虚伪叫人厌恶，被动的虚伪让人可怜。顺治皇帝“我本西方一衲子，奈何生在帝王家”就未必是肺腑之言，否则他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死去活来。好多人看不透顺治的脸皮，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那个五台山上的故事，实在好笑。
阮籍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也写过“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之类的诗句，但他的清风明月已经从真诚的被动虚伪升华到了主动的向往甚至信仰。他真的想摆脱地球引力，展开飘飘大袖顺风飞到苏门山，与孙登相对长啸，撼动烟波，激惊溪水。
和乱世亲密接触的文人，就象风中之落叶残花，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更没有能力拯救世界。面对微笑着的带着血痕的雪亮刀锋，他们只能选择躲，躲，躲。世上并没有钢筋铁骨的碉堡可以供他们防身，他们只能躲在香醇的酒浆里，躲在悠远的琴声里，躲在落寞的幻想里，最后醉死、心碎死或者被莫名其妙的罪名杀死。
阮籍这家伙，算是躲得比较聪明的了。生要能尽欢，死要能无憾。这个信念时刻激荡着他的胸臆，澎湃着他的心灵。他看淡了人生中一切是是非非，一切恩怨情仇。那些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人生如白驹过隙，百年之后，世上便没有阮籍其人。所以他很看得透，一切顺其自然。阮籍的一生闪耀着道家的光彩，古代很多文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阮籍的影子，阮籍始终是中国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光芒，至今犹在照耀。
胡适之先生说：狮子老虎都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这话有道理。但是里面却透着一股不得志的酸气——文人的潜意识里，都希望当朝皇帝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先生”，满朝文武把自己当作泰斗或者谪仙敬佩有加，身后总是跟着一大帮执经叩问的追星族，就连大字不识的村妇在河边洗衣服时嘴里也哼唱着自己改编的流行歌曲。
然而能做到这些的文人是极少的，除非他同时又是掌握实权的大官或者皇上的老丈人、小舅子什么的。虽然文人都有做明星的欲望，但是为了做明星而刻意去塑造或者改变自己个性以及个性行为的文人，肯定不是真正的文人。
关于阮籍有一个有名的典故：白眼相向。阮籍是个高傲的人，看不起人就不用正常角度的目光看人，甚至在他母亲死后人家来吊唁时也是如此。魏晋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动荡的年代往往盛产天才，同时也盛产丑恶，天才看丑恶的人和事不顺眼，自然会翻一个两个白眼以示抗议。
他的青白眼就象美酒和猎枪，敌人来的时候，迎接他的是猎枪，但当嵇康这样的朋友到来的时候，拿出来的肯定就是XO，他这个时候的眼睛就象阿里山一样，歌里都唱了山青青呢。所以就有了“垂青”“青睐”这样的词语。
白眼还是轻的，像嵇康就曾不止一次地用文绉绉的话破口大骂，骂想让他当官的人，骂偷弟妇的衣冠禽兽，还半隐半露地骂了朝廷，骂了司马昭，终于骂来了杀身之祸。从这个角度来说，阮籍非常让人佩服，他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格，但是对出格的方法、角度、深浅掌握的出奇的好，所以居然一直平安无事，真的是一个奇迹。
阮籍的白眼把他和当时的社会分离开来，除了很少的几个同样狂放不羁的朋友之外，根本没有人理解他，他虽然有“东平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能耐，也根本得不到重用。不过他也清楚，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得到一点小小的重用也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搞不好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一句诗写错，就要被一纸愤怒的诏书结束自己醉醺醺的生命。
孤独就孤独吧，像一只鸟独自飞在空空荡荡的大森林里，地面上树根下无数只狼的幽绿色的眼睛看着它，它不敢降落，却也没有气力去亲吻高天的云彩，于是就这么一直飞着，直到累死。
阮籍作过如下著名的行为艺术表演：喝着酒驾一辆破车行在凋敝的荒原上，也不管路通向哪里，就这么一直走向去，路穷尽了就嚎啕大哭，哭完了就擦把脸把车兜回去。这很有意味，形而下的路和形而上的路其实都是不通的，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清楚魏晋的时事政治，政客们依旧荒淫无度，文人们依旧扪虱谈玄，酒坊的生意日益兴隆，五石散的销量节节上升。
谁都不明白阮籍的大哭，也许有人会不懂装懂的说他这也是一种名士风度，但内心深处一定也以为这是神经病的明显特征。阮籍其实是一个极为真诚的凡人，他觉得路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于是就要狠狠的大哭一场。可是别人却不知道路况的危险，经常有人信马由缰掉下悬崖。
魏晋看上去很美，就如同现在的时代看上去更美一样。都是一个改变的时代，一日千里的改变令很多人无所适从，改变令人亢奋，同时也令人忧虑。魏晋后来被粉碎成了南北朝，后来重组成了强盛的隋唐，阮籍所忧虑的路终于被找到了，他没有白哭。
而现在呢，我们正在重组之中，天知道将来会重组成一个什么样子，但有一点这个时代和魏晋不一样，就是这个时代缺乏英雄，很少有人白眼相向，根本没人放声大哭。又或者阮籍就是在哭自己，哭自己是鸟却不能飞，是鱼却不能游，只能大声哭泣，大口喝酒。
现在的人却都已经不会哭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无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家把时间轴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多看作是绝对的必然，从没想过把它们代入真理的方程看看是不是可恶的虚根。现在流行的思维是我应该如何如何而不是我想要如何如何，于是万千民众都去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千篇一律的做。
所以阮籍若是到了今天，一定也是会继续伤心的吧。中央政府会给这位大诗人一个作协副主席的头衔，交通警察也不会因为酒后行车和超速驾驶而向他开出罚单，所有的人会用看怪物的眼光看着他开着自己的加长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
一旦遇到修路或者堵车他就会打开车门跳下车来，一屁股坐在发烫的沥青路上哇哇大哭。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我们是不是文人有没有文化，我们都不能抛弃必要的忧思，别再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别再说我们咀嚼着阳光走进了新时代。
如果不向司马集团屈膝，但要全身守节地躲过灾祸甚至性命的劫难。于是，他言谈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为应对司马氏的拉拢，他或酣酒称醉，或偶任小吏。然而，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离开，离开是非之地远远的。
有一个故乡的传说描述了这个情节：阮籍请辞还乡，对这个在士大夫中甚有影响的人物不放心的司马氏集团假借皇帝的名义，只允许他离开一箭之地。为难中的阮籍利用“皇帝金口玉言”的规则耍了一个心计。
他接受了条件，但是暗中派人远远地等着那枝射出去的箭，未等箭落地便抢在手中，骑马朝着家乡的方向狂奔而去，一直跑到家乡一个叫做“竹林”的地方把箭插下，此地后来叫做“射竹峰”——这也算是皇上所说的“一箭之地”吧，“金口玉言”，皇上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传说中阮籍就这样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的阮籍，相对解脱了外界的监视和自我束缚，一些和他投合的朋友来和他聚会，他们七个人当时都是不拘礼节的风流名士，在一起吟赋为醒，栖息为醉，面对自然，酣畅淋漓，后人称“竹林七贤”。七贤中阮籍和性格豪爽的嵇康最为投合。
后来，七贤之一的山涛投靠了权贵，陷害朋友，性倔口直的嵇康成了他巴结权贵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一帮朋友也因山涛的背叛悲剧性地散了。这个事件对于阮籍无疑又是一个打击，使他更加感到人生的乖舛，从此他形只影单，更加孤独郁闷了。正是在这种孤独郁闷中，阮籍演绎了他的人生故事。
在河南尉氏县有一古迹，名叫“阮籍长啸台”。啸台当时是一个风景幽雅，居高临水的土丘，估计离阮籍居住的地方没有几步路，从阮籍的一些诗句中知道，他常常晚上到那里抚琴、吟诗，阮籍但见嵇康被杀。深恨司马氏残暴奸诈，虚伪礼法；又自恨没有回天之力，因此只能常登临城上高台仰天长啸，以泄世愤。
由于苦闷，阮籍也去拜访过苏门山的孙登。在中国历史上，或许还有千千万万个隐逸山林默默终老的“真人”，只不过孙登多出一点幸运。孙登过的是“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的日子，阮籍不知道是好奇还是企羡，所以他来了。
作为来访者，他首先开口了。他讲述的话题，上至黄帝神农玄妙出世之道，下迄夏商周三代的盛事。但对面这个老头，听着那样诱人的历史，居然无动于衷，默默无语。他这时会在想什么呢？没有人知道。
阮籍一看没有回音，觉得郁闷死了，于是就开始了长啸，我们已经再难以想象，他的“啸”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奇妙的情态、声音，也无法知道他啸的感受，我们只知道阮籍的长啸，换来的依然是岩石上这个隐士如清风般的沉默。
只能走了，阮籍下山的脚步，肯定有些惆怅。这一定是一个温暖的黄昏，金黄的阳光，让阮籍的脸泛出一阵金黄的色彩。山涧的清泉，淙淙地流着，初起的山风，或许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竹叶的清香。
阮籍走到半山腰，一声清丽的长啸，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伴随着五彩的龙飞凤舞，穿过竹林，穿过山涧，随着清风在耳畔鼓响。一下子之间，斜阳的余晖，充满了浓得发醇的暖意，人的一切情感，完全被消融在这片金黄的温暖之中。
以善啸闻名的阮籍一定听得呆了，痴了，傻了。他想象不到，嵇康、阮咸的指下可以飘出那样美妙的仙乐，而刚才一直默然不语的隐士口中，居然也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鸾凤之音。他的惆怅、不解，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这天乐般的长啸，震动着他的心的和鸣。
是的，心灵的感知并不一定需要语言，对他而言，没有比长啸更能生动地展示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阮籍从这声音中，完整而真切地感应到了孙登的内心世界。下山的时候，他一定依然沉浸在浓浓的酣醉之中。于是，一篇传颂千古代《大人先生传》便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史与精神史上。
这是一次用啸声所达成的深刻的哲学对话，这是一个没有第三者见证的文化掌故。在历史的烟尘和浪漫的想象中，给后人留下品味不尽、各抒己见的解读空间。据说，从此阮籍不再啸。
寡情的嵇康，逃官的阮籍。阮籍把当官当作游戏，经常从岗位上逃走。 少年时阮籍就开始和政界人物打交道，十六七岁时，阮籍与慕自己之名的兖州刺史王昶的会面，大概是史籍有明确记载的阮籍首次正式政治交往活动，按照阮籍的才能声名和家族背景，出仕做官应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但他无官无职的记录，一直要到三十三岁的时候才被改写，而且还是被逼的。
三十三岁那一年，在洛阳做京官的太尉蒋济听说了阮籍的才气名声，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的属官。住在河南尉氏县的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婉言谢绝的信，亲自送到洛阳城外蒋济管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
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肯应辟，后来看到阮籍的信并得知他已到都亭，就以为他实际上已经答应了，信上不过说些客套话而已。蒋济的想法当然很有道理，因为在有机会出来做官时假意推辞一下，是汉代以来读书人惯用的手段，最有名者如诸葛亮和刘备合演的那出三顾茅庐的双簧。
蒋济于是非常高兴地派人去都亭接阮籍，谁知阮籍的拒绝竟然是真的，他已经回家去了。这下子弄得这位蒋太尉十分不爽，史载“济大怒”。消息很快传到阮籍家乡，家族里的乡党亲属都来劝说，阮籍自己大概也有些害怕，随后赶紧跑去洛阳就任。但要知道，阮籍并非诸葛亮那样的人，他不想做官是真的，因为他没干多久就告病辞归了。
要确切知道阮籍当时的心思大概很困难，但他心理上的矛盾则是肯定的。后人多半认为，司马氏和曹氏在政坛上的争斗，导致拥护曹氏的阮籍不愿出仕，但实情也可能并非如此。
很简单的，只要瞧瞧阮籍的做官记录就知道，在他三十三岁首次出来做官以前，还一直是曹氏执政，司马氏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还没有形成。归根结底，我想，是因为阮籍骨子里是个艺术家，官场实在不适合他。问题在于，阮籍不愿也不适合做官，执政者偏偏喜欢给他官做。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他是个言行耸动天下的大名士呢。
再来看他随后的职业生涯：
三十几岁，具体是三十几岁则不清楚，他任尚书郎，很快又称病回家。
三十八岁，曹爽排斥司马懿主掌朝政，召阮籍为参军，阮籍又写了封信说自己愚钝又加上病歪歪的，给拒绝了。好在曹爽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没有像蒋济那样深究阮籍的不是。阮籍这次拒绝出仕，倒很可能和政局动荡有关系，那时曹氏与司马氏的政争已趋白热化，一年后司马懿就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诛杀。后来不少人还佩服阮籍有远见，其实依他的敏感，要是嗅不出味道来倒是不正常。这段时间他一直和嵇康等人在山阳竹林里清谈学术，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日子。
四十岁，在司马懿执政后不久，阮籍多少被逼迫着离开竹林，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将军身边的参谋。
四十三岁，司马师在其父司马懿死后执掌朝政，阮籍又出任司马师的从事中郎。
四十五岁，司马师废掉名义上的君主曹芳，改立曹髦为帝，阮籍升官做了散骑常侍，在曹髦身边任职。
四十六岁，司马师病死，其弟司马昭掌握大权，阮籍说听闻东平这个地方风土很好，主动要求到东平做地方官，到了东平后，查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沟通的敞亮环境中，办公内容和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此之外，还大刀阔斧的精简了法令，让一帮人心服口服，完全照办。然后骑着驴回洛阳去了，算起来一共在东平呆了10天。这是件被后人传为美谈的事，似乎阮籍名士风度十足，连官也做得潇洒无比。
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原来司马师要阮籍在皇帝曹髦身边做散骑常侍，是引他为自己的亲信，监视曹魏王室的意思。就算抛开内心深处同情曹氏的政治倾向不讲，这种任务也断断不是阮籍的性格为人所愿意完成的。所以阮籍自求去东平做地方官，其实只是摆脱政治困境的一个借口。
他的所谓政绩不过是拆了官邸的一堵影墙，李白后来写诗说：“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倒是体察到了阮籍的难言苦衷。回来后阮籍继续做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总算暂时摆脱了政治上的尴尬境地。
四十七岁，主动要求做步兵校尉，理由是步兵营厨里“有贮酒三百斛”。这又是一个后人讲“魏晋风度”时常常引用的例子，可是也不用说，这还是阮籍给自己找的借口。因为他连着担任司马氏三人的属官，实在违背自己的心愿，而步兵校尉是个闲职，是他超脱政治麻烦最合适不过的一个职位。
而阮籍在这个官职上呆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死有七八年之久，所以后来史称阮步兵。阮籍的职业生涯大概就是上面这个样子，仿佛在聚光灯下踏上钢丝绳的丑角演员，要么一直走下去，要么从半中跌下来，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不由天下人不服，不由阮籍不服。当初被司马懿招去任从事中郎，阮籍没拒绝，是怕他面慈心狠，遭日后的报复。对更无所忌惮的司马师的委命，阮籍更无法逃避，因一旦被他看中，除了以性命相搏之外，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抗拒，都是白费心力。
留在司马师的府中，由不得阮籍挣扎，就像姑娘嫁到夫家，不管和公婆的关系如何，感情如何，总是夫家的人了，对外荣辱系到了一根绳上。留在司马师的府中，阮籍就像掉进染缸里，被染得一身的司马政治色彩。
得到封赏，是赏他在废立之事上有功。不管阮籍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在得到高贵乡公的封赏之后，他已被外界视作了司马集团的成员。与阮籍政治情结纠缠得最深且最复杂的，当数司马师嫡亲的兄弟，也是唯一的兄弟司马昭。
我们再来看看他对礼教的轻慢。众所周知，古代礼教对于男女间的接触防范极严，叔嫂之间是不可以说话的，朋友的女眷也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种种规矩。反正成文不成文的积累了一大堆。
中国那个时候的男人，一度几乎成为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主要表现在可笑的不自信和可恶的淫亵推理，那个时候的男人是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而对于这一切，阮籍可不当回事。
有一次嫂子回娘家，阮籍大大方方的和嫂子说话，与嫂子告别，完全没有理会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还有啊，阮籍家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的很漂亮，阮籍就经常去喝酒，喝醉了酒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根本不避嫌，不过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还有一件事情，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上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走。
从这事感觉阮籍特真实，不假装，毫无表演的意识，那眼泪不是为了亲情，不是为了冤案，只是献给一个美好的生命。看起来很荒唐，但高贵也在于此。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为了美丽，为了青春，为了生命，哭得那么淋漓尽致。男人能哭到这个份上，应该再也找不到其他能让男人哭的了。
礼教中还有一个强项是“孝”。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更有甚者三年守墓，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孝字是把一分的真诚扩充成了十分的伪饰，让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都长久受罪。
而就在这时候，阮籍的母亲去世了。当时阮籍正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围棋的对手要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才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大哭，哭得时候居然还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开始吃肉喝酒，然后才跟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经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由放声大哭，又吐血几次。
在守丧期间，有一个朋友去吊唁，在阮籍母亲灵堂前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没有站立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朋友吊唁出去后，有人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跟着哭拜，我看阮籍动都不动，您为什么哭拜？” 其实说这个话大半是小人挑拨离间，就不管了，但是客人的回答却让人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当然要遵循礼法”。
由上面可以看到，阮籍他完全不管礼法，在母亲丧之日吃肉喝酒，别人吊唁他母亲，他白眼相向等等，但他对母亲去世的悲痛之深又有哪一个孝子比得上呢？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官场态度及作为其实都一样的。
谈阮籍离不开酒，谈酒绕不开阮籍。阮籍喝酒很厉害，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堪称顶尖级大师。阮籍的酒量有多大我说不准，只知道《晋书》上有他一口气“饮酒二斗”的记录。阮籍一生醉了多少次没法统计，但他醉酒的时间之长很吓人，《晋书》说他曾经“醉六十日”没醒。
阮籍一生大部分时间浸泡在酒里，他的诗文、他的叹息、他的眼泪都飘溢着酒的气息。 离开酒，我们就无法领悟阮籍古怪的思维、分裂的人格、矛盾的心迹，无法理解他的痛快与痛苦、胆大与胆怯、自傲与自毁。不走进一千七百年前那个酿造黑暗的古老酒坊和充满恐怖的阴冷酒窖，我们就无法品尝阮籍那一坛坛积满历史尘埃的陈年老酒的血腥与苦涩。
我喜欢阮籍沉醉的酣睡和酣睡的呼噜，喜欢他似醉的清醒和若愚的智慧。 阮籍生活在乱世，他一生五十四年先后目睹了汉魏和魏晋两次残酷的“禅代”，他不愿像其他名士那样被卷入漩涡，成为野心家阴谋家互相倾轧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
阮籍不愿与司马氏为伍，但司马昭却想阮籍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司马昭想借婚姻笼络阮籍，与士人搞政治联盟。拒绝吗，这就是立场问题，有掉脑袋的危险。就在阮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突然摸到了屋角一堆积满灰尘的酒坛。整整两个月，一连六十天，阮籍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司马昭心知肚明却又不好发作，这桩婚事只好告吹。
司马昭对士人很不放心，经常派人试探他们的政治态度。钟会就是司马昭的一只鹰犬，钟会曾多次访问阮籍，请他谈对国事的看法，并想以其态度立场来定他的罪。可阮籍不愿说假话，又不敢说真话，于是抱着酒坛躺在地上，像是醉了又像是睡了。钟会无法同他说话， 还是司马昭聪明，阮籍哑巴了这就够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扼杀和消灭与他统治无碍的酒麻木。
阮籍酒后动不动就哭，而且哭得非常伤心，看上去有点疯疯癫癫、神经兮兮。哭什么呢，哭自己喝醉了信马由缰迷了路，哭历史车轮陷入迷茫到了尽头。他哭母更是催人泪下，几乎哭倒了天下所有的儿女。《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在母亲去世后和下葬前，两次“饮酒二斗”，然后“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差点昏死过去。哭到这个份上，仍然有非议的声音，理由是阮籍违背礼教喝了酒。
阮籍酒后的叹息也令人陶醉，特别是他登荥阳广武山观楚汉古战场发出的一声长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阮籍这声叹息十分耐人寻味：是叹息妇人之仁的项羽不是英雄，让无赖刘邦得了天下成了名?还是叹息陈胜吴广不够英雄，让刘邦项羽争桃子吃成了名呢?
苏东坡认为都不是，阮籍“伤时无刘项也，竖子魏晋人耳。”苏东坡认为他叹息的不是刘邦项羽，而是当代的人。在阮籍眼里，刘邦项羽马背上见高低，战场上打天下，不论胜负都是英雄；魏晋竖子玩弄阴谋，从人家女人孩子手上夺江山抢龙袍，算什么英雄，居然还得了逞成了名。这声叹息要是让钟会听到再加上苏轼的这段理解，阮籍的脑袋恐怕就要搬家了，这声叹息飘出的就不是酒香而是血腥了。
阮籍名望很大，经常有人请他喝酒，因为阮籍能提高宴会的等级。但阮籍又偏偏不拘礼教，酒桌上常常出现麻烦。《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的一个宴会，按礼教重丧期间是不准喝酒吃肉的。阮籍不管这些，他把对母亲的怀念和桌上的酒肉一起装人五脏六腑。
司马昭的宠臣、“日食万钱”的伪君子何曾跳了出来，说阮籍违背孝道理应严惩。没想到司马昭却说阮籍因悲伤过度身体虚弱，吃点喝点补补身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何曾讨了个没趣。
阮籍在酒的佯疯假癫中，悄悄洗濯苦难人生的悲辛，悄悄写下“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等千古流芳诗句，并由此将自己的清洁精神和脱俗文字超拔于世俗人间。公元263年，也就是阮籍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司马昭封晋公、加九锡，又假惺惺地谦让，阮籍被指定撰写“劝进书”。这是一个阴谋，它想昭告天下，司马昭深得人心，连阮籍现在都很拥戴他。
阮籍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想借酒推脱。司马昭是什么人，你阮籍还跟他玩雕虫小技?在司马昭来人的催逼下，阮籍无奈乘醉挥毫。《晋书》说这篇文章“辞甚清壮，为时所重”。阮籍又愧又悔，数月之后在自责和忧郁中死去。
士人的悲哀莫过于此，历史的悲哀莫过于此。 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权苛求。对阮籍似乎也不能深责，人的精神或肉体大多十分脆弱。审视历史，我们看到：魏晋如果失去阮籍，整个时代将会黯然失色；幸亏有了阮籍，魏晋才能让人神思遐往，不停追逐。历史呼唤巨人。而在魏晋，阮籍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