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与人品
王德志
书法在古代大都是文人士大夫精英阶层所把持、雅玩。书家非常注重人格和品位，很为重视通过书法进行人格学养方面的修炼。认为假如没有精深的学养，书画终将难脱俚俗之气。要写出好字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格。而人格的修炼，主要在于心灵的净化，胸襟旷达，超然物外，以静虚之心返朴归真。有“书为心画”，“人墨互磨”之言。《易经·系辞传下》说它有“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功能，其中也折射了儒家思想的影子。清人朱和羹说：“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萎缩之人，笔下难成磅礴气势；旷达之士，运笔自然豪放纵逸；清高之人，字必拙朴潇洒；屈节之人，字必媚俗流滑。人品卑鄙低俗，胸无点墨者，不论其笔墨技巧如何娴熟，都不可能达到真正高雅的艺术境界。古时文人士大夫们陶冶性灵的途径比较常见的有两种，或寄情山水，或倾心书法，以此豁达心胸，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给自己的灵魂安家。人们通过学书而明道，增进学养，提高格调与品位。
不仅如此，书家的人格魅力还影响着书法的流传与收藏。苏东坡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因此书史上，这样的两种人就自然出现了。
一种是为人传诵，青史流芳者。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唐代的颜真卿。做人上，他一生忠君爱国，秉性正直，笃实纯厚，不趋炎附势，以义烈名于时。古稀之年在平乱时被奸相设计陷害，三军恸哭。德宗亲颁诏文，追念其“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书法上，颜楷一反初唐书风，以篆籀之笔创造出一种丰腴雄浑、宽博大气、遒劲凛然的“颜体”书风，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再如晚明视死如归、一诺千金的黄道周。他为人不计得失，刚直不阿，敢言直谏。晚年，率兵抗清不幸被俘殉国。行刑之日，他盥洗更衣，对仆人说：“以前某人曾向我索字画，我答应了的，不能食言。”命铺纸和墨，作小楷，然后改用行书。又命铺纸，做水墨大画两幅。画完后从容题识、盖章，然后出门就刑。临刑前，他咬破指头，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书法上，黄道周擅长楷、行、草书，他的楷书用笔方劲刚健，有一股不可侵犯之势。其行、草书一反元、明以来柔弱秀丽的弊病，以刚健笔锋和方整的体势来表达晋人的丰韵。表现出雄肆奔放的美感。
另一种是令人侧目，为人所不齿者。如宋代的奸相秦桧，书法高妙，笔力精深。但为人阴险狡诈，不容异己，祸国殃民。以“莫须有”罪名陷害抗金名将岳飞，被称为史上十大奸臣之一。故其书少有流传，不为世重。再如，书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之说，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其中的蔡，指蔡襄。据说原来指的是蔡京。蔡京书法颇有功力，后因京为一代奸相，为人奸诈，终因其恶名被蔡襄所取代。其他诸如张瑞图、赵孟頫、王铎等都或因品格问题一度被人诟病。
当然，从艺术角度来说，人品与书品二者有联系，但却并不能划等号，一味地胶柱鼓瑟未免会犯偏颇的毛病。时下，人们的审美心胸相对要宽容许多。对书法艺术造诣高的人，虽有小劣，只要不是恶贯满盈、祸国殃民，也能向其取法借鉴学习，这也体现了历史的宽容性与严谨性。但是，书法上做人与作书追求和谐统一的优良传统还是应当坚持和发扬的。当下书界确有一些人，道德日下，唯利是图，书品与艺品严重背离。因此，在书法家中提倡德艺双馨，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曾刊载于《新华每日电讯》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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