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如其人”不是赏书之道，而是语言艺术的比喻手法
“书如其人”如果是指其人的“书外”，那未，作书则不能“书如其人”，赏书则不必“书如其人”，论书则难免有“书如其人”的艺术联想──艺术联想而已，所以，听者则不必相信这种“书如其人”。我们只相信宇宙飞船，但同时也乐于说嫦娥奔月──说作书不能“书如其人”，所说的是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一事实；论书说“书如其人”，所说的是嫦娥奔月这种艺术想像。
人有艺术联想能力，常常浮想联翩，于是说话、作文都离不开由此及彼的艺术联想，听者、读者也自能心领神会而并不信以为真，但以此论书，却引起了误会。各地风景名胜多因人的艺术联想而得名，例如黄山的“猴子观海”。而且又联想出故事来，例如江西德安的“望夫山”《方舆记》云：“夫行役未回，其妻登山而望。每登山，辄以藤箱盛土，积日累功，渐益高峻，故以名焉。”指云为海，又将那块大石头说成猴子，而且正在“观海”；将山的高峻说成是由于多情妻的“积日累功”──这些都是艺术联想的结果。以书喻人，也正是这种艺术联想。人有人格、性格、喜怒哀乐，以及各方面的才学；书也有格调、风格、也似乎有喜怒哀乐，也俨然象个是否有才学的模样──所谓书卷气不书卷气。书法形象的喜怒哀乐其实是对书法风格的一种形容，而所谓书卷气，即往往是对书法格调的一种形容──格调和风格包括了书法形象一切观赏效果。
“书如其人”的联想必须确切，因而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即使有这个限制，联想的天地仍然十分广阔，因此联想也仍然十分自由。任何两种事物，虽然从总体看来是完全两回事，但是，由于每一事物都包涵着无限丰富的内容，所以要指出两种事物之中的某些内容相似或相同是很容易的。譬如：198与298，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数字，但两者的个位数和十位数却完全相同；如果在整数的各位数中找不出相同数字，还可以在小数的各位数中找出相同的数字；如果不计较数位，只要数字符号相同就行，那就更容易了，因为所有的数字都是由十个数字符号组成。其书与其人的“书外”方面本来也并无联系，但是，由于两者各自都有说不尽，道不完的丰富内容，所以就两者各自个别内容来看，联想是极为自由的。《雷锋日记》云：“对待同志象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象夏天般热情；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人的态度既然有这样四种，那未，就可以将四种截然不同的书法风格都说成“书如其人”──如果其书的观赏效果是“象春天般的温暖”，论者就说“书如其人”对待同志的态度，其人对待工作、敌人、个人主义的态度就避而不提；如果其书的观赏效果“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论者就说“书如其人”对待敌人的态度；其人对待其他方面的态度也就避而不提；如果其书的观赏效果象“夏天般热情”或“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论者都可以将这种以偏盖全的办法灵活运用，以便证明“书如其人”千真万确。其实人的态度除《雷锋日记》所示的四种之外还有细心、轻率、庄重、诙谐、自信、怀疑等等，所以光凭态度一项就为“书如其人”的联想带来极大的方便。再从作者的忠奸方面看，观者也可以就其书的某一特定内容实现“书如其人”的联想。例如：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云：“明朝有个著名的书家叫张瑞图。他的书法功力是很深的，并且也自己成立了一种面目。但他是当时窃柄祸国的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他因这种秽恶的关系作到了宰相的高官（建极殿大学士）。他为魏忠贤生祠写了许多碑文。他的字，真迹流传下来的也有，人们看了作何感想呢？他的笔画是很变化飞动的，不是很好吗？但人们看了，只联想到他奔走于‘义父’太监的丑恶活动，正象这笔画的飞舞一样！”这是笔画飞舞的“书，如其人”的“丑恶活动”。如果“这笔画的飞舞”是出于民族英雄岳飞之手，想必潘先生也能作“书如其人”的联想──岳飞挥舞着长枪剌向金兀术，“正象这笔画的飞舞一样”。书表现忠奸又不一定非“飞舞”不可，赵孟頫笔画比不上张瑞图能“飞舞”，而以“姿媚”、“温润”称，论者也说“书如其人”对宋王朝的不忠──“姿媚”当然是对元朝“姿媚”，他对宋朝的不再姿媚，论者就明智地避而不说了。如果这“温润”的笔画是出于雷锋同志之手，论者当然就说“书如其人”对待同志的态度了；闭口不谈对待敌人的态度。况且“飞舞”也不必局限于忠奸，并非忠奸的内容，各个作者也都莫不有“飞舞”。例如：工人“飞舞”着榔头、农民“飞舞”着锄头、儿童“飞舞”着玩具、妇女“飞舞”着针线、跳伞队员在天上“飞舞”、自行车人流在街上“飞舞”、水上芭蕾舞、台上红绸舞等等，所以其书“笔画的飞舞”不管出于何人之手，论者“书如其人”的联想必定各自都有着落。再譬如草书，其艺术形象是洒脱的，而法度仍须严谨，于是，其人无论是洒脱或严谨，论者都可以就草书这种两面性选取其中之一，使之“书如其人”，刘熙载就这样做。他在《书概》中说：“或言游定夫先生多草书，于其人未称。曰：草书之律至严，为之者不惟胆大，而在心小，只此是学，岂独正书然哉？”他人以为严谨的定夫先生应该写严谨的正书才符合“书如其人”；刘熙载的联想能力非他人可比，所以能从草书中找出“律至严”这一点，使“书如其人”论仍然牢不可破。以上所举，对于人和书来说，无非是极有限的个别内容，而“书如其人”的艺术联想天地就已经如此广阔了！所以，不从人和书的总体着眼，只从两者之中某些个别着眼，这种挂一漏万的“书如其人”的艺术联想是极为自由的。
书法艺术作品如果真能表现人，那也不应提“书如其人”，而应提“书如他人”，因为：一、“书如其人”的提法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格格不入。书法光是自我表现怎么行呢！书法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能在书法中得到表现，那未书法的表现力不是就大受影响了吗？二、梅兰芳所演的《贵妃醉酒》是艺术，杨贵妃自己醉酒则不称艺术，而是真实生活。书法艺术应象戏剧一样去表演剧中人──“他人”。值得庆幸的是，历来书论中“书如他人”的话果然很多。例如袁昂《古今书评》所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殷钧书如高丽使人”，“袁崧书如深山道士”，“曹喜书如经论道人”，“张伯英书如汉武爱道”，“梁书如太祖忘寝”，“卫恒书如插花美女”。又如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所说：“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吴施书如新亭伧父”，“阮研书如贵胄失品”，“萧子云书如……荆轲负剑”，“羊欣如婢作夫人”。
然而，“书如他人”的提法也不妥当，应该提“书状万物”，而且历来书论中“状万物”的提法也比比皆是。如萧衍所说（同上）：“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拨弩张”，“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又如孙过庭《书谱》所说：“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这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
然而，书法只能是书法，而不是其他。所谓“书如其人”、“书如他人”、“书状万物”都是观者的艺术联想，而并非书法形象本身所有。书法形象正如八卦图，什么事物都可以包容；书法形象又如代数公式，什么数字都可以代进去；书法形象又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凡是观者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思维所及的，不管是有形的或无形的，统统都可以通过联想而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然而水中之月不是月，镜中之物不是物──“书如其人”、“书如他人”、“书状万物”，所“如”、所“状”的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物。
误以为镜中之物就是物，误以为观者就书法形象所联想到的人或万物是因为作者事先将人或万物“内涵”于作品的结果，因此又误以为“书造乎自然”、“书为心画”、“书之功夫更在书外”、“人品高书品自高”都是学书、作书之道。然而，月在天上，书在“书内”，“书外”求书正如水中捞月，都是枉费心机。
因为将“镜”中之物误以为物，是因为分不清书法欣赏与谈书法欣赏的区别。
“书如其人”、“书如他人”、“书如万物”这些“书外”的艺术联想并非书法欣赏之道。以上所引的，例如孙过庭的那段文字，不正是书法欣赏的绝妙文字吗？为何只说它是“书外”的艺术联想，而不是书法欣赏之道？
人的妙处在人的本身，而不在于是否“如花似玉”这些“物”；书法形象，这个“物”的妙处也在于自身，而不在于是否“如他人”、“状万物”、“如其人”。
只要是人的眼睛，一眼望去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花容月貌”。此时观者还来不及作“花容月貌”的艺术联想，而且也根本没有必要作此联想。即使与那个“花容月貌”天天见面，也没有任何必要作此艺术联想。观书如观人，只要是知书者的眼光，一眼望去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书法形象。此时还来不及作“书如其人”、“书如他人”、“书状万物”的艺术联想。前贤法书，不管是难得一见，或欣赏它一辈子，都没有任何必要作此艺术联想。这就是书法欣赏的实际情况，所以张怀瓘说：“若精以心了，则无寄词。”
书法欣赏不需要任何艺术联想的“寄词”，但是，用言辞去描写书法形象的艺术效果，则必须有艺术联想的“寄词”，这是语言艺术的需要。否则你叫他怎么对你说？就点画谈点画，就结体谈结体吗？如果是这样，书法形象的艺术效果就被说死了。只有通过艺术联想，才能使纸上生动的书法形象转换为语言中的生动书法形象。孙过庭《书谱》云，“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行于纸墨”，要解决这个难题，看来也只有用“书如其人”、“书如他人”、“书状万物”的办法了。
以言辞来描写书法形象，这不是书法欣赏的本身，而是文学行为。欣赏书法有如饮酒，我们不能将李白作诗描写饮酒说成李白在饮酒。酒在酒盅里，不在诗句中──酒既不存在，何来饮酒？书法形象在书法作品中，而不在以人喻书、以物喻书这些文学语言中──书法形象既不存在，何来书法欣赏？
世上善于饮酒的人很多，而能写出象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那样的诗，能写出象刘伶《酒德颂》那样的文章的人却很少，然而不能因为他们不善于描写饮酒而断定他们不会饮酒。正如不善论酒并不影响饮酒一样，不善论书也完全可以赏书。张怀瓘《书议》云：“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李白、刘伶那样的诗文并不是谈酒的味道如何，虽然与酒有些联系，但与酒已经十万八千里了，可以说是“酒外”的诗文。这种“酒外”的诗文，善饮者可以写，不善饮者也可以写。例如“少饮辄醉”的欧阳修，就写了《醉翁亭记》这篇“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酒外”文章。论酒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论书也有论者之意不在书。我看历来书论，论“书内”的少，论“书外”却很多。若是写“书外”的书法理论，“书之功夫更在书外”这句话也一点没有错。
论书之意在“书外”，论者可以不必知书；如果是论“书内”，论者就必须知书。米芾《海岳名言》云：“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他们都用比喻手法来描写薛稷所书的书法形象，而前者是赞赏，后者是批评。杜甫因为“不能书”而不知书，“蛟龙岌相缠”的艺术联想就不确切，所以擅书、知书的米芾批评他。
然而，“如柰重儿握蒸饼”这一联想即使十分准确，对于未亲见薛稷之书或未见过“柰重儿握蒸饼势”的读者来说，仍然不可能因此而在头脑中唤起薛稷所书的书法形象。对视觉形象的描写，绝非语言所能胜任。如果不是读者事先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一二个漂亮的女子，他能想像得出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个“花容月貌”吗？鲁迅看了梅兰芳扮演的林黛玉，说林黛玉的眼睛没有那样凸，嘴唇也没有这样厚。鲁迅心目中那样具体的林妹妹当然是来自现实生活，而不是来自《红楼梦》，因为曹雪芹根本没有写明林妹妹眼睛的凹凸程度和嘴唇的厚薄程度。书面语言虽然以眼睛去感受，但此时的眼睛实际上只发挥耳朵的功能──耳朵的功能怎么能代替眼睛的功能呢！米芾接受了“蛟龙岌相缠”这一语言信息时，心目中尚无薛书的具体书法形象，所以他没有评论，待到他“今见其本”，才知道杜甫说错。同样的道理，米芾的“如柰重儿握蒸饼势”这一语言信息也不可能使读者在心目中呼唤出具体的书法形象。由此可见，即使是十分准确描写书法形象的书法理论，也不可能帮助读者解决书法欣赏的具体问题──书法欣赏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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