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视刀法为工艺制作过程的传统篆刻美学观,也由于印章在早期是由工匠制作完成的社会条件,更由于篆刻创作中,刻只能作为篆的再现手段而存在,以上种种限制,使古代的篆刻大师们在一个最具有篆刻特色的领域中致力最弱,研究成果最少。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老人在冥冥之中对我们开了个大玩笑。
如果我们是真正站在篆刻美学的立场上而不是沿袭传统观念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出一个迄今未被人重视的事实—刀法具有独立价值。缺乏这一认识,篆刻美学的建立几乎是一句空话。
我们习惯于将刀法视为一种纯粹的技艺。对篆法的强调使印家们潜心六书,古人认为只要篆书好了就有了一切。刀法嘛,只是再现篆法意图的一种手段而已,它本身处于附庸的地位,构不成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在先秦到汉印的过程中,铸、刻、琢确实只作为技艺而存在。
真正的篆刻绝不是这样。艺术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是创造的环节而不是技艺的环节。作为与篆相对的刀法系统这个大环节更是如此,问题是古人有意委屈它罢了。当我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篆刻史时,在一片雾沉沉中发现了极个别却极有价值的例子。
如汉将军印,元人吾丘衍《学古编》有云:“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在战争环境中,伤亡率极大但军中体制又不能乱,只有凿急就将军印以敷用。秦汉以后至六朝,众多的将军印几乎构成印学史中一个特殊的类型。有的书篆草率而刀刻粗犷,有的干脆直接在铜印上下刀,不再书篆,但我们从这些粗朴的“急就章”中仍然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篆刻美。请注意,它是由刀法独立构成的(有篆书意识的)一种美!
现代人的例子是吴昌硕与齐白石,乱头粗服的吴昌硕与放任不羁的齐白石,都有在石面上直接奏刀的记载。我不清楚他们是否想有意打破书篆的束缚,抑或想有意强调一下刀法的独立意义,但至少这样的例子具有证明价值。它可以说明刀法系统完全有能力独立构成篆刻美,只是以前对这种能力不加重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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