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虘簋盖铭》
大师虘簋，西周晚期作器，高20.7cm，宽30.2cm，重6.12kg，194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铭文记载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甲午，夷王在周师量家太室册赏大师虘的事情。簋的盖内和器底铸有相同的铭文共7行，计70字。其云：
正月既望甲午，王（才）在周师量宫。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王乎（呼）师晨召太师虘入门，立中廷。王乎（呼）宰曶易（赐）太师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不）顯休，用乍（作）寳簋。虘其万年永宝用。隹（唯）十又二年。
铭文大意是，周王十二年正月，在日月相望的甲午日，王在周地的师量宫。天亮时，王到达宗庙的大厅，坐定位子。王呼师晨召唤太师虘入门，站立在庭院中部。王呼宰赏赐太师虘一件虎皮袍子。太师虘拜，叩头。为答谢和宣扬天子重大显赫的赏赐，做了这件宝簋。太师虘万年永宝此簋。
《大师虘簋》盖、器同铭，字体风格却不尽相同。二者均具有较为清晰的书写感，线条粗细均匀，颇具“篆引”意态，说明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规范中追求自然的书写之美，并非完全表现一种工艺之美或仅仅满足于日常实用书写式样的层面。相比之下，盖铭更加规范工稳，行列较清晰，字体方整而略长；器铭用笔相对潦草随意，字形中心正欹相生，且多横扁之势，章法也更错落有致，可作为《散氏盘》铭文风格的先导。如果以盖铭作为“雅正”基调的参照标准，那么，器铭则可视为“变雅”之典型。二者相合，则为我们更加清晰地确认大篆书法的风格美感及其不谬风雅的变化手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
这是另一种《大师虘簋盖铭》拓本，与上图同铭相比，风格意趣已大相径庭。若仅以此拓本来评说该作器的风格美感特征，则无异于雾里看花，由此也可引发出金石遗迹书法研究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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