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书法艺术,易学而难工。“学”,可以用功,然欲求“工”,非惟“学”可致,其中有“性”焉。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才”与“气”,是先天的,而“学”与“习”,是后天的。先天不足,后天可补,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其实,“定习”也是相对的,只能实现到一定的程度,因“习”终归要受到“性”的左右;不过,“因性以练才”却是道出了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顺性自然的客观规律。《体性篇·赞》有曰:“辞为肤根,志实骨髓”,“习亦凝真,功沿渐靡”。刘勰在承认其“志”难改的基础上,申明“习”与“功”的作用:学习可以凝练真正的风格,功夫也可以在逐渐的观摩训练中臻于完美。目无全牛、依乎天理、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的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个性也在逐渐成熟、完善,最终有望自然而然地融入有形的技法当中。 明董其昌《画旨》有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然而,“脱去尘浊”,谈何容易;有些人走遍大江南北,游历山水无数,但下笔仍是俗气充盈纸面,何以然?才气不迨也。众病可医,惟俗不可医,就是此理。“有志者,事竟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些习语也是相对的。对于艺术,天才尤其重要,光靠刻苦是难能的,所以近代杨守敬《学书迩言》所提出的“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练又次之”之说,有其根据。 南朝庾肩吾《书品论》论王羲之云“王(羲之)工夫不如张(芝),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繇),工夫过之”,所说的“天然”,就是出自天性。明祝允明《论书帖》所云“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很真切地道出了性与功的辨证关系。清赵宧光《寒山帚谈》所云“名家书有下笔便佳者,有用意辄好、不用意即不佳者,有不用意反好、用意即不佳者,此天工、人工之异也”,则描述了功与性时合时离的微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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