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好事不出门，瞎事扬千里。文章也是这样，你即就是写了几十万字、砖头一样厚的书，再美的文字也不过是浮云，但是书里有二三十个“糟蹋人”的字，读者的眼睛往往就像是看到了街道上的美女，过目不忘了。
我读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我的小学》，里边写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女老师用有着肉窝儿的手，给贾同学捏鼻涕，对他说：学生了还“流鼻涕呢！”贾同学觉得很丢人，口袋里就常装着杨树叶子，每次进校前，就擦得干干净净了。这个情节像是口香糖粘在了我的口中，我回家后吐给我老婆，问她有没有这事。她不屑一顾的说：那有啥嘛，我小时候经常用树叶子擦沟子呢。
贾平凹先生5岁上小学一年级，应该是1957年。我比贾平凹先生小18岁，我那时上学必须满7岁，没有见习生，也没有幼儿园，1977年我上的小学一年级。我的老家在山阳县色河铺，虽然是十里八乡农民赶集的集中地和西通镇柞、北上商县、南下湖北的交通枢纽，但是比起贾平凹先生的老家丹凤的“白菜心”棣花来，经济还要差一些。
那时候，我们天天早上吃的是稀溜稀溜的稀糊汤，里边煮些红薯片。糊汤在大铁锅里熬好了，母亲拿个碗沿上脱了漆、露出一大片黑铁的洋瓷碗，弯下腰揭开缸盖，用碗背把缸面上白茫茫一片的白沫撇开，伸到缸底捞酸菜。为啥要伸到缸底呢？窝酸菜时，母亲要到丰阳河里去拾一块光滑温润、品相好，黄田玉一样的黄石头压住菜叶，有石头压着，菜叶成不了精，飘不起来，像是小鸡围着母鸡一样温馨。
捞两个半碗酸菜，折到一个大碗里，往上边洒些盐，用筷子里外搅拌匀了，端到堂屋里的桌子上，我们就围桌子吃饭，一口饭一口酸菜。酸菜是用萝卜婴子，疙瘩白窝的，就饭下口利。每个人的碗里冒着热气，搅着、捞着，吃着，吃完饭，用簸箕往院子里的席上端麦子的端麦子，上山的上山，上学的上学。一家人的日子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着。
吃完饭，上学前，我要先在家里上厕所。
学校的厕所很脏，围墙只有半人高，两、三个平方大。我们学生上，村里的大人也上，两个木板搭的踏脚，有时不注意，脚就踏到木板的屎上，或是踩了地上的一滩尿，有的学生把粘了屎的布鞋带到教室里，把教室的地面上粘的屎印子，有的女生眼尖，就捏着鼻子说：臭死了，臭死了。踩屎的学生拧过头一看，赶紧退出教室，到外面地上拾个瓦片把鞋上的屎刮净。为了防止这个学生的“囧”事，我在学校时常常憋着也不上厕所，放学了，才飞快的跑回家解大手。
红薯片吃多了就屙不下屎，蹲在厕所里使劲，脖子涨的通红。最后龙须草绳一样黄亮的粗棍，象蛇一样“咚”的一声，掉进厕所里。大事办完了，厕所里没有擦沟子的纸。厕所上空是一颗大柿子树，树叶恰好从树上落到厕所里。我就拾一片叶子擦，擦完了再拾一片擦二遍，柿树叶子和巴掌大小差不多，拿在手里光滑，摸着软和，手感还是不错的。要是到了冬天，柿树叶子经不起用劲，一用劲就糟成粉末了，烂到手心里，父亲就往厕所里抱一捆包谷杆，或者撂一捆稻草。包谷叶和稻草要在手上揉几下，不然把沟子拉的火辣辣的。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记得有个叫军娃子的同学，外号叫“鼻溜子”，经常看见鼻子上挂两条挂面，有时眼看着要流到嘴里了，只见他头一低，脖子一仰，“滋溜”一声又吸了回去，像是白蛇钻进洞里，消失了。有时来不及吸溜了，直接用袖子一抹，把鼻涕带到脸上，像个花脸猫。我小时候，也经常用袖子擦鼻涕，所以母亲每次给我洗衣服时，总是在袖口上多打很多洋碱。
我的语文老师，低矮、白胖，留着一个大辫子，每次下午放学后，把学习好的同学留下来讲“画皮”。老师讲的活龙活现的，把我吓的晚上一个人不敢上厕所。长大后读《聊斋志异》也不觉得怎么害怕了。
1991年，我在咸阳上学，虽然是大学生了，但是家里穷，才到学校时，我也舍不得买卫生纸，擦鼻涕，上厕所，都是在用过的作业本上扯张纸一擦了事。我的女同桌是安康一个小县城来的，穿一身绿裙子，留着当时流行的“招手停”，看着很洋气。她每次擦鼻涕都用卫生纸捂着鼻子，很文雅。有时见我流鼻涕，就给我递一张雪白的卫生纸。那是我第一次用卫生纸，摸着比柿子树叶要绵软一百倍。她姓夏，我暗地里把她叫夏娃，别的同学都把我叫亚当。我是农村来的，我很自卑，感觉自己没有亚当的好福气，就一直把写给夏娃的诗藏在本子里，直到毕业，也没有拿给她看。
2013年，我儿子上高中了。有一天在家里，我看见儿子擦鼻涕用的纸像是电影里演的金条那么大一块，外包装还十分精致。我就问儿子，你拿啥擦鼻涕，还那么高档。儿子说，你真ｏｕｔ了，擦鼻的纸巾都没用过。
时光荏苒，现在擦脸，擦鼻涕，擦嘴，擦汗，擦屁股都有了专用纸。纸手帕，湿巾有的名字我听都没有听过，我还停留在一纸擦遍全身的年代。改革开放40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在变化，手纸也在不断翻新着花样。贾平凹用过的杨树叶可以当做文物，我用过的柿树叶，也早就肥沃了故乡的农田。好日子就这么在改革开放的步调里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丰阳玢子，70后，真名陈斌，陕西山阳人，狱警。有多篇评论文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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