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知堂原创
考究一本书的思想，我们也需要考察该书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了解该书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目的是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创作目的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老子其人为谁，《老子》一书究竟成书于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这些问题在历史上至今还没有定论。
老子是谁？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名籍贯都有，而且还能具体到县乡里，可谓言之凿凿。可是就在这同一篇文章里，老子还介绍了另外两个与老子经历十分相似的人，一个是楚国的老莱子，一个东周太史儋。
究竟哪个才是老子呢？司马迁也只是说“世莫知其然否”，概叹“老子隐君子也”。这说明在汉代时，世人关于老子身份身世就已经搞不清楚了，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中传说多于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老子，隐君子也”，这句话可能道出了其中的真相。老子是一位隐士，他无意于仕途，以无为无名为务。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他实践自己的理论，只做一个“褐衣怀玉”的隐者，无争于世。如果真是这样，哪怕是你生活在他身边，成为他邻居，也很难知晓他的作为。
曲高者和寡。在生活上，他努力做一个无为无名的隐者。在精神上，他也是一个孤独者。他曾说：“知道我的人很稀少，法则于我的人，更加难得可贵。”
他还说：“众人都熙熙攘攘，欢喜和乐，好像要去参加盛大的宴会，又象是春日里聚众游春。只有我淡泊恬静，对众人的熙攘和乐无动于衷，就像那婴儿还在母腹中而对外部的环境毫无知觉一般。我形只影单，好像不知道归属一样。众人都富足有余，只有我一无所有。难道我是傻子吗？
世人都精明干练，爱憎分明，只有我昏昏昧昧，不计得失；世人都勤勉有为，只有我无为好静。世人都圆滑处事，屈伸自如，只有我愚顽固执，不暗世故。我之所以独异于人，不是因为我是傻子，而是因为我能合同于天道无为之德。”
因为老子是一位隐者，无争于世，以自隐无名为务，所以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其身份和生平的信息。
老子是哪个时代的人呢？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孔子曾适周向老子问礼。所以，老子与孔子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只是老子年长二三十岁于孔子。先秦典籍中，《论语》《墨子》《孟子》从未提及老子，而《庄子》之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却大量引用老子言论。孟子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却对老子的言论只字未提。这似乎意味着《老子》成书于孟子之后，庄子之前。
老子在其言论中反对尚贤，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尚贤”是墨家的主张，而“仁义”是儒家的根本。这说明老子学说当在孔墨两家之后。这意味着老子当是孔子、墨子之后的战国时代的学者。
老子可能是战国时人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他的籍贯。苦县本属陈国，后被楚国所灭，所以司马迁记载为楚国苦县人。而楚国灭陈是在公元前478年，如果老子是楚国苦县人，那么当在楚灭陈之后，属战国，而非春秋。现在，一般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人，在杨朱之后，庄子之前。
司马记载的老子生平中，只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孔子向老子问礼。一是出关时被关令尹强留著书。如果老子是战国时人，那么孔子相会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件。顾颉刚先生就认为，老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老师，不是以讹传讹，而是老子后学有计划地宣传。
老子看到周朝逐渐衰落下去，将要出关隐居，却被关令尹喜拦住，强为著书。老子才勉强写下五千文字。这个说法显然也是人为制造的。思想家著述立说，一定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们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变动的年代。在政治上，由于没有了周王朝的权力核心，诸侯国各自为政，导致了霸权的竞争，从而使社会陷入了长年争战的混乱状态中。在文化上，由于传统信仰衰落，新的政治和伦理的法则未能建立，由此形成了思想的空前自由局面。周王室衰落，周朝的官学降为民学，平民阶层得以接触知识文化等新鲜事物，从而激发了无穷的创造热情。
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繁荣是文化在平民阶层间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过程。周代以前文化只是贵族阶层的专利。春秋战国时代为秦汉以后的社会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
思想家的责任是为公而不为已，学术并不是谋生工具，而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当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到来后，思想家们就要为如何使这个社会由乱向治的问题而殚精竭虑，他们首先要思考社会为什么会乱，还要为如何使社会由乱变治而制定策略和方案。特定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的自由也是相对的，他们面对相对的课题，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但最终目标却是相同，即治国平天下。老子也不例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