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徐霞客的旅游特色

孙艳梅， 周小泉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徐霞客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和文学家。他22岁开始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其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长期科学考察的旅游实践中，徐霞客形成了学旅统一、游不弃导、指向性旅游、自费旅游的旅游特色。

关键词：徐霞客；旅游特色；学旅统一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

    徐霞客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和文学家。他一生游历甚广，东渡普陀，北师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边陲，其足迹踏遍了当时设治的两京十三布政司，开创了我国科学考察旅游的先河。在科学考察旅游的过程中，徐霞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旅游特色。其旅游特色可概括为：学旅统一、游不弃导、指向性旅游、自费旅游。

    一、学旅统一

    明代中后期，旅游蔚然勃兴，人文景观越来越多地与自然景观一起成为旅游者趋鹜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不少旅游者跋涉于山水、城村之间，不再仅仅是寄情山水，借景抒情，而是带有了不同程度的科学考察色彩，景观审美与科学考察相结合的思想明确地体现在一些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中，徐霞客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以科学考察的务实态度，将自然考察对象的形体、色彩、线条、质感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对山水风景、林木实体作了一番认真的科学研究。徐霞客几十年不仅仅“赏会山水”，还处处“搜剔幽秘”。他每到一个地方，为了求全、求实、求源，可以因漏游而补游，一次不成、二次再游，乃至三次、四次重游。如崇祯十年（1637年）游广西桂林七星岩溶洞，他二次入洞，用步测杖量目估，详细记载了二大洞府的基本数据，十五个洞的洞口位置，洞内钟乳石类堆积物和瑰丽奇景。“历级而上约三丈，洞口为庐掩，黑暗，忽转而西北，豁然中开，上穹下平，中多列笋悬柱，此上洞也，是为七星岩。”[1 ]

    一个月以后，徐霞客同静闻再次来到七星岩、栖霞洞游览，发现：“栖霞再北，又有朝云、高峙二岩，俱西向，此七星岩西面之洞也，其术数共五……此七星岩北面之洞也，其数亦共五焉。”[ 1]似这样的情况，在《徐霞客游记》  （下文简称《游记》）中随处可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徐霞客的旅游特色是景观审美与科学考察的有机统一，即学旅统一。

    二、游不弃导

    徐霞客在旅行考察中非常重视导游的作用，指出“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凡是旅途复杂或虽有所闻但心中无底的考察对象，徐霞客多请向导。纵观《游记》，为徐霞客旅行考察当过向导的，前后约有数百人之多。这些向导按其职业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和尚、道士及其徒弟

    如崇祯五年（1632年），徐霞客重游雁荡山，为探究雁湖是否为大龙湫之源，他“邀师（罗汉寺卧云法师）究顶”，卧云答应同上常云峰，并告之雁湖不在此，而“在其西，由石门寺为便”，因“时已下午”，约后天再同登峰。第二天，他与卧云徒弟去探觅雁湖；出凌云寺，溯溪北上过石门寺废址，历级而上，终登雁宕山顶。第二日，偕卧云登山追踪大龙湫之源，证实大龙湫“水出绝顶（指连云嶂）之南，常云之北，夹坞中即其源也！”[1]

    （二）黎民百姓

如樵夫、牧童、洗衣妇、马夫、轿夫、垂钓者、船家、 村民等。崇祯十年（1637年）探广西铁旗岩，下着大雨，朦胧之中“左右觅路不得，为往返者数四，……复往返久之，得垂钓童子为之前导，盖其径即在山下，入处为水淹草覆，故茫无可辨。”[1 ]若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引路，这样隐蔽的岩洞是难以找到的。

（三）旅行投宿处的平民以及客栈里的店主及其伙计

    他们主要为徐霞客介绍当地山水名胜的情况。崇祯十二年（1639年）徐霞客宿于云南小腊彝，《游记》中记载：“幸主人杨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询之无不实。且知

溢盘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杨姓主人对于当地山川道里的介绍对徐霞客非常有用，他据此审图阅志，发现和纠正了一统志和郡志的记载错误，指出大小二腊彝寨“其界不当

以大石头分，当以枯柯岭分也。”

   （四）地方官和土司头目

    徐霞客从他们那也得到了不少指点帮助。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游云南玛瑙山时，宿于当地仕绅马元康家，他不仅陪霞客游玛瑙山，参观精莹坚致的各色玛瑙和荡激怒狂的瀑布，而且晚上还挑灯夜酌，向霞客详尽地介绍了此中幽胜，由近及远，如数家珍。

    在徐霞客旅行考察中的导游（向导）对其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导“行”，导“游”和单纯指路三方面。如果他离开了当地熟习地理环境、风景名胜、交通情况的僧人、老百姓、地方官等人的帮助，他是难以顺利完成考察任务的。

    三、指向性旅游

    徐霞客外出旅游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充分准备的。他不仅经常根据科学考察目的来确定旅游路线，而且还从实际出发，根据天气情况、交通工具、食宿条件、边陲地区、匪患盗贼等因素，对旅游路线做出调整或变通。如他善于把握观景时节，拟订旅游路线。统计《游记》中徐霞客一生外出旅游探险科学考察的时节，大多在春、秋季节，按阴历月份计算，列表如下。

表1   徐霞客出游月份统计简表[2]     单位：天

    对于中远程旅游，徐霞客在出游之前就采用环状路线将行程设计妥当，尽量避免走回头路，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最优的行程，游览更多的景点，从而使旅游达到高效高质。为了达到游览五岳的目的，徐霞客对先游武当山还是先游嵩山作了一番选择，经过研究他发现，沿长江溯流而上，要多费时日，不及从陆路去，水路回，所需时间较短。从汝州、邓州之间的陆路走，路程与走陕州、开封府相同，却可以将嵩山、华山两处都游完。徐霞客在其大尺度旅游路线上大都采取了这种环状路线。

    而他在小尺度空间进行旅游时（即到达目的地后），则采用放射状旅游路线，即以一个设施比较完备的地方作为中心，再向四周各处景点进行放射状游览，一般白天出游，晚上回来休息。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游白岳山时，宿梅榔庵以此为中心，登太素宫，至舍身崖，转上紫玉屏，再西至紫霄崖，返宿庵途中，访五井，桥崖之胜。次日又西至五老，展旗诸峰，访龙井。

    四、 自费旅游

    我国古代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冲破“父母在，不远游”的家庭宗族观念，和“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的安土重迁思想，毅然跨出闾里国门，跋涉山川，远游遐征。[3]

但他们多系封建国家派遣，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有封建国家资助，如郑和七下西洋；有的出于宗教的需要而求法朝山，如玄奘前往天竺；也有的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甘冒“蛮烟瘴雨”，如元末明初的沈富。而徐霞客则是出于对祖国山河强烈的热爱，没有任何政治、宗教、谋生目的，毕生从事旅行考察。他没有得到封建国家的资助，完全是靠自己的借贷及朋友、同乡、陌生人、地方官等人的资助来解决其旅行中的食宿及交通问题。

饮食：旅行中，徐霞客解决饮食问题的基本方式是自裹粮食、自炊自餐。他们常“赍米具”，“裹蔬粮”，到了可住宿的地方，如果对方不提供饮食，就由仆人做饭。如崇祯十年（1637年），在广西北牖庵，他“令顾仆就炊于庵内”，后来又“令顾仆随导者往其家就炊”。

住宿：徐霞客在旅途中住宿条件相当艰苦，经常“卧无草”、“卧无榻”，有时甚至他的卧处“与猪畜同秽”“与牛圈邻”。例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云南永昌，天色已暮，“从昏黑中峻下三里，西南渡一溪桥，又西北从岐逾坡，昏黑中竟失路。”最后找到一小寨，“叩居人，停行李于其侧，与牛圈邻。”[4]

    现对《游记》中记录徐霞客出游的1070天进行统计，得出他在不同地区投宿各类住宿点的日数及比例，如表2。其中东部三省浙江、安徽、福建，中部五省江西、湖广、河南、山西、陕西，西部三省广西、贵州、云南。

表2 徐霞客投宿各地各类住宿点的日数统计表[5]单位：天

    从上表可以看出，徐霞客因受到地方官的款待，可以住进铺舍和官署的天数仅占总天数9.6%，其余的90.4%都是他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交通：徐霞客出游除了少数坐船、雇肩舆或牲口外，大多是靠步行。据《游记》所载行程统计，霞客共行25995里（实际远不止此数），其中步行16679里，占64%；坐船行7105里，占27%；骑马行1255里，占5%；坐轿行956里，占4%。[6]

    并且他走的大多是无人踏过的荒山路，至于在旅途中冒风雨霜雪，徒步跋涉更是常事。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二月游黄山，风雪交加，上山的石级为积雪所填平，“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1]他就是这样徒步走完了其一生中所游历过的地方。晚年若不是因足病衰疲，由丽江木知府和黄罔侯县令派人送归，他是不肯借助于官方的交通工具。

    徐霞客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旅游探险科学考察事业，其游历不只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寻找大自然的规律。他通过实践所形成的别具一格的旅游特色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作者信息，第一作者孙艳梅之功。是我在江西师范大学的老同学，征得她的同意之下，在本公众号发表。） 

[参考文献]

 [1]（明）徐弘祖著,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上册)[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2] 朱钧侃，潘凤英，顾永芝.徐霞客评传[M]. 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社，2006.

[3] 夏咸淳.论明朝徐霞客现象[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

刊，1995,(3).

[4] 明）徐弘祖著,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下册)[M]. 昆

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5] 张勇.徐霞客旅行中的食宿问题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2).

[6] 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M].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