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才子”

上半年的时候，小泉，财权，欢富，泉德，四个人在“四大才子”微信群聊天，我往事重提，跟财权半开玩笑地说，“财权，20年同学聚会的时候，你答应给我们仨每人一台手机，都两年了，还没动静呢。”财权说，“一直忙忘了，马上给你们发，赶紧把地址发过来。”我们三个还真把地址发过去了，到了晚上，财权就把发货单号拍给我们看了。两天后，先是在景德镇教书的我收到了OPPO R15梦境紫的手机，然后在群里回复说已经收到了。接着在余江公路局上班的泉德也回复他家人帮他代收到了，然后我们都把图片给分享到群里，远在贵州的欢富一脸的羡慕，说：“你们就欺负我这穷乡僻壤的人，不跟你们玩了。”没过几天，他也收到了手机。我们说要不要给财权成本价，财权说不用客气，两年前说好的每人送一部，现在才送给你们都怪不好意思的。我们说没关系，两年前还是OPPO R 9呢，现在赶上最新的，不是更划算？然后大家开心的笑了。当时，我就想把我们的关系给写下来，后来，一直忙，一直拖，直到现在，才能够静下心来，写写我们的故事，写写我们的命运。你看，现在OPPO R17都上市了，再不写，可能要等到OPPO R 19上市了。

1993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进入新的航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一经提出，便为这个大国的发展规定了航道，指明了方向，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春天的故事》里面说，中国大地又开启了新的篇章。

这一切，对于在江南小镇一所中学的刚刚报到的初一新生来说，完全体会不到任何的变化，他们刚刚经历了“人仰马翻”的“厮杀”，在近千人的小升初考试中，“杀出重围”，成为其中两百名佼佼者，进入了这所镇中学，被编为四个班，接受初等教育。

乡村公路旁的杨树布满了灰尘，学校大门用铁做的，上面有四个大字“中童中学”。

大门左侧是一排宿舍，右侧是门卫室，及小卖部，正前方是操场，升旗的地方，我曾经很荣幸地作为护旗手，在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从主教学楼的位置，正步走过排列整齐的学生队伍中，来到主席台前的国旗竿下，目送国旗冉冉升起在祖国的天空。

操场的对面，是一排用作碾米，养猪用的瓦房。房子后面是被起了红石的石窟，可以用来养鱼，学校老师过年时都可以分到肉和鱼。鱼塘那边是公共厕所，公厕边上有个小门可以通到校外，通向瑶池新村，还有几条小路可以通到高食堂童家，眼镜厂，卫生所等地方，在路边上有一池清泉，我们吃完饭很喜欢到那里洗洗碗，喝喝水。远一点，有一条小河，河边上有柳树，但以木子树居多，后来，每天晚饭后，晚自习前，是我们背一小时政治的好场所。外面的花花草草，水稻、蔬菜因为跟我们家一个样子，也没有引起我们多大的兴趣。

回到公厕的右边，一条小路的对面，是我们学校的食堂，有教工食堂与学生食堂之分。那是个长身体的年代，也是一个紧张学习的年代，记得当时我的学号在前几名，班上大概有五十多人，每个班按学号排队打饭，我吃饭特别快，先打了八两，总觉得不够吃，我班上队伍还没打完，我又接着他们的队伍去再打二两，厨工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把饭给倒了？我说还没有吃饱，再来点。

食堂右边是一块空地，学校里那时集资为老师盖了一排四个单元的新房。每个单元四层，每层两间房，我当数学老师的表兄邹建东分到了一套，在一单元一楼，后来初三的时候我住在他家里。我初一的班主任刘咸琛老师，初三的班主任童根明老师也住在里面，后来新来老师，比如我的数学老师吴兆开，初二班主任周卫璟老师都住在校外。

在主教学楼前有一块空地，再前面一排就是另一栋教学楼了。这栋教学楼两层的。这栋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有乒乓球桌，还有几棵杨树，法国梧桐。教学楼前最右边，是一个很小的小卖部，卖一些文具，饮料，比较畅销的是原珠笔，那时还没有中性笔，还有就是兑了点糖精的冰水了。

教学楼中间是上二楼的楼梯与过道，每天早读之后，厨工两夫妻卖的油条包馒头是我们的最爱，一份两毛钱，每次早读总是越读越饿，因为快下课了，他们夫妻俩就等在那里，油条的香味就飘进了教室，刚好我的教室就在楼道边上。当然，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够看看，因为我们一星期的生活费是非常有限的，一周大概能吃一次，每次吃的时候，都是细嚼慢吞，一脸幸福劲就别提了，那时节每次就盼着到了周末还能够有点余钱买个油条包馒头。

“四大才子”之一的财权跟厨工是亲戚，所以，他经常有得吃，真是羡慕、嫉妒啊。这还不要紧，每次上数学课，老师出一道题目，要大家抢答，演板，等我算好了之后，这个家伙总是第一个把答案写好了。要知道，我小升初也是我们班四十多人里面的第二名啊。想不到强中更有强中手，一来二往，后来，还有几个数学牛人，就是我们“四大才子”（泉德，财权，欢富），我月份最大，欢富最小，泉德和财权居中。数学老师吴兆开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充满教学的热情，我们都非常喜欢他。后来，到了初二，他就当了初二（3）班的班主任了。

刚毕业的还有我们的语文老师周卫璟，是我同村的，离我家很近，大概300米远吧。以前我很少见过他，因为他一直在外面读书。刚教我们的时候，他还是很“羞涩”的，用书挡住脸，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高度近视，而不是羞涩。我们班主任刘咸琛是一位体育老师，都快退休了。但他对我们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元旦晚会的时候，大家各种相声，迪士高，小品等等，同学感情慢慢加深。

初二，我们换了班主任，语文老师周卫璟老师带我们。可能是刚上任吧，我们这些熊孩子，老是惹他生气。加上对于学校环境及同学的熟悉，变得有点痞。班级氛围特别活跃。我们“四大才子”更是有恃无恐，不用努力也能得高分，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学表”。所以上完课，我们几个经常会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我这个老大其实是个跟班，主要的，早熟的是泉德，因为他只有他是镇上人，我们在一起玩，镇上人才不敢欺负我们。记得有一次，一个镇上的同学，应该是四班的，叫什么名字我完全记不到了，约我到外面没人的地方，说看我不顺眼，扇了我一耳光，我当时就气不过，一耳光扇回去，因为他个子比较小，也因为我自觉没有理亏，没有做错什么，什么话没说，我就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傻傻发呆，后来，他再也没有找过我麻烦。那个年代，学生当中也有很多是非，不是有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周小泉，祝欢富，程财权，童泉德

我们四大才子的行动有时很出格，比如到隔壁班去打扰别人的课堂，到小卖部那里拥挤的地方凑热闹。还到眼镜厂那边，找一些废弃的金属给卖了，然后，拿着这些钱去街上打游戏，当时比较流行的电子游戏主要是《三国志》和《街头霸王》，结果，一有时间，我们就去电子游戏室，到最后，一下午，或者一晚上，一个铜板就能过关了。

有一次，被校长官炎生的儿子（保卫科长）抓一了，那应该是周三的晚上，我们一周回家两次，周三晚上回家带腌菜，周四早上赶早读，周六回家，周一回校赶早读。那个周三晚上，我托同学跟家长说不回家，然后就留在镇上。

被抓之后，被逼供出是哪个班的，而且每个人要罚款5元，这几乎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两元钱的房租，其他的钱买些文具，吃完腌菜后，买点一毛两毛的竽头汤。这个后面还会讲到。

那天晚上，被要求写了保证书后，就被放出来了，第二天，校门口，就帖出了一张全校的通报批评大字报。然后，我们几个无地自容。偷偷溜进教室，等着班主任的惩罚。班主任把我们叫出去，问是什么情况，我们只好如实交待。班主任说，你们千万别交那5块钱，那钱收上去还不是被校长儿子买烟吃了。让我们放心学习，下次不要再去就可以了。然后，班主任去校门口把那张通报给撕了。我们心里老觉得过意不去。心里很感激老师。

但是，青少年朋友的特点就是这样：心里明明是要通过好好学习报答老师的，可是在行为上，因为犯了错误没有得到应用的惩罚，就会对老师缺乏敬畏。

所以后来的行为，老师在教室的时候，我们很老实，一旦老师离开教室，就肆无忌惮。成了老师头疼的对象。要知道，升入初二，因为我的表现比较沉稳，学习成绩也不错。在一次摔断腿后，回到班级，被周老师由劳动委员提拔为班长。

这话说来，有点长。

可能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为了锻炼意志，冬天冷水浴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加上我哥在高中也经常冬天冷水浴。我也决定加入这个行列，周六回家，骑着自行车，飞一般的速度往回赶，一路上把其他同学全部甩在后面。快到村里的时候，路过渡槽边时，从马路的一侧穿到另一侧，那时的县道是沙子路，两边低，中间高，而且中间都是沙子，这一穿，由于自行车速度太快，人和车一起摔倒，当时就起不来了，痛得要命。后面赶上来的建锋，金火等同学看到我起不来了，问我什么情况。然后把我放到自行车上，推着我回家了。事后诊断的结果是，左腿骨折。这一次，我爸妈有经验了，没有像我在小学三年级被姐姐一腿扫得骨折一样，到处找郎中，花了不少冤枉钱，吃了不少苦。而是直接像上次最后一样，带我到鹰潭人民医院，X光查出骨折，打上石膏，休养一个月。

那一个月，坐在家里，天天看着门前那条沟，人来人往，看着瓦缝漏下的光，看着父母秋收回家已经很晚了，还要帮我做饭菜，照顾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特别想念读书的时光，与同学在一起的时光。所幸还有那些书陪伴着我，《西游记》就是在那个时间看完的，也顺便自己学习了一下课程。周卫璟老师还专门到我家来看我。心里一直觉得温暖。同学们有时间也来看我。

一个月后，当我拄着两根拐杖，来到教室时，一阵掌声欢迎我，我感动的双泪齐流。不曾想，同学们还在周老师主持之下，选了我当班长，是我始料未及的。

在初二，我当班长是不称职的。因为我自己带头去犯错误。等到我脚好了之后，我们在周末又经常串门，有一次，去瑶池新村欢富家，他家的古井，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好几口古井，口很小，下面很大，有二三十米深，提一桶水上来，特别清凉甘甜。他家是做眼镜生意的，当时，好像只有他姐在家，我们自己动手把煤给点着，被烟给熏的，眼泪直流，吃完饭后，我们到信江河边，一起洗澡，游泳，那是我第一次见识信江河，后来学了《江西省情概论》才知道这是我们江西五大水系之一。很有幸，在我少年时期，就跟她有了不解之缘。

那条河的对岸是贵溪的鸿塘镇，再后来，初三到锦江参加中考时，我们也从这里坐船去的，当时天特别热，大家都在乌蓬船外面透气乘凉，唯独我一人独坐船中，任大汗淋漓，同学美英等问我为何不出去，我只答:“心静自然凉。”然后继续独坐。再后来，这附近在98大洪水之后，建起了界牌水电站，从这边到贵溪鸿塘就是一桥之隔了。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我到贵溪参加工作，又在这条信江河的上游经常游泳。也教了不少的鸿塘的学生。

游泳完了，闲来无事，在河岸抓一些小螃蟹玩玩，放在掌中，非常滑溜，手心痒痒的。在往下游一点，有一龙王庙，进去一看，有雕塑，有贡献箱，但是香火好像不盛。我们看完，就出去散步了。后来，好几次到他家。

班级组织秋游等活动。

我们也到过财权家，他家算是勤劳致富的典型了，早早地就在程毛新村，岭上建了新房。他父母对我们也很客气。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们。

我们主要的集中点是在泉德家，因为他家在镇上，后来，他家里还买了小霸王游戏机，那就更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他家里的装修，让我们几个乡下人见识到了镇上人家的不同，水泥房，粉刷过了，有电视，电话，电风扇等等。那可能就是我们这些泥腿子最早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了。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新鲜。

他们说有到过我家里玩，我的印象却不是很深了。

我们几个人，还有其他同学，在初二，应该是玩得特别开心的，当然，学习成绩也随之下降很快。

进入初三，我们学校里重新分班，把各班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整合，我们四个人被分开了，财权在一班，班主任吴兆开，我和欢富在三班，班主任童根明，泉德被分在四班，班主任徐新华。

分到新班之后，泉德邀我们聚了一下。像是一次比较正式的散伙仪式。泉德说，你们几个人的学习比较好，但你们以后不要做警察。我们问为什么呢？他说，他比较调皮，以后可能做小偷。我们说，你开玩笑呢。他说的很郑重，搞得我们还真当回事。因为他给我们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以后，我们的人生到了该选择的时候。我们几个说，以后绝不当警察，你也不能当小偷。那时还聊了很多。之后我们在各自的班级有各自的事务。交往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有时，我们还会邀着去游戏室转转。

其实，从初二开始，我就学着那学初三的班长，怎么管理班级，并且屡行好班长的职责，到了初三，班主任童根明仍然选拔我做班长。我在做好自己的学习工作之外，把班级事务管理得还算到位。那时，在新的班级，大家都要为考上余江一中而努力，而我的成绩，在刚入初三时却大约只有二十名左右，在历届初三毕业班里面，很少有考上十个以上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进班级前十名，才有机会进入余江一中。于是，班主任找了我们谈话，组成学习小组。身边的同学，程江华，罗金辉，熊金和，潘利剑，徐志强，周美英，许淑娥，徐快娥，盛勇胜等一大批同学被加入进来。最后，我们班上有十个考上了余江一中，还有一个考到鹰潭一中，一个到鹰潭师范。

这里还有一次抉择需要交待一下。也不知道是初三的某一天，我半开玩笑地问父母，“如果我没有考上余江一中的话，二中，三中，你们能让我去读吗？”父母说，“不行，如果考不上余江一中，就回家种田，我们家里不富裕，也买不起，也没有路子带你去卖眼镜。如果考上了余江一中，我们砸锅卖铁也供你上学。一句话，要不笔杆子，要不锄头棍子。”这个不含糊，在面临未来命运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前者。

记得在某个晚自习的时候，我看着教室的窗外，眼睛余光看着同学们奋笔疾书，心里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下定决心，从裤兜里摸出那几个本来要去电子游戏室的铜板，放在手上看了看，跟它们告别后，把它们扔出了窗外。

毕业时节，以前初二（2）班的伙伴合影，此时的我们已经没有那么胖了。

到现在，我还要感谢当年那个孩子：感谢你，选择了这条道路！

日子还跟以前一样，早上５：３０起床晨跑，６：００－７：００早读，７：３０到１１：４５上课，下午１４：００－１７：１０上课，１７：３０—１８：３０背一小时政治，１９：００－２１：００上晚自习，晚自习后，在教室再做一小时作业，回到表哥家睡下已经到了２３：００多了。以至后来，表哥说，你那时候真努力，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得，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四大才子”，后来走上了不同的路，我上了余江一中，后来上饶师院毕业做了教师，后来一直做教师。财权上了桃李中学，后来在哈尔滨工程毕业后到东莞做事，现在是OPPO主管销售的高级主管。泉德读了中专，在余江公路局做了中层领导。欢富经历几次经商失败后，现在贵州做眼镜生意，资产都几百，上千万了。

拍照片的还是以前那个摄像馆的师傅。

前年，我们初中毕业２０周年聚会，２００多人到了１６０人左右，纯真的年代，有纯真的感情。同学一场，不易。

回首来时的路，我们都没有停下来的可能，都只能往前走。写下这些文字，以记录转型期各人的命运。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给了人们很多选择的同时。其实，我们最最需要问的是自己的内心：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笔杆OR锄棍”，你必须选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