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诸子虽然思想观念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狭隘的国家主义精神。从孔子开始，他们改造社会的目标始终是以整个天下为范围的。这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周的政治统一已经不复存在，但华夏民族文化上的趋同倾向仍有其力量。到了战国末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游士的活动，军事斗争的频仍，各国的政治和文化都在逐渐趋同。这种情况下中国已隐然有统一的趋势，秦国统一天下不过是顺其势而竟其功，并非全因其武力之盛。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扫平六国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建设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还有很多内政的工作要做。其一是废封建而行郡县。战国时代纷扰数百年，当时人已认识到封建之害，故秦朝立国即不行封建。其时亦有人谏秦廷效法西周封建，秦始皇则反驳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封建既不行，秦廷乃于六国之地设郡，及天下大定，总划全国为三十六郡。郡守长官权力虽大，但任免受制于朝廷，郡中又受御史监察，遂无专擅之机。这种分级行政的形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遂为历代所沿袭。
其二是收军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秦国虽然以武力压平六国，但是地方上仍有潜在的反抗力量。为了消解这种内患，秦廷一方面在郡置兵以为震慑，另一方面就收缴天下兵器来瓦解民间的武装。战国中各国交攻，多在边境上筑长城，或沿河筑堤以御敌，动辄千数百里，这样就人为的将中国割裂为许多部分。秦廷统一了天下，即将这些人为的障碍全部毁除，使各地之间能做自由的交通。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区域内，用分散的据点控制缺乏武装的民众，这在内政安全上当然是比较理想的。
其三是统一思想。要使天下长治久安，最理想的当然是使民众与政府同心。所以法家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民众的所知所想皆出于政府，那当然能同心同德了。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的政制中，统治阶级是要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换言之就是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是相抵触的，如此两者岂能同心？秦廷当时并不了解这个道理，而以为战国诸子的言论太多太杂，扰乱了民众的心理，使其有反抗政府的行动，因此遂有焚书案。其实战国时代的法家即有焚诸子书的主张，不过到秦始皇时才真正实行。结果民间的《诗》、《书》、《诸子》等关于社会政治的书籍全被秦廷收缴毁灭，只有医药、农耕、卜筮、植树等技术类书籍许民持有。《诗》、《书》、《诸子》的书虽然不许民间保存，但秦廷自有收藏，且置博士官加以研究，所以这些书到底没有失传。不过战国诸侯国各自的官方史书，因为其中多视秦为侵略者，所以全被毁灭。后代学者研究战国史即颇感史料之匮乏。先秦古籍流传下来的只剩下儒家《五经》和诸子之书，这也为稍后的儒家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四为促进民族融合。战国各国内斗的同时亦皆向外拓边，也就是侵夺过去夷狄的领域，秦向西北，魏、赵、燕向北方，楚、越向东南都有所开拓。到了秦统一时，中国南北两端边疆地区的文化仍很落后。秦廷既在边地设郡，亦置官改易其风俗，使与中国同。同时有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以促进各地经济和文化的融合。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自然要考虑帝国对外的问题。法家的思想是很讲求实际的，而当时中国人对国境外的事务也甚少了解，所以秦始皇首先要做的是为中国建立一条安全的国界，向外开拓之类的武功还在此之后。这种安全的界线，最理想的当然是海洋。所以秦人逾五岭而开拓今两广和越南之地，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郡，又取今福建之地设置了闽中郡。两广、福建在战国时代尚不在华夏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人是视之为蛮荒的，自此以后始有开发。秦廷对于北方边疆的处置又与南方不同。战国诸国逐渐趋于统一的同时，被驱逐到北方去的戎狄亦逐渐融合为匈奴游牧民族。在战国末期，匈奴趁中国内乱进占河套之地。秦始皇使蒙恬用兵将匈奴从河套逐出，然后连接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北疆的长城，建成一条东起朝鲜境内，西至甘肃的防线，又在长城内多筑要塞，使防线获得纵深。以长城防御边患当然是下策，但以秦朝初创，内部尚未稳定，则亦不失为权宜之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