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守红：
甲子年生，贵州播简人。字守一；号源清居士；好古、嗜书、喜酒、爱诗；2004走向了诗歌的荒原。2005年认识张嘉谚先生后，在先生引导下走向独立自由的诗歌、思想道路。2015年，与张嘉谚先生在民刊《大荒》创刊号共同撰写“续脉诗写宣言”。2017年获贵州新媒中心“新世纪贵州十大诗评家”称号；2018年出版诗学专著《续脉笺语》。同年，于《大荒》第四辑中提出“黎明诗学”，以“大荒”为平台，践行和推动续脉诗写、黎明诗学的发展。身在大荒，胸怀黎明。奉行自有，立身于玄幻大化的潮汛之上，专注于写作行为和文本建构本身，坚守深层生命体验的诗意和诗写的严肃感、使命感、责任感，追求诗性的人生。
站在新的黎明之前
——近年来灾难诗歌的一点反思
摘要：诗人一度被誉为“时代良心”。这一身份注定了诗人是时代弊病最深恶痛绝的敏感者，是“道统”（诗性正义）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之一。对生命意趣的探寻和对诗性正义的张扬，一直是黎明诗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然而当“政统”妄想一统天下的时候，它就会通过暴力、恐吓等打击毁灭道统护道者，并妄想使之匍匐脚下，变成其御用的文过饰非、高唱赞歌专注宏大叙事的奴仆、粉丝和为虎作伥者。然而，因为诗乃“天地之心”的元质，注定了诗人为生命和“道统”护道的天职。于是，在危难时刻，诗人总会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护道者，以自己的理性和激情，于暗夜中进行追问，播撒黎明的曙光，拯救暗夜中的人性，主持人间的诗性正义。
关键词：黎明诗学；诗性正义；用诚以明；现代诗歌；
有人曾经戏谑地调侃，只要是能断句，会分行的人，都能写现代诗歌。是的，自中国现代诗歌因为其文体因质，成为普通人能够快速掌握的话语权，表达内心情感的载体之一。而本世纪初互联网诗歌网站、论坛、博客、以及各种聊天群、公众号等自媒体滥觞以来，一旦关涉人类战争、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等苦难发生，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诗歌这一体裁，开始在各个自己能发言的平台进行发言，履行诗性正义，“以诗歌撼动人们屈服或顺从暗夜的决心，吸引他们的目光开始朝向黎明的方向，开始关注身外的世界和检视自我的灵魂。”（孙守红《黎明诗学札记五》.《大荒》第九辑 2022），也正是毛亨在《诗经》的序言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尤其是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肇始，每逢灾难降临之际，中国的诗人或不是诗人的写作者，都会纷纷拿起现代诗歌这个体裁，通过网络上的各种渠道发出自己同情或悲悯的声音。2008年抗震救灾的现代诗歌喷涌时，几乎所有视现代诗歌为边缘文体的官媒，都突然间向现代诗歌这个边缘问题打开方便之门，在纸质报纸、杂志上纷纷开辟专门抗震诗歌专栏，出版社也一反重视经济效益的常态，以堪称奇迹的速度收集、组稿、结集出版，呈现出了轰轰烈烈的诗歌抗震救灾场面。2008年的抗震救灾的现代诗歌爆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开启了平民、诗人、评论家、理论工作者、文学领导管理者和文化行政管理者都介入抗灾救灾的轰轰烈烈的现代诗歌喷涌过程。因此，自2008年之后，凡是有灾难（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认为的）发生，都会在人群中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诗歌喷涌。然而，由于自上个世纪中叶降，我们长期被政治伦理批评的主导意识侵蚀、牵引，导致了由灾难引发的诗歌大潮，多以歌颂政人二德和表达对受灾者悲悯的形式出现，并被别有用心者赋予成了兼具安抚剂或止血钳的灵丹妙药；在灾难来临，如果诗歌一再以歌颂政人二德和表达对受灾者悲悯的形式出现，那么诗歌无疑就已经主动放弃了其“天地之心”（刘载熙：《艺概·卷二 诗概》）的使命。试想，诗者，一旦放弃了其作为“天地之心”的使命，其与失去灵魂的躯壳有什么两样？无论你这躯壳装饰得怎样华丽，其至多不过是具行尸走肉罢了。也即是说，在特殊的在灾难时期，如果诗歌不能体味人间疾苦，追寻灾难的根源，并对之形成“道统”的控诉和审判，那么这空前的貌似繁荣的诗歌喷涌的根本动力是什么？那些兼具安抚剂或止血钳的诗歌是否是时代的真相？当代诗人应当何为？面对这个诗性的灵魂之问，中国大陆的诗人们在“庚子新冠肺炎疫情事件”、“720郑州地铁5号线事件”、“丰县铁链女事件”、“贵阳抗疫转运事件”等灾难上，纷纷用诗歌记录时代的苦难，并以黎明诗人所具有的情怀、勇气和风骨，发出时代的叩问，发出天地的控诉和谴责，从而彰显诗人存在于人间的根本意义。
面对灾难，诗人何为
近些年来，每当灾难降临，总会听到有人套用“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耻辱的”的说法，认为“灾难之时，写诗是耻辱的”。诚然，在灾难降临之时，面对受灾者，语言无论多么出彩，都不过是一种苍白无力。说句实话，这种苍白的语言，还不如一块面包来得实在些。细读那些在灾难中大量井喷的诗歌，你就不难发现，很多所谓的“诗歌在行动”，无外乎是祷告、安抚、或颂歌的尽职、奉迎、或贩卖情感、求关注、博流量的“奴才、看客和聪明人”的心理，炮制出虚假的同情与无病呻吟的粗鄙文字，看似是对受难者祈愿，对受灾者以安抚，实则不过是制造灾难(自然灾难、社会灾难，或自然灾难与社会灾难合谋的灾难)之后的美学灾难罢了。明白这一事实，我们就不难明白当人们看到这些祷告、安抚、或颂歌的尽职、奉迎、或贩卖情感、求关注、博流量的诗歌时，为什么会发出“写诗是耻辱的”怒吼了。
然而，当灾难来临，我们真的能离开诗歌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波兰诗人米沃什说：“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便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当灾难降临，人们身处暗夜而无所救赎时，诗歌将变成我们穿越暗夜迷雾的希望。所以朦胧诗的先驱诗人北岛说：“自古以来，诗歌总是以人类苦难为源泉，成为穿越黑暗趋向光明的驱动力。”诗人，作为灾难时代的见证者，他将负担起诗歌作为“天地之心”的使命，观照世间苦难，执行诗性正义，并像里尔克一样开始呼喊：“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里尔克《沉重的时刻》冯至译）当灾难降临，具有“天地之心”的诗人将不再是祷告、安抚、尽职、逢迎和颂歌，他们将在“无共识、无真相、没有确定性的时代”（钱理群语），追问灵魂，站在生者的大地上寻找黎明。所以当27个鲜活的生命，在918的黑夜列车上消逝时，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感叹和追问：“贵阳离毎一个中国人很近/近到听得见轰鸣的/马达和命令//当一辆不知驶向何方的交通工具/突然停泊在你的面前/你上，还是不上”（向以鲜《子夜的幽灵车》）面对开往死亡站台的列车，你上？还是不上？中式的哈姆雷特之问开始拷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然而，无论你将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死去的二十七人/不过替我们暂时死去/巴士还将继续在黑暗中/向迷雾更深处行驶/还将有无数人不断死去/也许下一次/就轮到你我”（喻言《死亡巴士》）不可否认，历史的悲剧总是那样的相似，所不同的不过是出演这场悲剧的人物而已。德国牧师马丁·尼默勒曾在《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一诗中写道：“他们杀党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党员/当他们杀工会分子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人/当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随后他们向天主教徒而来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当他们杀我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因为已经没有人了”。当所有人面对灾难的时候，都选择以沉默来应对，待到“雪崩”的时候，人们才遗憾地想起伏尔泰早就告诫过：“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许你会说，在灾难的死亡面前，所有的悲痛、号哭和安抚，都显得是那样的轻浮，所有的情绪宣泄，都显得是那样的耻辱！因为“世事是不确定和难以言传地痛苦的，……它不会随着恐惧、爱或恨的反应而改变 ”（切斯瓦夫·米沃什《废墟与诗歌》 黄灿然译）是的，灾难面前，诗歌也许免却不了人们的痛苦，但是从精神的角度上来说，在遭遇生死之际，对暗夜中存在的意义、生命意趣、以及诗性正义的世界皆有被唤醒的更大可能，所以也更需要诗歌的在场。在灾难面前的诗歌，应该以诗性正义的准则，准确地描述出灾难的本身，表现出灾难中人该有的尊严。在灾难中痛定思痛之后，人们发现当来自人外的灾难没有让人致命，来自人自身的灾难却在消灭人的肉体和灵魂时，看似庞大如斯的中国人，不过是“一盘停滞在千年前的散沙/被噩运碎了又碎/每一粒都不粘连/一粒是另一粒的答案/一粒是另一粒的厄运/被踩在铁蹄下/不断相互埋葬/一粒是另一粒的地狱”（蒋雪峰《一盘散沙》）。在经历了历史的无数次噩运之后，人们仍然是彼此的噩运、彼此的坟墓、彼此的地狱。正是人性的堕落，制造了无数自然灾难之上的人间灾难！面对灾难，我们不得不发问：谁该对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负有罪责？然而令人感到欷歔的是，在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潜意识的强化裹挟下，大部分人陷入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怪圈，概不接受对自己的制造人为灾难的谴责不说，反而以一副救世主的姿态继续大行其是，大掀文难时代（所谓文难时代，就是时代只允许有一种声音回荡。）之浪潮。面对这样荒诞不经的“暗夜”境遇，身具黎明诗性的诗人就会激发自我内心的光明。什么都不能写的时候，“不如我们写一写/天上的星星吧/它们看见我们没看见的细微/它们怀疑我们不怀疑的事物/有些东西不能写/那就在此处大喊一声/吁!停笔吧。”（黎贡《有些东西不能写》）停笔？真的能停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于身具黎明诗性的诗人来说，只要是身处暗夜，黑暗就一定会照见他身上的光明。正如程维在《或许有一天我不写诗了》中所言：“或许有一天我不写诗了/因为诗太无力，既不能阻止跳楼/也不能制止翻车，更不能减少地震/还不能给封在房间的人开门”“我羞愧地一天又一天活着/一次接着一次做核酸/并且可耻地写着一首又一首诗/仿佛为自己赎罪，而真正有罪的人或许很少跟诗有关”。观照身外、身内、语言和镜像世界的暗夜物质，摆脱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潜意识的钳制，观照个人思想的流变，关注身边实际发生的事件，而非集体无意识的“抗灾”和社会潜意识的“战斗”，通过镜像与语言、观照身外的历史和当下，身内的黎明和暗夜，凸显出黎明诗性正义，给深陷灾难暗夜的人们一种超乎寻常的警醒和震撼。哪怕遭遇恐吓，诗人们仍然要表达自己的尊严，诗之尊严。“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哪敢有其他意思/我只想为此刻暂时还没被拉走的/你、我/表达一下智力的尊严/记忆的尊严/表达的尊严/'位卑不敢忘忧国，老子就要到处说!’”（桃夭《老子就要到处说》）
二、用诚以明，揭暗夜之伪
自世纪之初80后作家韩寒发出“诗歌已死”的声音后，诗歌就在中国大陆的位置，就已经变得边缘化，地位也变得衰弱不堪。对于诗歌的诟病几乎高过了诗歌本身所掀起的浪潮。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诗言志的功能，已被或多或少地遮蔽，以至于生命的生生意趣也被不同程度的遮蔽。诗歌如何不被继续被遮蔽？《易传》说：修辞立其诚。修辞何如？庄生曰：“莫若以明。”明什么？怎么明？《大学》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部功夫。而意诚则是“以明”的最基础。“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大学》）。由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极权话语思想，导致了中国很多时代背景多为文难时代，庚子新冠疫情的滥觞，正是始于此背景。在文难时代，诚意退隐，真相与共识隐匿，巧言令色、文过饰非者大行其道，以至于让世界进入了“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钱理群语）。面对这样的时代，钱理群先生说，我们需要做到“观察，不要轻易下结论；等待，很多事情现在都不能着急；坚守，不能在一片混乱中就跟着大家走。” 钱先生指出的这三点，乃是对于一般人的最基本要求。而对于诗人来说，更应该做到的是“诚实以明”，而不是文过饰非，让诗歌成为滥情或煽情的宣泄工具，使诗歌变成为某种宣传，投向灾区的传单，从而让其失去了永恒的黎明特质。我之所以说黎明诗性是永恒的，乃是它追寻的永远都是生命的生生意趣，永远保持着对生命对生存的思考。尤其是庚子疫情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吹哨人事件”、“720郑州地铁5号线事件”、“丰县铁链女事件”、“贵阳抗疫转运事件”等灾难发生后，人们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一反近时代中国作家几乎不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丢弃对修辞的玩弄，开始用诚以明，揭开暗夜悲剧的帷幕，彰显生命生生意趣的光明。使人在悲剧中听见诗人对生命的尊重，如闻天籁。让人们能够扪心自问：我的良知何在？从而激励人们，做一个真正的人。其实，黎明诗人也是平凡的人。只不过他们在面对生存的世界时，皆“用诚以明”，以自己眼之所见、心之诚实，发出自我灵魂的思考和叩问。在面对政统意识惯用的宏大手段，讲述着那些“感动”无数人的“救灾”“抗灾”情节和细节时，诗人通过内心的诚实，看见了“在宏大的声浪中/个体显得渺小单薄隐忍/在宏大的声浪中/个体显得渺小单薄隐忍/像秋天凋零之叶/无声无息地隐入尘烟”（天健《壬寅年918》）后现代主义学者罗斯认为，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结构，是一种权力政治结构，是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
宏大叙事的被推崇，就使得可以论争的世界变成了权力的一家独尊。于是个体的“心声”、“言志”“兴、观、群、怨”的诗歌开始被“权威化”删改、屏蔽。面对权威蛮横的“404”，诗人仍然诚实地写下他所看见的事实：“小区一片安宁/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两栋紧紧依靠的楼/一栋灯火通明/一栋黑灯瞎火”（棵子《多少人翘首等待黑夜中的返航》）诗人通过对两栋楼在夜晚的状态诚实还原，有灯的还在人间，无灯的却已经永坠黑暗。虽然不能有过多的表示，但诗人以“灯火通明”和“黑灯瞎火”两词一对照，一种现实的荒诞感顿时弥漫开来。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面对“黑灯瞎火”的对面，“灯火通明”的人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在狂欢？抑或是在警醒？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他者的时代/我、你，只是一个/已被陌生化的人称代词。/与情感无涉。” （哑石《他时代》）面对这样的他者时代，沈苇认为：“从现在起，思考与反省是诗人要做的工作，也是语言的责任。做一个受伤的理想主义者和哀伤的人道主义者，穷其一生，呼唤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我看来，这里所说的“语言的责任”，就是《易传》所说的“修辞以立其诚”。当我们以诚面对“暗夜世界”时，语言就会变得纹理细腻、基质丰盈，让“兴观群怨”的力量得到释放，使那些濒临毁灭和被严重遮蔽的一切真相得到灵魂的复活，彰显出生命生生意趣的黎明世界，破除那种只有一种声音的“神化”和“宏大”构想，回到“一块蓝色手帕从阳台上飘下，也是一个重大事件”（梁小斌语）的时代。为了这个时代，“有人说：你写一首诗吧，且饮鸩止渴。”（谢天鹏《9.18控制论》）
三、在灾难面前，诗何以正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灾难一直如影随形，如地震、水灾、火灾、雪灾、旱灾、瘟疫等。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自然灾难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些自然灾难背后所存在的——人为的次生性灾难！人为的次生性灾害，它不仅会像自然灾害一样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而且往往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意识的误导与驯化的而丢弃个人意志，从属于集体无意识或社会潜意识，湮灭个人的灵魂，深陷暗夜状态，沦为罪恶的帮凶或帮闲，最终直至自己的肉身被毁灭而不自知。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起源》里所说的，意识与社会形态对人的紧密控制。在这样的人为灾难面前，用诚以明的诗人总是最先警醒过来。当大众仍然处在集体无意识或社会潜意识的驯化中时，诗人就已经胆颤心惊地发现“没有了真相。死亡/更像一个哑迷，而活着/不过是一面胆战心惊的空镜子/比死亡更恐怖，残忍”（冀卫军《胆战心惊》）面对灾难和死亡，还有什么比没有真相更恐怖、更残忍？有。那就是人们对现状的麻木和冷漠！所以诗人不无感叹地吟唱道：“代价，从很多欢呼中就已注定。/代价，从很多沉默中就已注定。/活着的人庆幸还在活着。/死去的人将很快被忘记。”（张厚林《无题》）“我的诗句的悲伤，不及/一片落叶的悲伤，用无声的枯萎/记录着秋日的沉重”（青海《无题》）面对善于遗忘的族群心理，谁的心情会不沉重？人类难道是因为善于遗忘才熬过一次次的灾难走到今天，还是在天灾与人祸中反思获得前进的动力？答案显然是后者。于是我们看到了，就算“我已经看淡所有/只爱自然和风光/只爱文字和诗行/但为什么总要为那些/无辜者流下眼泪/总是悲愤的/呼嚎呐喊”（中岛《因为我是人，不是那些畜生》）在诗人的呼豪呐喊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爱、痛和良知。暗夜中的醒着者，无疑是孤独的。“我对这个时代抱着巨大的不满/我愤怒，但我并不怨恨/我虚无，但我并不虚度/——我仍然爱这个残缺的世界/仍然相信会有些傻瓜跟我一样/绝望而热烈地生活，而且/从不寻求别人的理解。我知道/一个孤独的灵魂不可能那么容易/找到另一个孤独的灵魂”（罗超人《请原谅一个傻瓜的瞎逼逼》）在孤独的暗夜世界里，诗歌常常显得是那样的无助。因为无论是醒着的、睡着的、或是假装睡觉的，“我们都在这辆大车上/摇晃，颠簸，使梦境虚幻/在轮毂扎扎，发动机轰鸣声中/我们共同以服从，沉默，梦魇，荒诞/构筑了时代之梦的宏大叙事”（天风《一辆大车从历史的黑夜驶出》）为破除这梦魇、荒诞的宏大叙事，诗人惟有以诚自明，“为我们，自己/在宿命中死去/却还能屈辱的呼吸”（天风《九一八悼》）的自悼、自哭，为“明天 一息尚存的明天”，“静默静默尖叫尖叫”（陆地《贵州的那辆车》）。面对灾难的杀戮和兽行，很多人表现出了“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德国的犹太人思想家、美学家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的，一旦将诗歌仅仅作为审美的表达，其在面对灾难时，一味强调作为艺术性而忽略了诗歌的“天地之心”，即忽略了诗歌的诗性正义后，阿多诺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中国，诗歌作为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其艺术性不过是其作为“天地之心”假借的外衣而已，它的内底基质乃是在于“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我想，阿多诺所说的野蛮诗，必然不能包含具有这种诗性正义基质的诗歌的。如果西方的诗歌具有这种诗性正义基质的话，那么柏拉图就不会迁怒于诗人，并将之逐出《理想国》了。而作为具有诗性正义的中国诗歌，常常在灾难降临时肩负起诗性的正义。如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黄翔“即是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食指“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典裘沽酒“我的一生，都在把光明追求”……在中国诗人的面前，灾难给与人类的冲击、残酷程度越来越严峻，就算我们如今乘坐“同一辆开往历史的大巴车里。没有选择的余地/呼吸着同样白色的空气，生如/蝼蚁。命如草芥。”（陈润生《绝望书》）人们都在“以一种静默的重量下坠，/变形的自我在车厢里挤压成面目全非，/漆黑的永夜停留在这一刻：/丧钟隐匿了鸣响，隐匿时间的循环。”（阿翔《死亡巴士》）中国的诗人们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游戏面前，真相算什么东西/于是坍塌不可避免/逃不过的劫难，注定也是我的劫难”（卡西《黑夜之殇》）哪怕惟有“静默是安全的”（汪剑钊《九一九》）我们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拿起诗性正义的笔，虽然“沉默太久，忘了怎么叫吼”（潘以默《另一种918》）但仍然坚持“醒来，翻遍词典/那些书写灾难的词语/表达悲哀和愤怒的词语”（陈修元《静默之诗》）然后开始吹哨，使“还有更多人猛醒/对悬崖惊呼：我们也坐在车上”（曹东《一辆巴士脱身而出》）“天空侧翻，每一颗星星都在滚动/每一颗星星都有坠落悬崖的危险”（涂国文《荔波瀑布》祷告：“希望被放逐或未被放逐的人醒来，/希望醒的人多了，天就会亮！”哪怕“通往黎明的路，早在黑暗中失去了方向” （孙守红《壬寅年九一八纪事》）在看见无辜的生命消逝之后，终于愤怒大吼：“愤怒吧/哭有屁用”（高凯《泪眼磅礴看一场车祸》）追问：“他们是谁啊/那些强拉着你手的人/他们究竟又是谁？/是谁给予了他们强制的权力/是谁把无辜的生命当成了儿戏”（吴老满《我们都在同一台车上》）“每一个无辜死去的人都是悲剧/每一个悲剧都有导演”（马启代《车祸》）“车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在车上。/车上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这深夜两点究竟要开去哪里”（蒋浩《一次车祸》）揭示了所见的真相：“这世上有一种愚蠢/令人毛骨悚然/它恶贯满盈，/在收割着人之尊严和人头” （谭越森《惊悚的愚蠢》）“我看到戴着诡异面具的自己把无耻/粉刷后安装在别人的耳朵上”（芦苇岸《荒诞世界的假设》）洞见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潜意识之恶，发现自己也陷入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然后看见大部分人都在这个时代的平庸队伍中， “我们都在一个车上/但有的人/他装着他不在”（拉萨《无题》）沉默、冷漠、假装身外正在发生的灾难与自己无关，心安理得地坐在车上前行。“漆黑的夜，在凶险处更凶险/仿佛上天垂下的幕布/他们都在睡，继续在睡/没有人中途试图下车/任凭他将车/开下永远的深渊”（石厉《车祸》）于是我们在呐喊中看见无物之阵外的世界真相。“每一次'动态清零’都触目惊心/每一场伟大胜利都伤痕累累”（张一来《疫情时代》）并在真相中看见“莲花般肠肠肚肚钢铁般黑幕/无数叶子在尖叫/在每一棵惊恐摇晃的树上”（云要天《模糊数学图》）看见黑夜的真相之后，看见了人们的惊恐，以及四周严实的无物之阵，诗人不得不在文字中寻求获救的路径，“在所有词之间，/移动，挣扎。/你，能否得救?”（池凌云《二十七个字母》）在所有词之中能否真的得救？这已经不是诗人需要考虑的了。回到小标题，在灾难面前，诗何以正义？在笔者看来，就是“用诚以明”，面对外部、内部、语言和镜像世界时，从真诚出发，真实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丝毫不进行文饰和奉承，杜绝意识的误导与驯化，做好自己“天地之心”的诗性正义代表，即是艾略特所言的：“'代表’他的时代的人可能会反对他的时代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的信仰”（艾略特：《哲人歌德》 樊心民译》）？！不管当世会有怎样的评价，但我们已经写下，不会让“我们这群人会被后来人笑话死的——/瞧啊，这帮只知服从的傻瓜! ”（桑克《顶峰》）就好！
四、结语
时代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的信仰，对于人的黎明来说，无异于是一种毒品，一种病毒。正如刘年的《无题》诗所言：“是一种毒品，一旦尝过，终身难戒/是一种病毒，比新冠病毒还要厉害/能感染一切善男子、善女人/方舱，铁皮墙，带刃口的铁丝/电焊，防护服，口罩，都难以阻止”。这种毒品、病毒虽然难以阻止，但为了不再让悲剧重演，让受难的人们灵魂难安，“此刻，他们在天上徜徉/星星的冷语穿透眼睑/俯视人间灿烂而哑默的星群”（苏波《9-18纪事》）人间的星群，不该哑默，我们必须写诗，用诚以明诗性正义，照见那些混杂在分行不分行文字中的野蛮的、轻浮的、可耻的诗，让那些承接尼采“上帝已死”之基，高喊作者已死、读者已死、文学已死、艺术已死、诗人已死、诗歌已死……这样的不负责任的造句接龙再可能成为讨论中国现代诗歌的噱头了。这世界上虽然有过，将来也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灾难，并在这些灾难中一再演绎人类自身的卑劣、恐惧、虚妄和绝望，但是我们要坚信，只要诗性正义的存在，只要这个人间好友真诚的声音，我们就能拥有穿越苦难暗夜的意志，抵达生命生生意趣的黎明世界。因为无论苦难多么严重，罪恶多么猖獗，我们正有无数的诗人在醒来，应用人类最高的语言形式，以“天地之心”的使命巡视世间的一切，进行诗性正义的审判，给受难的众生予黎明世界生命生生意趣的希望。2022年10月28日于听雨楼
注·选自《大荒》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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