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母亲百岁华诞（上）

赵凤山

2014年阴历八月廿八，是母亲100周岁寿诞。母亲离开我们6年多了，却无时无刻不活在我的心里。在京西天山陵园，望着墓碑上母亲慈祥的面庞，为她点上平时爱抽的云烟，打开她爱喝的二锅头酒，我絮絮叨叨与母亲说着家事，思绪却穿越到过去的岁月。
　　我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和一个奶妈。我把有血缘关系的认作是生父、生母，把没有血缘关系的认作是父亲、母亲。因为，生母生下我后在一起只有17天，生父是在25年后才看到我，可以说他们生育了我，却没有养育过我。虽然我是生父家族中的唯一独苗，却没有继承他们的香火。当然，我也没享受过独苗的待遇。一切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一切都是贫穷造成的，怨不得生母把我送人。
　　父亲和母亲却不一样，父亲养育了我16年，也是历史的原因再没谋面，母亲和我相依为命67年，整整半个多世纪在一起，一起经历贫穷、苦难，一起与命运抗争、搏击，最终有了自己的家园。生父、生母、父亲、母亲，都是我的亲人，这些人中唯有母亲是最亲的人。
母子相依为命共同渡过难关
我的母亲叫周桂香，出生在1914年山西浑源，家族也曾兴旺过，后来父亲不争气，败了家业流浪街头。母亲当过童养媳受过苦，跟我父亲结婚后享过福。我的记忆很不争气，儿时的情景没有印象，只记得在大同时的几个片段。真正记得住是来北京（当时叫北平）后的事。而刻骨铭心的记忆，是1957年以后的事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有一天没能回家，他的“家”变成了兴凯湖。
　　对于一个家来说，挣钱的男人不在了，犹如天塌下来一样。孤儿寡母，举目无亲，家徒四壁，身无分文。在这个时候，母亲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用她柔弱的肩膀，开始与命运抗争。她到煤场里摇过煤球，劈过木材，到菜园子收过蔬菜，只要能挣到钱，脏累苦都不在乎。一个女人凭苦力，是养不了家的，再说母亲根本 不是做苦力的人。无奈，母亲偷偷地去卖血，一次200毫升，给80元钱，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工资。母亲的身体本来瘦弱，卖血不可能长久，再说还得瞒着我。
　　后来，她就利用手巧的本事，给人裁剪衣服，做刺绣、补活等。干得最长的是糊火柴盒，糊1000个火柴盒才七八毛钱，自己还要搭上浆糊，我和母亲3天才能糊1000个，而且质量检查十分严格，如抽查出不合格，就得返工还要扣钱。养家糊口不能靠母亲一个人，除了学校每月给我5元助学金，经人介绍我又去成人夜校任教，每周两晚上教语文、数学，那时我还不到16周岁，我的学生从20岁到50岁不等，但为了每月11元的课时费（当时叫车马费，即交通费），我硬着头皮教了一年多。不要小看这11元课时费，当时北京市最低生活费标准，人均规定低于8元才够补助条件。
　　经历过温饱生活，再过贫穷日子，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头脑里从没想过。因为，生存的欲望是第一需要，要有尊严的活下去，是我们母子当时的共识。其实，当时，也有几条路可走，比如投亲靠友寄人篱下。父亲的老家兴隆县离北京很近，我还有爷爷、奶奶、大爷、三叔等，曾向他们写信告知我们的境遇，爷爷、奶奶卖了一头猪，寄来50元钱，其他亲人没有任何表示，既然父亲家人不管我们死活，我们还能去投靠吗？四叔受牵连离开了军队，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因为是军官给了一笔安家费，路过北京给了我们200元钱。以后再没有亲人接济过我们母子。投亲靠友，此路不通，从此断了任何来往。50多年后，我回到兴隆住在花果山庄，曾动过念头找找这些亲人，最后还是下决心不找了。我少年时是有过怨恨，父亲在经济上没少帮他的家人，到头了我们落难就没人管了。现在看来那是年少气盛，他们也是靠地吃饭的农民，他们躲我们像躲瘟疫一样，也有当时政治气候的原因。其实，我在心里早已不计较这些，因为在这个世上，我根本就没有其他亲人，我的唯一亲人，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
　　当时，还有另外一条路走，那就是母亲带着我改嫁。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浑源也是出美女的地方。母亲守寡时才43岁，确实还是有人追求的，有的条件还是相当不错。但是，母亲断然拒绝了这条路。这倒不是她从一而终，而是她不想我有个后爹，她怕改嫁后我受委屈，她不想再靠男人养活，她想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此后50年，母亲没接触过别的男人，有些邻居看她是个寡妇，说些疯话调戏她，被母亲骂得狗血喷头，再也没人敢欺负她。女人唯有自尊，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街坊邻居都管她叫二嫂子，母亲后来又当上街道干部。
　　转机出现在1958年。我初中毕业准备考中专，因为中专免费还管饭。但考试那天，母亲把我的准考证藏起来，3天考试到不了场，所有科目都是零分。我曾抱怨过母亲，因为我想继续上学，学习是我的生命呀，初二时还得过北京市三好学生优良奖章。母亲断了我的上学梦，但我无法去反抗，一是生存现状摆在那里，二是在母亲严厉管教下，我的性格变得懦弱，对母亲是百依百顺。
　　经亲戚邻居的介绍，1958年8月，我考进了北京电子管厂。16周岁还没过完，就参加工作当了学徒。第一年每月16元工资，除了吃饭买书，每月给母亲9元，母亲再也不用糊火柴盒了。1962年评上二级工，月工资41.71元，生活已有较大改观。母亲不想这么让儿子养活，她是个要强的女人，不会闲下来享福。母亲又当上了保姆，不过当保姆不光为了钱，还有帮衬别人的意思。工厂里的张师傅，家里孩子多，当他有了第4个孩子后，就把孩子放在我家，母亲白天黑夜照看，每月给18元托儿费，母亲看重的不是钱，而是师傅同事的情感，牛奶钱被人骗了，她悄悄的自己补上。这个孩子上了幼儿园，母亲又给一个干亲看孩子，白天送到我家里，晚上下班再接走。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多次来家看望我母亲。感情重于金钱，母亲做到了。
　　母亲彻底不再帮衬别人，不再去为钱奔波，是在1968年以后。母亲开始先后照看孙子、孙女，她一个人照看两个孩子，还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里里外外操持从不喊累。那时，在神路街很多人看到，母亲推着一辆竹子车，一边是孙子，一边是孙女，去合作社买东西。等孙子、孙女上了小学，母亲早晨把他们送到学校，中午做好饭，去学校接他们下学，下午上学再送到学校，下学再去学校接，这样接送每天两次，整整接送了五六年；学校的校长、班主任，还有不少老师，都与母亲相熟悉起来。等孙子、孙女上了中学，路远母亲不用送了，但到了下学钟点，母亲会到回家的路口去等，晚回家一定要说出原因。即使孙子上了大学，有一次没按钟点回家，母亲逼着我去学校宿舍找，那天外面下着大雨，我还是领命去了儿子的学校，我回家告知平安无事后，母亲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他对儿孙的管教严格又严厉，有了错绝不护犊子，该打还是要打的，但疼爱起来当成她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