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的名字与“开埠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著名的牧师郭显德。
郭显德1835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名门豪族，28岁时，具体说就是1863年6月4日，娶了一名贵族小姐利滋·克柏逊小姐（Lizzie Culbertion）为妻。他们新婚不到一个月，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于7月3日开始前往中国。从纽约登船，绕过好望角抵达上海。这个行程大约要6个月，这可不是新婚蜜月之旅，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吃不到任何新鲜的食物，以致于大部分船员都先后得了败血病，只有一名船员例外，勉强操作着舵轮。郭显德也得了很严重的慢性腹泻，以致后来折磨了他20多年。船到上海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许多医生都劝他返回美国，至少也要留在上海，不要倾向僻壤的山东去。
但是，他为了布道“完成上帝的使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终于在1864年的春天到达了登州（今蓬莱）。
蓬莱的乡绅绝不欢迎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郭显德和同船来的狄考文夫妇等三家根本租不到房子，只能栖身挤在一所破败已久、荒草丛生的庙宇里（这座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观音庙）。1864年8月，这对夫妇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蓬莱，拒绝了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让他们去北京的安排，毅然到了烟台，要在一个“没有信徒”的地方，开展光明前景几乎微乎其微的工作。
他们在珠玑村当地人没人敢住，据说“闹鬼”的房子，从此开始了他在烟台半个多世纪的传教生涯。这个在当时远离闹市的小村庄后来成了烟台基督教的一个活动基地，外地来烟台的传教士都要在这里中转。
1865年4月，他开始了首次巡回布道旅行，之后，他的足迹踏遍了胶东各地，在穷乡僻壤的集市上，当然受到了围观，他只恨自己受到语言限制，不能清晰表述基督教的教义。在莱阳的客栈里，他遇到一名极具个性的学者王淬，送给王淬一本《马可福音》。王淬一晚上就全部读完了，并且成为上帝的信徒，连同他的儿孙也成了基督教徒。这给了郭显德巨大的鼓舞。
1865年12月，郭显德回到烟台，试图开一所男校。历经了许多周折和磨难才招到三明学生，还因为受了邻居的威胁都跑掉了。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坚持办学。1866年12月创办了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这标志着烟台近代教育的最初成果，敲响了旧式私塾的丧钟。1866年，再次将文光和会英学校合并扩充为文会书院，数年之后，烟台布道站已经办起了50多所学校，其中就有著名的益文中专。
1875年（又说是1866年）以5700元买下了同乐街（今市府街）37间房创立博物院启迪民智，陈列珍禽异兽和矿石标本。据统计，每年到博物院参观的人就达10万人次。当时烟台的青少年鲜有不到博物院玩耍的，他的确为培养烟台孩子的博物兴趣做出了贡献。迄今那两条巨大鲸鱼额骨还在烟台博物馆的角落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郭显德的活动涉及了很多方面，医院、幼稚园、花边作坊等等，1890年同继配夫人苏姿兰在毓璜顶开设诊所，成为后来著名的毓璜顶医院的前身，还创办了毓璜顶幼稚园，办了最早的幼儿师范学校。
看郭显德晚年的照片，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中国老人，他把毕生的经历和热情都献给了中国。
1921年，他病逝于烟台，享年85岁，葬于万国公墓。
烟台也没有忘记这位老人，为了纪念他，烟台益文学校历届校友集资建成了一幢三层楼，名为“思郭楼”。历经80年的风雨屹立如故，就是现在烟台二中的旧楼，最近听说是已经拆了，但那口碑却是永远拆不掉的。
义和团宣称扶清灭洋，但是有一个内部通知：洋人不杀郭显德，华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学生）。广行善事的厚重口碑保护了郭显德，给他提供了“无形的盔甲”，真是刀枪不入。因为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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