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崛起,“徽商”因为有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岩而被人津津乐道。“晋商"因为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而广为人知,于是,“鲁商”跟进,出了个刊物叫《新鲁商》。很可惜,不尽如人意,完全没有揭示以龙口为代表的鲁商到底有什么特色。这实在有待于挖掘。
黄县(今龙口市)的商业滥觞早,而且是"临港经济”,俗话说“港多大,城多大”。胶东半岛有着众多的港湾,但勿需讳言,直至改革开放30年后,仍旧是沉睡者众,但龙口却在烟台开埠之际,成为可与烟台并驾齐驱的大港口,其吞吐量与牛庄(营口)不相上下。
黄县人的商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在盛京(沈阳)的主要商业大街上,“丝房”(百货商店的旧名)接踵比肩,柜台后面或立或坐的东家,笑容可掬。显示着长袖善舞的商业智慧,开口均为地道的黄县口音。北京的粮行也几乎由龙口人垄断,都是一个由众多龙口人开的连锁店形成的庞大网络,不仅面粉是"千里金黄县”滚滚麦浪的制品,甚至旅居京城的南方人吃的大米,也是龙口人千里长途贩运来的,至于五谷杂粮,更是这众多粮店的传统商品。“三反五反”期间,有关部门突击出版了一本《粮老虎发家史》,以“妖魔化”龙口粮商为能事,但是,却不得不承认龙口粮商对北京社会稳定作出的贡献,至少保证了这座城市二三百年不曾闹过“粮荒”。
当然,只有“巨商”,没有世商,难成“商业文化”。徽商有胡雪岩,晋商有乔致庸,龙口一个丁百万,真是名震遐迩,关于他的资产总数,以前的说法是四千万,2015年《齐鲁晚报》则称五千万,相当于清政府两年财政收人的总和,真可谓"富可敌国",是名副其实的鲁商的“龙头老大”。
值得注意的是,龙口人的善于经商在于他们的商业眼光,中小商人选择的行当是直接关系到民生。“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饿得慌,“粮老虎"绝对用不着担心销路。开门七件事,哪个家庭主妇会一生不跟日用百货打交道?至于7氏,都是开当铺起家的。
当铺是"准金融”,堪称“商界枢纽”。不管哪个商人都会遇到"让钱咬着手(资金一时短缺)”的情况,这时"融资"就成为燃眉之急,丁百万即可纾急发财,所以他的买卖越做越大。
丁百万成为鲁商老大,昭示着鲁商的文化特色迥异于徽商和晋商,“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摆弄金融的,但他与清廷鼎臣左宗棠也是互为表里,完全靠官场发财;乔致庸远离大海却染指官场垄断的盐业,而且是边贸的翘楚,但丁百万却一洗官商色彩,买卖再大也是私营企业“个体户”。
鲁商文化的特征是“儒贾合流”,或曰“儒商传统”。“买卖不成仁义在”,“诚信为本”,一改“为富不仁”的丑陋形象,也改变“士农工商”社会排序观念“商”不再是四民之末,而跃为社会贤达,他们兴办教育事业,热心社会公益,在慈善事务中慷慨解囊,在社会发展中献计献策,作出自己的贡献。丁氏在龙口自然是郡望名门,他们培养子弟进私塾,再通过科举入仕,然后以政治优势促进自己的商业圈越来越大,儒、仕、商三位一体,走了一条良性循环、互相促进的道路,堪称"丁氏模式”,是鲁商的经典范本。
丁氏专家蒋惠民先生曾出过一本专著,详细评说了这条路径,并且列出了一个表格,说明丁氏人才辈出,堪称世代无白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个丁佛言,堪称“民国第一支笔”,起草《临时约法》(宪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个丁方明,是山东省副省长,为山东教育走在全国前列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还有一个细节,丁氏家族每年春节都要祭祀"讨饭棍”,昭示着他们发财不忘本——当年祖宗是讨饭来到龙口的。儒家“慎终致远”的传统观念在这个细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商业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龙口男人经商也有败类,典型莫过于张本政,最初他是靠着龙口众多乡亲办起了政记轮船公司的。该轮船公司在中国海运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是中国三大私营航运公司之一,鼎盛时期总吨位达到了10万吨。可惜,私欲恶性膨胀,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张本政竟甘为日寇的鹰犬,堕落成可耻的汉奸。
当然,他首先也是儒商传统的叛徒。(题图与文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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