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西安市辛家庙刘南堡村出生的，从我的“家谱”记载，我们家族是韩愈的后代。
在中国的农村，每一个自然村基本上都与姓氏有关系，一个村总会有一个姓氏是村里的主导，都有“宗祠”和“家谱”，只是文化革命的时候被当做“封资修”批判了，“宗祠”被取缔了，“家谱”被焚烧了，但是很多的家庭里依然悄悄的保留着“家谱”。
我们“家谱”的第一页就是韩愈的画像。听父亲说过去记载家族历史的有两种，一种叫“家谱”，记录着一大家族每一代所有的人，儿子、女儿、媳妇；还有一种叫“族子”，也叫“族谱”，只记男不记女，与字典里的解释有所不同，在字典里解释说“家谱”就是“族谱”，而按照农村传统的说法，两者是有所不同的。
韩愈（768～824），字退之，出生在今河南孟县，后人称之为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关于韩愈的祖籍，有三种说法，一种说他是辽宁义县人，一种说他是河北秦皇岛昌黎县人，一种说他是河南孟县人，争论不一，但我们的家谱上记载确实是河南孟县。
父亲是1950年从河南来的西安，我是在西安出生并在这里成长的，所以我在外地见到“陕西人”就叫“乡党”，见到“河南人”就叫“老乡”；妻子是黑龙江鸡西出生的，虽然来西安很多年，但是满口都是“大碴子味”（东北口音），因为与她常年共同生活，我的“东北话”说的也很“地道”，所以我见到“东北人”叫“半个老乡”；岳父的祖籍是安徽的，我见到“安徽人”也叫“老乡”；岳母的祖籍是河北的，我见到“河北人”也叫“老乡”——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大忽悠”嘛！其实不是！这只能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我们说的“西安人”都有就几个特征：
一是会说“西安话”。外省人听的“陕西话”（除陕北、陕南话以外）是一样的，甘肃庆阳、平凉、天水，河南灵宝说的话都是“陕西味道”，但我们是可以听出来差别的，其实确实不一样。我们称西安以东区域的话为“东府话”，包括渭南、富平、华阴等市县；西安以西区域的话为“西府话”，包括咸阳以西的岐山、凤翔、周至、户县、宝鸡、杨凌等市县。
我2015年到昆明工作后，先后认识了很多“陕西乡党”，很多都说是西安人，但我从口音上就能听出是属于“西安话”以外的“陕西话”，只有领跑云南搏击领域的吴峰，还有中科院院士史国柱说的是“地道”的“西安话”，因为我们说话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二是会说“河南话”。西安市真正祖辈都是西安的并不占大多数，有很多都是在清朝的时候移居到西安的，尤以河南过来的居多，特别是解放前的1938年“花园口事件”和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很多河南人都是那个时候逃荒到西安来的，所以“河南话”在西安也是“标配”，特别是在“铁路上”，流行的“官语”就是“河南话”。
三是能吃辣子。我在昆明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我不吃辣子，当我就着“小米辣”和“朝天椒”吃米饭或者馒头的时候，与我一起在“听牧”工作同事才发现“陕西人”竟然还这么能吃辣子。其实，只要多读点书，是可以认知到“陕西人”对辣子喜爱程度的。
“陕西八大怪”是这样描述的：
老婆帕帕头上戴，
家家房子半边盖，
板凳不坐蹲起来，
面条宽得像裤带，
锅盔大的赛锅盖，
油泼辣子一道菜，
秦腔大戏吼起来，
陕西姑娘不对外。
我们小时候，吃得最香的饭就是“油泼面”和“馍夹辣子”，我们那时吃的“馍夹辣子”与现在卖的有所不同，是用刚出锅的“馍馍”（也叫馒头），掰开抹上猪油，再夹上红红的“油泼辣子”，那个香味至今想起来都会流口水。
陕西至今还流传着一首顺口溜：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
三千万秦人怒吼秦腔，
一碗燃面喜气洋洋，
没辣子嘟嘟囔囔。
当年中央电视台主持“非常六加一”的李咏，就是因为把“秦人”改成了“懒汉”被黑的。
四是能吃醋。真正的陕西人绝对离不开醋，吃面要放醋，吃凉皮要放醋，吃饺子蘸碟要放醋——这样说吧，就是爱吃醋，水平绝对不亚于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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