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乌镇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1920年接编《小说月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7年8月失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9月,于上海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小说。1928年7月,东渡日本,1930年4月,回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2月,偶遇周恩来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但党员身份已不明确。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新疆,延安,重庆,香港等多地,宣传抗日。1946年,赴苏联访问。1947年归国到达上海,年末再赴香港,参与《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文汇报·文艺周刊》。1949年2月,达北平。7月,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1961年,《茅盾文集》十卷出齐。“文化大革命”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1981年3月27日,逝于北京。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4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38卷本的《茅盾全集》。他的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他捐出稿费25万元人民币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七律·母亲》
乡党群称女丈夫,
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
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
秋风落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
不教尔曹作陋儒。
王若水点评:
茅盾的这首《七律·母亲》诗是颂扬他的母亲陈爱珠女士的一首诗,写于1970年秋天。始终赞扬了母亲的伟大人格和对孩子们的谆谆抚育教养之情。
诗中的“短檠”是一种油灯的代称,“檠”指的是托灯盘的立柱,旧时照明用油灯,上面是灯盘,盛油放置灯芯,下面有立柱,叫做灯檠,以立柱的长短而分为长檠和短檠,长檠只有富贵人家才能使用,一般人家多用短檠。“黄垆”指坟墓,诗人的弟弟沈泽民 (1902年-1933年) 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鄂豫皖边区的创立者,1933年11月20日,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尔曹”意即你们。
这首诗是说,母亲深得乡里敬重,人称女中丈夫。她含辛茹苦,抚育着教导着两个儿子。她在遵守遗嘱问题上能够力排众议,在让儿子选择生活道路上敢于违犯家规。母亲生活在半封建半的旧中国,她时常在午夜面对一盏陋灯忧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命运,每逢深秋叶落的萧杀季节就更加怀念自己的儿子沈泽民。她意志坚强,为国为家,不让儿子们作浅陋迂腐的读书人,定要教导两个孩子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
此诗赞扬母亲个性好强,对儿子教育有方要求严格。“平生意气多自许”与首句“乡党群称女丈夫”相呼应,说明母亲性格坚强,且富进取精神;“不教尔曹作陋儒”与“含辛茹苦抚双雏”相呼应,说明母亲对儿子不仅是抚养尽责,而且有明确的教育方向。一代文学大师茅盾和革命烈士沈泽民,正是在这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影响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留别云妹》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
五百枝的香烟已经吸完,
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
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辫、斑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
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
矮克发也都拍完,
暑期亦已快完,
游兴是已消完,
路也都走完,
话也都说完,
钱快要用完,
一切都完了,完了,
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
但只饮过半盏“琼浆”,
看过几道飞瀑,
走过几条乱山,
但也深深的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李都蔚点评:
这首诗写于1927年8月12日,发表于8月19日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第146期,署名“雁冰”。这是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茅盾奉命撤离武汉,拟参加筹划中的南昌起义途中,因疾滞留江西庐山期间,闻知“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后写的“留别诗”。“留别”这个字眼释义,通常多是“指以诗文作纪念,赠给分别的人”。诗中的“云妹”,当属“虚拟”,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所在。但这个“云妹”,亦非随手拈来充数的。她是作者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寄寓着作者的人生追求和政治倾向。这是一首极其典型、极其成功的“留别诗”。它既对失败了的大革命做了痛苦而又无奈的诀别,又对革命事业的最后成功,满怀希望,有着美好的憧憬。
全诗分两节,两节句行不等。诗的第一节,写作采取虚、实结合。作者把文化人惯常嗜好的烟茶,使用的文化、生活、保健用品(这是虚指)以及经历的季节更替、游兴的消减,乃至译的书(这是实指他译的西班牙作家柴玛萨斯的小说《他们的儿子》)、走的路、说的话、使用的钱等一一罗列,句句以“完”字收尾,最后以“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为结束。这长达十三句的一节诗,形象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滞留庐山期间,作者生活和思想上的种种感慨和无奈。他既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而痛心、叹惋,也为自己错失参加南昌武装起义的机遇,和党断了组织联系而感到彷徨和失落。
诗的第二节前五句,以自己饮酒、赏景的感受做诗情的前后过渡。大革命的失败,困于庐山的作者感到美酒索然无味,庐山佳景黯然失色。他“领悟”到“此来别无所得”,有的只是“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在革命斗争处于劣势、困境的时刻,何去何从?这是每个参与者必须抉择的问题。诗的后六句,从“时”“空”两个角度,反映了作者对中国革命追求、探索的认知和对未来前途的展望。三个连续的设问句,其实质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春申江畔”指上海;“西子湖边”指他的家乡浙北;“天津桥畔”泛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华大地,灾难沉重的旧中国,引自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友人洛中有感》诗“莫愁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人?” 慰劝友人,不要因观旧景、忆往事而沉溺于已逝的岁月不可自拔。反映了作者对中国革命最后必胜信念的坚持。当然,从这首诗的精神陷落和悲观情绪极浓的调子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在当时的确处于一种暂时的“低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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