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实的代价与意义 ——评《黄安·红安》对小说叙事特点的背离

这里转载的是我高中同学宋先红博士（

宋先红，女，湖北红安人，文学博士，副教授，南方某学术期刊编辑）关于《黄安红安》一书写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一篇真正的批评，单刀直入，处处见血，完全从小说叙事方式及文本本身提出的批评，本来很凌厉，可能为照顾面子写得又相对温柔。当我陶醉在读者、编辑和总编以及其他一些评论家读此书时为之泪落的肯定与感伤中时，突然读到对文本本身以专业的眼光来看小说的叙事的否定后，我以另一种方式对小说究竟怎么写，忽然产生疑虑。在我看来，觉得一切文本都可以尝试，正如中国各种文体的变迁叙事，只求表达的流畅，特别是带有真实的叙事，多多少少都会渗入作者的私货与私心私情。感谢宋同学从另一个角度，对文本的否定，这是对我以后如果再写长篇的提醒。老实说，如果按照传统的叙事方式，精雕细刻，也许它本身丰富的故事可以成为革命的经典，但它匆忙，而作者又相当固执，为了给母亲写一本书，所以在情感上浓郁如酒，控制不了自身表达的缺陷。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关于生活与人物的真实，比起虚构的情感，我认为还是最为重要的。再次感谢宋博士的辛勤阅读和撰文，立此存照。

　　　坚持真实的代价与意义

——评《黄安·红安》对小说叙事特点的背离

坦率地讲，李骏的《黄安·红安》不是一本好读的小说，正如新浪网友书路人生在其博文《哲思与艺术的辉映》写到的那样 “作为长篇，这部书最主要的缺点是叙述有些散漫，独白没有割爱”。全书像李骏《城市阴谋》等其他作品一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以“我”的思绪作为叙述的支撑点，“我”的情绪和评价散落和弥漫在小说情节构造和人物塑造的点滴之处，叙述经常被“我”对自己成长的穿插讲述所打断，因而整部小说无法呈现通常意义上的“情节的推进”和“激烈的冲突”。然而，整部小说又的确是以作者的讲述为主，无意渲染人物的内心活动，关注的是现实而非精神，因而也不能算是意识流小说。所以从小说类型学的角度对李骏《黄安·红安》进行读解和评说无疑是徒劳和可笑的，这既会抹杀这部小说的意义，也会忽略李骏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他在该书的“引子”中讲道，他的写作仅仅是“记录”，是“不讲任何技巧地写，不顾一切局限地写”。因为是“记录”，所以只能记下“真实”；因为坚持“真实”，所以要付出背离小说叙事特点的代价。这种背离和坚持的意义在于：我们看到了近一百年来从黄安到红安这个革命故乡里人们革命经历的真实、普通百姓生活状态的真实和作者“乡愁”的真实。

一，              情节的非连续性与本吴庄真实的存在状态

从小说的叙事性而言，情节是作家构造小说世界和展现人物性格的基本依托，它们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在故事时间里展开，成为读者进入小说世界的重要线索，例如《西游记》的线状结构、《三国演义》的网状结构等等。李骏的《黄安·红安》似乎缺少这样的一条线索，指引读者进入到小说世界，或者说作者并没有遵循着一条主要的叙事脉络向我们进行故事的讲述。梳理《黄安·红安》，从叙述时间上看，全书可以分为四部分。

第1~4章写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本吴庄的百姓在革命年代的生活状况。在战争年代，本吴庄的百姓分为两种：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的和留在家乡经历革命的。参加革命的有李登高、“我”的舅姥爷、“我”的大爷爷李成仁和二爷爷李成义、李稀有、李宝山和李宝玉兄弟、李铁路和李铁梅兄妹、李从容、李文化、“我”的外公一家等。他们有的参加红军长征，有的加入国民党，还有留在在黄安大山里打游击。关于革命的事件主要有：李登高革命、舅姥爷革命、李成和参军、徐向前来本吴庄、李成和给游击队送盐、李稀有革命、李稀有的婚姻、李宝山和李宝玉革命、李铁路参加国民党、李从容挖银元、李文化打游击、外公一家参加长征、舅公革命、李成仁之死、李成义之死、舅公的婚姻和归宿、李希有之死。而留在本吴庄的主要人物有“我”的曾祖父李光天、“我”的爷爷李成和、地主李来福等。同样遵循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轨迹，留在家乡的人同样也被动地经历了“天天跑反”的痛苦日子——“国民党来了跑，日本人来了跑，土匪来了跑，有时甚至连共产党来了也得跑。因为张国焘开始清除AB团了。”关于留在本吴庄的人的事件主要有：李光天送猪肉（由母亲讲述）、李光天以死保卫本吴庄、土匪进村、李成和买枪、日本人进村、李成和领导村民保卫本吴庄、李从容和李铁路还乡、李铁梅还乡与死亡、红军回乡、曾祖母去世等。

第5~14章主要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本吴庄在革命烈士李登高遗孀赵春玲领导下的生活经历：土改、划成份、人民公社、修水库、知识青年下乡、大饥荒、分田到户。毋宁说是赵春玲的领导，不如说还是时代的洪流推进，这部分讲述了爷爷被批斗、银元被挖充公、儿子分家、李成和家粮食被分、父母亲修水库中的超负荷劳作、母亲学会抽烟、李成和自杀未遂、李红旗之死、地主儿子开楼致死、跳忠字舞李老实媳妇被逼跳水等事件。中间间杂着“我”的舅姥一家、外公七妹还乡、放蜂人的故事、“我”的童年时代和小学生涯。

第15~17章延续了上一部分对“我”的童年和小学生活的叙述，主要叙写了“我”的小学、中学、高考失利后的出走和上大学的经历。这部分的主要情节和事件有：姐姐因贫辍学、“我”在学业间的田间劳作、李铁路回乡、欠费、“我”艰难读书、外公自杀、拜年要钱、“我”的出走等。

第18章主要是写本吴庄的现在。本章抒情多于叙事，在抒情中夹杂着李宝玉还乡、姐姐打工、“我”的还乡等少量的事件。

从以上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安·红安》并没有形成一个连续的叙事流，各个事件相对独立，没有造成经典叙事理论中所谓的冲突或高潮。但是，我们从这些由主要由母亲讲述、“我”的叙述以及六叔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将军故里——红安县本吴庄这个典型而又普通的中国乡村从近代到当代这段时间内真实的存在状态：被动的开放。因为革命，大量村民走向战场；因为高考，少量年轻人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因为打工，大量年轻人奔赴城市。外来的力量不时地打破本吴庄的闭塞和停滞，打乱村民周而复始的生息和劳作，同时也折射外面世界的变迁。走出的人群中大部分人了无音讯，就像留下的生老病死、默默无闻；少数人能够功成名，但就像本吴庄偶尔出现的活力一样，那不是来自本身的觉醒，而是历史潮流的推动。

这些变动本身充满了偶然与不确定性，很少有规律性和连续性。所以，李骏没有人为地为《黄安·红安》搭建一个“合理”的叙事框架，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整理和安排，没有呈现通常所说的理想世界和理想环境，但对本吴庄真实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天然去雕饰的还原。

二，              人物塑造的非典型化与人物的真实

小说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中心，其典型性体现人物的性格上，而人物的性格要通过生动、具体的情节来显现。这里所谓的生动具体的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都是针对经典叙事小说而言的，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和张飞的“莽”。同时我们也很清楚这样的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而非真实的，所以鲁迅说《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李骏的《黄安·红安》显然因为上文所述的情节连续性和关联性的不着力而地在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方面缺少先天优势。

小说涉及的人物不在少数，有李登高、李成义、李成仁、李文化、李铁路、李稀有、李宝山、李宝玉、舅公、舅姥、外公一家、“我”的曾祖父李光义、“我”的祖父李成和、李来福、李老实、李红旗、赵春玲、“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奶奶、放蜂人、四娘、以及“我”等三四十人之多。这些人的故事共同组成了《黄安·红安》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来本吴庄的人事变迁。也就是说从小说叙事时间和叙事重点的分配来看，这些人物都占据着不轻的叙事份量，但是叙事份量却与人物的典型性无法匹配，我们至多只能从类型的角度对这些人物进行扒堆：革命者、公社领导者、高干、地主或富农份子、穷苦的农民等等。明显地，这种扒堆不是以人物个性为标准，而是以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身份为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又是多么契合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环境——被动开放的本吴庄啊！

如果没有革命或运动，本吴庄的人们或许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渔樵耕读的生活方式，读书人如李登高者或者成了教书先生，勤劳和精明致富者如李光义或者继续富甲一方，赵春玲那样的妇人就在家里缝缝补补、相夫教子，李稀有、李老实等大多数则是一般的庄稼汉，“我”或者继承了曾祖的遗产，在本吴庄生生不息。革命来了，一部分本吴庄人走了，或者骨埋他乡，或者成为将军、高干；另外一部分本吴庄人留下了，永远靠土地为生，在运动中，或者成为领导者，或者成为被批斗者，大多数随着运动的洪流走——吃大锅饭，修水库，跳忠字舞，苦读，打工，留守······这就是本吴庄近一百多年来的众生相，黄安变成红安，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名称的改变，生活的本质还是随大流、逐本能，他们无意、也无力去追赶或者改变什么。当年李登高从读书人变成革命者，或者能够给我们一个有个性的觉醒者的样本，但是随着他异乡埋忠骨，我们永远不知道他在选择人生道路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也不知道他在一次次战斗的洗礼中经历怎样的心理和信仰的成长。李骏也许意识到这种个性和自觉只能是个案，不能成为主流，所以他提供给我们的也只能是一众“非典型”的面孔。这种“非典型”就是生活中的绝对真实。

（左边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三，              叙述语言的不节制与作者抒情的真实

母亲的哭泣打破了本吴庄的封闭和沉闷，而“我”毅然决然的出走和人生轨迹上的大震荡则是对本吴庄人们随大流、逐本能的生活的彻底反抗。而反抗绝非一次当机立断的行为，而是多次心灵挣扎后的艰难选择，更何况对这次反抗的叙述是李骏二十多年后对本吴庄以及生长于斯的人做了细致的梳理之后对自己四十岁以前人生的一次深情回眸。这次回眸中有对“我”的家族荣光消逝的惋惜，有对“我”大爷爷李成仁、二爷爷李成义为革命壮烈牺牲而不被承认的不平，有为外公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的悲哀，有对赵春玲在本吴庄作威作福的愤怒，有对我母亲深切的纪念和对姐姐无尽的感激，更有对自己艰难读书生涯的唏嘘不已，还有对今天本吴庄衰落的一声叹息，以及对自己当前幸福生活的小小庆幸······

因此，李骏的《黄安·红安》延续了他之前作品《城市阴谋》叙述语言的抒情性特点，将这些复杂的情绪穿插在小说中，造成了叙述语言的不节制。这也是造成上文所述情节的非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叙述语言的不节制主要表现在：一是议论和抒情的文字弥散在叙事之中，随处可见；二是作者经常用整节、整章的文字来进行议论和抒情。

小说开头对本吴庄的描述就是：“它散落在中国广袤的山坳里，看上去可有可无。如果不是四季的炊烟萦绕，人呼牛哞，很可能这个村庄就像一条没人疼爱的小狗，生时寂寞无边，死时也无人问起。”文中很少用白描的手法，大部分描写都带有很重的主观情绪。例如，“李登高革命”这个事件用了2个小节的篇幅，但其中真正与李登高革命有关的文字不到十分之一，其他大量的文字都是母亲的叙述和我的回忆，作者的痕迹随处可见：“这种场景，让顺利进入了21世纪并接受了满脑子现代思想的我，想起来还十分感动”“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曾祖父李光天，他死去多年，却还让我们享受了他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也从这些往事中，想象着李光天的光辉形象，盼望着穿越时空与他会面”“从那之后，我知道了世间积善行德肯定会有好报。因此，每当公与私、情与法在不停地搏斗的时刻，我便学会了知足。换今天另外一句流行的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不像母亲那样显而易见。苍老下去的父亲终于不再对我扬起拳头，对我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就是所谓的隔代亲吧”。又如，第二章到第四章断断续续地讲述了革命者李稀有的一生，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这里面不仅穿插了李宝山和李宝玉兄弟革命、李文化和李铁梅革命等，还有作者的议论和独白：“我们年轻，没有赶上哪个激情燃烧岁月的时代，不知道李稀有参加革命抱了怎样的想法”“吃者，国之大也。虽说那时大多数的庄家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但为了吃，也得在饿死前反抗一把”“毕竟，在黄安城，族权、神权与政权的浸润，使得女人们总是认可现实的命运，而变得乖乖巧巧，温温柔柔”“故乡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一个印记，一次旅行。故乡的一切是那么遥远，故乡的一切只是一个梦”“革命便是在这样弯弯曲曲、风风雨雨、波波折折的过程中，慢慢地走上胜利之路的”······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人的爱几乎散落在整个小说的叙述之中。

用整节、整章的文字来进行议论和抒情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例如，小说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后半部几乎全部都是作者的讲述和独白；第四章第二节是作者对革命成功的讨论、第三节是对六叔、二爷爷、三爷爷的评价；第七章第一节通过“我”的梦表达了对今天本吴庄衰落的感叹；第八章用“我”对母亲和爷爷的思念开始了本章的讲述；而从第十章开始，第一人称的讲述和内容的自叙传色彩更使小说后半部抒情意味变得更为浓郁；从第十九章开始抒情大大强于叙事，第二十一章“尾声”则以整章抒情结束整部小说。

这种不节制就让整部小说具有非常浓厚的抒情意味，小说大部分章节的题目也揭示了这一特点。小说共二十二部分，除了第一章和第五章用“革命来了”和“运动来了”这两个没有主观色彩的陈述性主谓句作为章节题目，其他如“无处安放的灵魂、缄默的殉道者、不期而至的哀伤、无限接近的幸福、梅雨悠长的季节、秋天的挽歌、荒原上的舞蹈、落地的尘埃、摇晃的童年、敲响希望的钟声、飘逝的迷雾、向下生长的枝条、无法把持的命运、永远的飘落、失落的故乡、远离稼穑的江湖”等偏正短语，无论从修饰语到其后的名词都给人一种命运无常的哀伤，“何处是归程”这一疑问句式和“逃遁与归宿”这个联合词组则加强了这种宿命感。所以，“革命”和“运动”只是作者叙事的外壳，小说真正想表达的乃是作者对故乡人事远去的惆怅、对人物命运不确定的一种无奈、对自己读书经历坎坷的一种感叹。这些情绪在小说叙事间隙不断侵入并扩散，使读者不得不意识到：非有感情的真实不可以谱写这种情绪上的华章。

 总的来说，正是强烈的抒情性和散文化的特点造成了该小说情节的非连续性和人物的非典型性，这种抒情特质也许并不是小说这种叙事文体的典型特质，但是我们如果把抒情放到文学创作这一广义的平台上，它就与文学的发生原理和文学作品的特点并不牴牾。李骏的写作是建立在抒写“真性情”的基础上的，他的小说跟他的诗歌一样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在叙事题材上，李骏的《黄安·红安》与其《城市阴谋》并不相同，但从创作的情感触点和体验而言，，他们却一脉相承：《城市阴谋》的情绪宣泄让作李骏告别了青春和成长的抑郁，《黄安·红安》的情感抒发则让他与那种源于故乡、源于家族、源于母亲的忧伤挥一挥衣袖。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写作这种精神性的活动让抑郁和忧伤这些啮噬心灵的情绪困扰散瘀、化解，并在诗性语言的烘托下升华为一种美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