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2014年第八期）
4
新兵连结束分兵时，黄山因为表现突出，直接进了机关，到政治处当公务员。而我们，多半分到了基层连队，不是站岗放哨，勤拿格斗，就是打扫卫生，喂猪做饭。
我们那批兵，顿时都感到了明显的差别。
新兵李鹏，因为治好了罗圈腿，被参谋长认为特别能吃苦，要到了司令部当通信员。
我到连队报到的那天，连长就问我：“听说你与黄山一个镇的？”
我说是。
连长看了个子矮小的我，叹了口气说：“人与人，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我不知道连长指的是什么差别，似乎觉得自己长得对不起观众，当时的脸立马便红了。
经过了新兵连的紧张生活，连队的生活要舒服得多。没事时，老乡们便喜欢围在一起，谈心得体会，侃大山。有人要叫上黄山，马上有人说：“人家在机关，与我们不一样，还是算了吧。”特别是分到远离团部属于小散远单位的祁方定，一提黄山，便开口想骂。他说：“没这个老乡，做人有什么意思呢。”
他一骂，大家便不提黄山了。
倒是李鹏，经常参加老乡们的聚会，不时还从机关带点好吃的给大家。大家觉得李鹏挺讲义气。李鹏说：“说真的，我还真得感谢黄山，虽然他让我吃了那么多苦。”说着，他拉起裤腿，让我们看。
我们都吓了一跳，只见李鹏的腿上，四处都是疤痕，因为绳子捆得过紧，加上长期由两块砖吊着，李鹏的大腿上有两道深深的轮印。由于没有结疤，还鲜红红的，看上去像是车轮压过一样。
我们对黄山顿时有了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感情。有时，我们到团里开大会，就会在主席台上看到黄山。他正在给首长们端茶倒水。有时，我们在连队的操场上训练时，还看到他陪着政治处主任巡视时的样子。走在首长后面，黄山看上去也像个大人物。我们那批兵不少人感到特别失落。
有天，我在路上碰到了他。黄山说：“你们老乡搞聚会，也不叫我。”
我说不是我组织的。
黄山说：“怎么我们也是同学嘛。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可能他意识到“报告”这两个字不妥，又改口说：“让我也知道一点基层的信息。”
他把“基层”两个字咬得很重，让我有了低人一头的感觉。
我说：“你混得多好啊，要基层的消息干什么。”
黄山说：“我知道你们对我有看法，但我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与你们不同的。”
接着他告诉我，政治处主任准备送他去学习了。
我问学习什么。他说：“学习写新闻报道。”
我说了声“恭喜”。于是我们便道别了。从那以后，有三个多月，我们都没有见到黄山，再见到他时，已是在军区的报纸上。天啊，黄山的新闻报道，竟然能够在军区报纸上刊发了！
这个消息，让团政委都很高兴。在一次全团的军人大会上，政委专门提出了表扬。黄山从此成了全团的名人。
我见到了那篇新闻报道，大意是说团长为基层办实事，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团长也仅是那天穿着迷彩服，路过训练场，看到一个兵练的实在不怎么样，便忍不住爬在那里教他怎样练射击，刚好被拿着相机找新闻的黄山看到了。咔嚓一下，新闻出来了。听说，政委表扬此事时，团长并不怎么高兴，认为报道不实。但政委说：“我们团好长时间没有军区上一篇稿子，能出来就不错了，应该鼓励鼓励。”团长这才没有吭气。
无论新闻背景是怎样的，反正黄山在我们那批兵中，一下子出大名了。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手指指着他说：“看，报道员过来了。”
那时，我们发现，黄山与过去有不一样的地方了。起初，他是平头。到了机关后，头发稍长了一点，但自从发表了新闻作品，他的头开始发亮了，并且梳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前额边的头发，往后一梳，再打点摩丝或用水打湿，往后一边倒，很像一个干部了。
我们指导员有天对正在扫地的我说：“听说你的文字不错，你也得学学那个小黄，写点东西，给我们连添点彩。”见我没说话，指导员又说：“我敢肯定，这小子没准哪天会提干！”
这一下击中我的心窝了。提干——那是多少当兵人的崇高梦想和向往啊！
我的心一下子被激起来了。每天晚上，当大家聊天时，我也趴在桌子上写。有人问，我便说是给家里或同学们写信。
我们班长姓高，他说：“不会是有了女朋友吧？”我连忙说没有。高班长说：“有了没事，占个指标也挺好，你看我，参加革命快十年了，还是个光棍，连个指标也占不上。你们可别学我。”
高班长那时是志愿兵，对我们很好。他一说，全班人都笑了。
我其实不是写信，是在写小说。但怕发表不了，所以我一直用一个本子盖着，有人来，便把信纸翻出来，没人看，便把信纸推到一边继续写。
有天，黄山给连队打了个电话，说找我。我开头不想接电话，但电话就是我接的，只好问有什么事。黄山说：“连队有什么新闻么？我们合作写一个。”
我说：“好像除了正常的工作、训练和生活，没什么新闻。”
黄山说：“如果连队有了什么新鲜事，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可以联手写。我与各个连都有联系，建立了通信录，专门寻找新闻线索。”
我说好。
从此，黄山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打一遍电话，寻找新闻线索。我觉得不好意思，便随口说：“有倒是有一个，但不知能不能写。”
他问什么事。我说：“今年的年终总结前，指导员把大家送给他的烟酒都退了。”
他一听很感兴趣，问在哪里退的。我说：“在军人大会上。”
他高兴起来：“在大会上？当着全连的面？”
我说是。
他说：“这个题材好，你先写个初稿给我，我联系报刊，到时一起发。”
我说：“还是你来写吧，你是专职的报道员。”
黄山说：“你起草个稿，我到时根据要求再改一下。”
我于是写了一个稿，给了黄山。他来到连队，敲开指导员的门说：“领导，我和你们连的同学写了一个稿，请你批评指正。”
指导员一看，很高兴。对黄山说：“我就说嘛，你将来一定有出息，还号召你同学向你学习呢。”
黄山说：“哪里哪里。”
指导员看了稿，签了字。黄山拍了拍我的肩，便走了。晚上，我不放心，便给黄山打电话说：“这事报道出去到底好不好啊？”
他说：“有什么不好？”
我说：“指导员退礼是件好事，可为什么非要公开退呢？他完全可以私下退啊。”
黄山说：“这正是新闻点，公开退，可以杜绝以后的人再送啊。私下送私下退，既没有人知道，也不能起到震摄和示范作用。”
我还是觉得不踏实。不过没几天，当地的报纸便将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了，政治处主任很高兴，觉得这是我们团党风廉政建设的体现。
我们连也订有这个报纸，一个老兵看到了，对我说：“哼，这事也登报，完全是形象工程。”
我听了脸红了。不过，感到万幸的是，黄山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没有署上我的名字。我本来想问他一下，但他碰到我后，从来不提稿子的事，我也就不再问。
从那之后，他不再给我打电话要新闻线索了，跟别人要不要，我也不知道。
那时，时近冬天。新疆的风很大，刮在脸上，只要不涂油脂，迅速便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我喜欢呆在屋子里看书，也不知道黄山是怎样找新闻的，反正，我们经常能在军区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新闻大作，无论事情是真的还是有水份的。
年底，在全团军人总结大会上，黄山立了三等功，成为我们那批兵中，最早也是惟一立了三等功的一个。
第二年春天，黄山还顺利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这件事，他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家里。他父亲兴奋地跑到我家聊天，与我父亲谈起此事时，说：“儿子现在是党的人了，高兴呀！”
我父亲于是让我妹妹给我写信，在信中教育我说，“一定要向你的同学黄山看齐。”
祁方定家里也写来了同样的信。于是，他约我一起聊聊。我们两人沿着茫茫的戈壁滩，漫无目的地行走，两个人对照起黄山来，都觉得有些怅然若失。
5
有一天，我到团部机关大楼送个文件。在大楼里碰到了黄山，他一见我，显得很亲切。说：“怎么到机关大楼来了？”
我说：“难道不能来吗？”
他笑了：“既然来了，去我办公室坐坐。”
我本来不想去，但经不起他一拉，便上去了。
与我们在连队拥挤的生活相比，机关大楼不仅干净漂亮，环境优雅，而且宽敞明亮，书籍成堆。我正在心里羡慕着，黄山给我冲了一杯咖啡，说：“这是主任送我的，怕我熬夜受不了，你也尝尝。”黄山说这话时明显强调了“主任”二字，其实不用尝，我心里已有些酸溜溜的了。一尝，却是一股苦味。
这时，黄山又把自己发表的作品剪辑本拿到我面前说：“请批评指正。”
我连忙装作翻阅的样子，这时进来了一个中尉军官，我赶紧站起身来。黄山也急忙把剪辑本收回去，站起来对那个军官说：“秦干事，这是我的老乡李东东，平时也写东西。”接着他又向我介绍：“这是负责宣传的朱干事。”
我说：“朱干事好。”接着想解释并不是黄山说的“也写东西”。没想，朱干事只点了个头，看了我一眼，便出去了。
黄山对着朱干事的背影，关上门说：“牛什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比他们强。”
我还没开口，黄山便说：“无非是提干的，有个亲戚在军区，一天到晚牛轰轰的，有什么能耐！”
我说：“人家是干部，我们是战士，是不是应该尊重点？”
黄山说：“要不说你在基层呆傻了，干部中也有草包货。”
这时，送信的通讯员进来了，交给黄山一封信：“黄干事好，你的信，某某大学来的，还挂号呢。”
通讯员说着做了一个鬼脸。
黄山说：“好，放在桌上。”
我就在黄山的办公桌边站着，看到那封挂号信上，竟然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就是我们班考上大学的那个近视眼女生小芳。她竟然给黄山来信？
黄山见我也看到了女同学写来的信，便有些炫耀地我说：“这个女同学，你也看不出来，人家是大学生，竟然给我写信，说要与我谈恋爱呢。”
我奇怪地看着黄山：“与你谈？”
黄山说：“是呀。我还不想，因为人家上了大学嘛，但你无法阻止一个人对你的爱，是不？”
我差点笑出声了。
因为我想起了我们读书那些年中，黄山曾给班上另一个漂亮的女生写信，说爱她。女生好长时间没回信，黄山害怕了。他生怕这事让无比信任他的班主任知道，再当众念出来，那是多么难堪的事情啊。结果，有一天，他利用机会找到那个女生说：“如果你不想谈，请把信退给我行不？”
女生说：“信早就撕了。”
黄山不信，又拦在路上要了好几次。女生一生气，把这事对另外一个女生说了。于是班上便传开了。
我说：“是不是人家现在考上了大学，以后是国家干部了，你追人家的吧？”
黄山脸红了，坚决予以否认：“老同学，我是那样的人么？你把我看扁了。我知道，你们都对我怀有偏见。”
我嘿嘿地冷笑。
黄山说：“李东东，总有一天，我要混过人样给你们看看，不信走着瞧！”
我说：“你谈恋爱与我有啥关系？你爱与谁谈，那是你的自由。”
黄山说：“这话可千万别在老乡中说。”
我觉得话不投机，寒喧几句准备走。
黄山送出门时，对我说：“老同学，有个事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说：“什么事？”
黄山说：“那次发稿子的事，不是我不署名，是报纸把你的名字的漏掉了。等我发现时，找他们，他们说报纸已经出了，多一个名字少一个名字并不重要。”
我说：“没关系。就一篇破稿子嘛。”
黄山说：“可不能这样说。这代表单位的形象呢。”
我说：“你能保证你的每篇稿子反映的内容都是真的？”
黄山说：“那不一定，水份肯定是有的，难免要拔高一点嘛。有时是我拔的，有时是主任拔的，有时是报纸的编辑拔的，都是形势的需要。”
我说：“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如果这样搞新闻，还有什么意思。”
黄山说：“我看你要动动位置了。长年在基层待着，思想跟不上形势。一切要讲政治，讲政治你懂么？”
我白了黄山一眼，走了。
新疆的风大，一出门，我便吹走了几丈远。我突然想起了黄山曾说过的一句话：火车不是推的，新闻却是可以吹的。
6
有一天，我在团部的路上执勤时，看到了宣传科的朱干事。他拿着一个相机，四处瞅。见到我，他停下来说：“喂，兄弟，你不是那个听说喜欢写小说的战士么？”
我敬了个礼说：“朱干事好。”
朱干事回了个礼说：“来，我们聊聊。”
我说：“我执勤呢。”
朱干事说：“新闻干事到哪里，哪里就是工作。没关系。”
他接着问我：“你们那个同学黄山，听说他舅舅是总部的一个大官？”
我说：“没听说啊。”
朱干事说：“他自己说的。我就知道，整天就会吹牛。”
我怕对黄山有影响，便不置可否地说：“也许，也许吧……我们来往不多，可能，可能吧……”
朱干事说：“你那个老乡啊，有心计。明明是自己写信追一个考了大学的同学，还非说人家追他。可能么？”
我说：“报告朱干事，这事我不知道。”
朱干事说：“你们当然不知道，可我与他一个办公室，当然知道呀。连送信的通讯员，叫他干事他也答应，还不是一个官呢，最多也就一个班长！”
我说：“朱干事，要没事我就走了。”因为我真的不想纠缠到他们的事中去。
朱干事说：“听说你喜欢写小说，哪天我们切磋切磋。”
我说：“那是闹着玩的，向你学习。”
朱干事说：“学习啥呀！小说可以虚构，现在有人连新闻也学会虚构了。长此以往，作风下降呀。”
我知道他指的是黄山，便又提出要走。朱干事说：“兄弟，你急什么？不说这事了，至少，我能保证我笔下的新闻都是绝对真实的，宁可一月不上稿，也不登有水份的稿子。”
我说：“好。”
朱干事拍了拍我的肩说：“兄弟，今天的话当我没说。只是随便聊，要不然我们主任又会批评我了。主任经常说，'你看你一个干部发表的，还没有一个战士多呢’，主任就在乎上稿量！”
见我没有应答，朱干事说：“兄弟，你好好写你的小说，发表了我们学习一下。”
我吱唔了一句，便走开了。
本来，我很想把朱干事的话告诉黄山，又怕引起他们的矛盾，最后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算了。
此后，我从勤务连调到修理连，又从修理连调到汽车连，最后调到营部当通讯员兼文书，每天工作之余，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写作加看书。我想，正儿八经的高中生，不考个军校怎么行呢？
新疆的天气，一天天暖起来，暖得让人觉得心窝子一直是热的。我们营长是四川人，动辄一句“格老子的”。对我，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格老子的，当兵不想当将军，哪是个啥兵？赶紧的复习，考个军校给我们营争光，都剃了好几年光头了！各营一起开会，头都抬不起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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