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2014年第八期)
13
军校第二年,我的小说终于发表了。先是一个短篇发在《解放军文艺》,接着一个中篇发表在《人民文学》,这在学员队引起了轰动。
虽然今天在部队写小说的人很多,但都没有那时值钱。军人行武,能提笔写个什么就是文化人了,在这支队伍里容易受到重视。何况,我发表的,都动辄就是几万字的东西呢?
学校其实对写小说的也不以为然。他们更在乎的是像黄山那样的新闻好手。因此,我发表小说的事,只在学员队慢慢留传。特别是几千块钱的稿费,更是让同学们羡慕。要知道,我当兵时第一年每个月的津贴只有17块,到了军校,也仅涨到了一个月50块钱。
一篇文章的稿费,竟然是津贴的几十倍,比黄山的新闻稿只有十块、二十几块高多了。
同学们于是对我也另眼相看了。我拿着稿费,寄给家里一些,其他的,都慢慢在休息日与同学们吃包子用了。
但就是这几千块钱的稿费,却引起了政治部一位领导的注意。他有天到学员队调研,把我专门叫了去问:“你写小说?”
我惶恐起来,不知自己是不是不该写小说。发表作品时,也没有像新闻作品那样盖过公章。我低声说是。
政治部领导说:“你会不会写材料?”
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在那里站着,我们教导员说:“连小说都会写,材料肯定不是问题。”
政治部领导便说:“下次帮机关也写些材料。”
谈话便到此结束。我以为领导说说就算了,没想从此,我经常被抽到机关写材料。起初,我写的材料总是被那位领导改得一无是处,心里非常沮丧。但那位领导总是不表态,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我几次都要打退堂鼓了。但那位领导总是坚持把我叫去,交给一些素材,让我写成材料。
我那时才知道,这位领导是政治部副主任,机关都叫他潘主任。没事时,他特别喜欢研究彩票,是福利事业的铁杆。但有次,他对我说:“我中的奖,加起来还没有你一次的稿费多呢。但花费出去的,却是你的几十倍!”
说完,他哈哈大笑。
笑完后,潘副主任又给我一堆素材。
在他的手把手带动和帮助下,我终于会写材料了。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潘副主任讲的。有一天,我给他交一份材料时,他说:“你终于上路了,材料就是这么写,与小说不一样。”
我说:“啊。”
他又说:“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帮助写材料吗?”
我摇摇头。
潘副主任说:“是想借助一下小说的语言,改变一下我们的八股文风。你看现在的材料,写得越来越对仗了,完全是文字游戏,没有生命力。”
我笑了。
潘副主任意味深长地说:“以后呀,机关要进一些新人,不能总是四平八稳的。这样下去,将来教出的学生怎么打仗!还打得了仗不!”
在他的叹息声中,我敬了个礼便走了。
按说,这样大的机关领导表扬我会写材料,我应该高兴才是。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那时我的小说本来也写得风生水起,写一篇发一篇,但学会写材料后,让我的小说语言大打折扣,编辑们回信说,总是有些半生不熟,好像与过去不一样了。我那时一门心事想当作家,觉得写作是一门不要关系可以谋生的行当,所以功夫全用在写小说上了。如果编辑和读者们都知道,一定会多多担待我的。可惜,编辑只认稿子质量,让我发表小说的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
教导员说:“一个队里出了两个笔杆子,高兴呀。”
他在高兴之余,不忘了让我在每份材料中夹点私货。比如,需要举例时,就拿本队的事例,增加本队在机关领导那里的份量和印象;批评某种倾向时,坚决不能有本队的痕迹。
有一天,潘副主任看出来了。问我:“为什么都用你们学员队的事啊?有私心之嫌。”
我说:“我只熟悉自己队里的事,对别的队不太了解。所以就……”
潘副主任看着我,我低下头,觉得后背有冷风吹过,一阵阵发凉。好在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说:“不要向你那个同学学习,写个新闻总喜欢上纲上线的,霸王强上弓,看上去别扭。”
这是潘副主任第一次提到黄山。我又惊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回来,想把潘副主任的话告诉黄山。但话只开了个头,黄山便逼停了。他说:“你写个小说,哪能与新闻比?领导们在乎的是新闻,是轰动效应,而不是你的小说。小说只是个人行为,极端的私人化!而新闻却是大众化的。”
他又说:“材料?那就是一堆废话。听上去有用,看上去有理,但讲过之后便扔,便忘,是典型的快餐文化。”
我说:“难怪你不写啊。”
黄山说:“机关也找我去写过,我认为写那玩意干吗?所以,就应付了事。后来,他们再也不找我,正好落得清静呢。”
我吃了一惊:“原来如此啊。”
黄山说:“新闻发表在报纸上,有多少人在看啊!而材料呢,只有那么几个领导看,最终一个领导念,再后大家闹腾,爱听不听!你写小说,也只有爱好文学的人才看,现在市场经济,爱好文学的还有几人?曾经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现在呢?小说只是消谴品,易碎。”
我说:“新闻为时而作,不过也是时过境迁罢了。”
黄山说:“新闻出政绩,政绩出新闻。你懂么?”
我们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祁方定在一边听着,冷不丁插了一句:“我呢,什么也不写。历次运动,斗的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喜欢发表文章的知识分子。”
我们又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14
军校第三年,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黄山不仅会写新闻,寻找新闻,而且也会制造新闻。
我们队有个学雷锋活动小组,是原来的老学员留下来的传统。学校专门还授了一面旗,叫“秦会学雷锋活动小组”。秦全是师兄,比我们高了多少届不知道。但每一任队领导都讲,秦全是个名人,学雷锋出了名,为队里争了光,还被评为全军学雷锋先进骨干,号召我们向他学习,让这面旗高高飘扬。
对学雷锋活动,大家起初都是非常积极的。军校管得太严,平时根本走不出校门,加上勤务队的战士,以抓学员私出外出为荣,动不动就把违纪的学员叫到一边训上一顿。扛红牌的在军校里,还不如站岗的战士,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所以,平素大家都不敢私自外出,抓住了就会受处份。
学雷锋不一样,学雷锋可以到街道边上摆摊,让大家见见世面。内容也不复杂,一般都是免费理发,或是扫地,或是修自行车,给自行车打气。那时大街上的汽车没有今天这样多,人们多半是骑车出行。
我们学校没有一个女生,阳气太重。好不容易有几个女教员,多半是关系户分来的,长得也是邻家女孩。因此,大家充分利用学雷锋的机会,出去吐个气,看看街景,顺便看一下美女,大家乐此不疲。
第一年,大家积极性高,都主动要求参加,一般一个星期活动一次。但到了第二年,周围的环境慢慢地熟悉了,大家的事也多起来了,学雷锋的热情便渐渐少了。到了第三年,由于大家在考虑毕业去向,功课也更多,作业都写不完,便出现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的现象。
教导员对此感到特别忧心:“必须想方设法,把这面队旗保住。”
这一年,听说教导员要提拔了,传闻到研究生大队去当副政委,调副团。所以,他格外的积极,要求学雷锋活动每半月搞一次。
前两年,学雷锋活动基本是由我组织。因为我被同学们选为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教导员。每次都由我组织人马,带队去搞活动。而到了第三年,由于机关经常抽我去写材料,活动便由祁方定带队了。
祁方定每次都向我诉苦:“同学们说,这些活应该由新生队去做,新生队热情。”
我说:“你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啊。如果改变一下形势,也挺好。”
祁方定想不出来,我也想不出来。他便求教于黄山,黄山说:“这还不好办?与一个干休所结对子,一帮一,关心一下孤寡老人们的生活。”
祁方定拍大腿说:“好!”
于是,他们便去联系干休所。所里的人也高兴,不少老人膝下无子没人陪着说话呢,这不是好事吗?
这种形式比较新颖,同学们觉得不用在大冬天的站在街道,冻得鼻涕直往下流了。大家又兴奋起来,挨家挨户地给老人们洗澡,擦玻璃,陪老人聊天。
黄山一个劲地拍照。终于,当地的报纸登了整整一个版的照片和文字。
这在学校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黄山又胜一筹。连从来不服他的祁方定也对我说:“还是他点子多,我们还真得向他学习。”
此后,黄山双策划了去SOS儿童村送温暖、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赠衣服、给西部母亲打井捐款等系列活动。每一次活动,都做到了报纸上有字,电视上有影,收音机里有音,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赞扬。
终于,在黄山又荣立了三等功的时候,我们的教导员也顺利升职了。只不过他没有到研究生队当副政委,而是直接调到机关当副处长了。
走前,他请黄山吃饭。黄山让我和祁方定作陪。祁方定说:“领导请学员吃饭,他拉上我们,有点炫耀的意思。”
我说:“总不能让他锦衣夜行,还是给点面子,让他衣锦还乡。”
饭桌上,教导员发自内心对黄山说:“兄弟,我有今天,你功不可没。”
当时黄山酒喝得正尽兴上,“喝酒。喝酒。“
有队领导在,又是休息天,我们胆子便大起来了,开始真的喝酒。
酒过三旬,黄山满脸通红,兴奋不已。
黄山与我碰杯时说:“学院某某领导看上我了,想让我留校。他家有个姑娘,长得也挺漂亮。嘿嘿,你懂的。”
我一惊,问:“那小芳呢?”
黄山一怔:“小芳?啊,想起来了。我对你说兄弟,有些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她们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是机缘,躲不掉。但离开时也一样,都是命,不要太在意。那时只是占一个指标,现在指标也会变质……不管你怎么看,谁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说:“我觉得你有点问题……”
黄山轻蔑地说:“那只能说,你与这个时代已经跟不上了。”
我们话不投机。开始喝闷酒。最后,好像又是祁方定出去买的单。饭后大家分手时,大家都踩着舞步,晃晃悠悠的。原来,青春一直没有直行抵达的大道,我们总是走得歪歪扭扭。
15
时间真快,我们转眼在军校度过了一千多个日夜,就快毕业了。
原来生龙活虎的一群男人,开始有人弹吉它,全是忧伤。
队长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的确,校园开始回荡着一股忧伤的气息。我们都为未卜的前途,以及生离死别而感到心里生风,一天到晚空空落落的。
黄山却不同,他一天到晚哼着小调,连上个厕所也能传出歌声。
我问他:“吃了什么定心丸了?”
他说:“盖子总有一天会揭开,谜语总有一天会亮底。”
我骂了他一句脏话。
他说:“你爱骂就骂吧。这是葡萄心理。”
我噎住了。
有一天晚上,下了自习,我从机关帮助写材料回来,老远看到路上有两个人,好像黄山。走近,不见了。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果然听到了黄山和一个女的交谈的声音。
“你对你爸讲了吗?”
女的说:“讲了,我爸说,你脑瓜灵活,以后有发展前途,就是路不能走偏了。”
黄山急了:“你爸这样看我?”
女的说:“急什么?下句话还没说呢,留校应该没问题吧。”
黄山的笑声透过树林,特别敞亮。
一刹那,我什么都明白了。
过了几天,队长找我谈心。
他座在沙发上,对我在学校的表现大大表扬了一通,绕了一大圈,最后慢慢吞吞地对我说:“有个事,我们商量一下。”
我说:“队长请指示。”
他说:“算不上指示。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就做;如果你觉得不快,你也可以不做。”
我问什么事。
队长挠了一会头皮,最后对我说:“要不,你带头写个去边疆工作的申请?反正你是从新疆来的,按照定向生原则,你得回去啊。”
我说:“反正要回去,为什么还要写申请?”
队长说:“到目前,还没有人主动申请去边疆工作,你知道,现在不像过往那时候,我初带学员队时,自愿去边疆工作的申请书,像雪片一样呢。现在大家都有些现实了。”
我说:“我反正是要回新疆工作的,写了还不让大家认为我是做秀么?”
队长脸一红:“总得有人带头吧。”
我低头不语。没有当时表态。
出了门,碰到黄山。他问:“队长找你了?”
我说是。他问什么事。我想也没想,便说了。
黄山说:“你准备怎么办?”
我说:“还没想好。不过这事有点恶心人,写了同学们会不会骂我啊。”
黄山笑了笑,走了。
第二天,我们下课回来时,只见楼下的黑板上,赫然贴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再立新功!
下面,是黄山提交的一封申请书。
我看了看日期,署的是昨夜。
我头一晕,觉得天旋地转了。
果然,在队务会上,队长大表扬特表扬黄山,“不愧是学院的优秀典型,能力强,品德好,肯吃苦,甘奉献……”
接着,不少同学受黄山的影响,开始写去边疆工作的申请了。
那几天队长见了我,有些冷冰冰的。
我心里发虚,便鼓起勇气,也写了一封交给队长。没想他看也没看,便扔在了桌上。
我脸一红,默默地敬了个礼便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祁方定也写了一封申请,不过,他不是申请去新疆的,而是申请去驻港部队。那时,驻港部队是热门,谁要是选上了,那肯定是相当相当优秀的。
我问他:“你这可能吗?”
祁方定说:“队长非要我写啊,我故意写去驻港部队的。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是要回边疆去的。新疆多好啊,我还想那地方,想那些战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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