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2014年第八期）
13
军校第二年，我的小说终于发表了。先是一个短篇发在《解放军文艺》，接着一个中篇发表在《人民文学》，这在学员队引起了轰动。
虽然今天在部队写小说的人很多，但都没有那时值钱。军人行武，能提笔写个什么就是文化人了，在这支队伍里容易受到重视。何况，我发表的，都动辄就是几万字的东西呢？
学校其实对写小说的也不以为然。他们更在乎的是像黄山那样的新闻好手。因此，我发表小说的事，只在学员队慢慢留传。特别是几千块钱的稿费，更是让同学们羡慕。要知道，我当兵时第一年每个月的津贴只有17块，到了军校，也仅涨到了一个月50块钱。
一篇文章的稿费，竟然是津贴的几十倍，比黄山的新闻稿只有十块、二十几块高多了。
同学们于是对我也另眼相看了。我拿着稿费，寄给家里一些，其他的，都慢慢在休息日与同学们吃包子用了。
但就是这几千块钱的稿费，却引起了政治部一位领导的注意。他有天到学员队调研，把我专门叫了去问：“你写小说？”
我惶恐起来，不知自己是不是不该写小说。发表作品时，也没有像新闻作品那样盖过公章。我低声说是。
政治部领导说：“你会不会写材料？”
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在那里站着，我们教导员说：“连小说都会写，材料肯定不是问题。”
政治部领导便说：“下次帮机关也写些材料。”
谈话便到此结束。我以为领导说说就算了，没想从此，我经常被抽到机关写材料。起初，我写的材料总是被那位领导改得一无是处，心里非常沮丧。但那位领导总是不表态，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我几次都要打退堂鼓了。但那位领导总是坚持把我叫去，交给一些素材，让我写成材料。
我那时才知道，这位领导是政治部副主任，机关都叫他潘主任。没事时，他特别喜欢研究彩票，是福利事业的铁杆。但有次，他对我说：“我中的奖，加起来还没有你一次的稿费多呢。但花费出去的，却是你的几十倍！”
说完，他哈哈大笑。
笑完后，潘副主任又给我一堆素材。
在他的手把手带动和帮助下，我终于会写材料了。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潘副主任讲的。有一天，我给他交一份材料时，他说：“你终于上路了，材料就是这么写，与小说不一样。”
我说：“啊。”
他又说：“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帮助写材料吗？”
我摇摇头。
潘副主任说：“是想借助一下小说的语言，改变一下我们的八股文风。你看现在的材料，写得越来越对仗了，完全是文字游戏，没有生命力。”
我笑了。
潘副主任意味深长地说：“以后呀，机关要进一些新人，不能总是四平八稳的。这样下去，将来教出的学生怎么打仗！还打得了仗不！”
在他的叹息声中，我敬了个礼便走了。
按说，这样大的机关领导表扬我会写材料，我应该高兴才是。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那时我的小说本来也写得风生水起，写一篇发一篇，但学会写材料后，让我的小说语言大打折扣，编辑们回信说，总是有些半生不熟，好像与过去不一样了。我那时一门心事想当作家，觉得写作是一门不要关系可以谋生的行当，所以功夫全用在写小说上了。如果编辑和读者们都知道，一定会多多担待我的。可惜，编辑只认稿子质量，让我发表小说的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
教导员说：“一个队里出了两个笔杆子，高兴呀。”
他在高兴之余，不忘了让我在每份材料中夹点私货。比如，需要举例时，就拿本队的事例，增加本队在机关领导那里的份量和印象；批评某种倾向时，坚决不能有本队的痕迹。
有一天，潘副主任看出来了。问我：“为什么都用你们学员队的事啊？有私心之嫌。”
我说：“我只熟悉自己队里的事，对别的队不太了解。所以就……”
潘副主任看着我，我低下头，觉得后背有冷风吹过，一阵阵发凉。好在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说：“不要向你那个同学学习，写个新闻总喜欢上纲上线的，霸王强上弓，看上去别扭。”
这是潘副主任第一次提到黄山。我又惊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回来，想把潘副主任的话告诉黄山。但话只开了个头，黄山便逼停了。他说：“你写个小说，哪能与新闻比？领导们在乎的是新闻，是轰动效应，而不是你的小说。小说只是个人行为，极端的私人化！而新闻却是大众化的。”
他又说：“材料？那就是一堆废话。听上去有用，看上去有理，但讲过之后便扔，便忘，是典型的快餐文化。”
我说：“难怪你不写啊。”
黄山说：“机关也找我去写过，我认为写那玩意干吗？所以，就应付了事。后来，他们再也不找我，正好落得清静呢。”
我吃了一惊：“原来如此啊。”
黄山说：“新闻发表在报纸上，有多少人在看啊！而材料呢，只有那么几个领导看，最终一个领导念，再后大家闹腾，爱听不听！你写小说，也只有爱好文学的人才看，现在市场经济，爱好文学的还有几人？曾经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现在呢？小说只是消谴品，易碎。”
我说：“新闻为时而作，不过也是时过境迁罢了。”
黄山说：“新闻出政绩，政绩出新闻。你懂么？”
我们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祁方定在一边听着，冷不丁插了一句：“我呢，什么也不写。历次运动，斗的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喜欢发表文章的知识分子。”
我们又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14
军校第三年，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黄山不仅会写新闻，寻找新闻，而且也会制造新闻。
我们队有个学雷锋活动小组，是原来的老学员留下来的传统。学校专门还授了一面旗，叫“秦会学雷锋活动小组”。秦全是师兄，比我们高了多少届不知道。但每一任队领导都讲，秦全是个名人，学雷锋出了名，为队里争了光，还被评为全军学雷锋先进骨干，号召我们向他学习，让这面旗高高飘扬。
对学雷锋活动，大家起初都是非常积极的。军校管得太严，平时根本走不出校门，加上勤务队的战士，以抓学员私出外出为荣，动不动就把违纪的学员叫到一边训上一顿。扛红牌的在军校里，还不如站岗的战士，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所以，平素大家都不敢私自外出，抓住了就会受处份。
学雷锋不一样，学雷锋可以到街道边上摆摊，让大家见见世面。内容也不复杂，一般都是免费理发，或是扫地，或是修自行车，给自行车打气。那时大街上的汽车没有今天这样多，人们多半是骑车出行。
我们学校没有一个女生，阳气太重。好不容易有几个女教员，多半是关系户分来的，长得也是邻家女孩。因此，大家充分利用学雷锋的机会，出去吐个气，看看街景，顺便看一下美女，大家乐此不疲。
第一年，大家积极性高，都主动要求参加，一般一个星期活动一次。但到了第二年，周围的环境慢慢地熟悉了，大家的事也多起来了，学雷锋的热情便渐渐少了。到了第三年，由于大家在考虑毕业去向，功课也更多，作业都写不完，便出现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的现象。
教导员对此感到特别忧心：“必须想方设法，把这面队旗保住。”
这一年，听说教导员要提拔了，传闻到研究生大队去当副政委，调副团。所以，他格外的积极，要求学雷锋活动每半月搞一次。
前两年，学雷锋活动基本是由我组织。因为我被同学们选为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教导员。每次都由我组织人马，带队去搞活动。而到了第三年，由于机关经常抽我去写材料，活动便由祁方定带队了。
祁方定每次都向我诉苦：“同学们说，这些活应该由新生队去做，新生队热情。”
我说：“你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啊。如果改变一下形势，也挺好。”
祁方定想不出来，我也想不出来。他便求教于黄山，黄山说：“这还不好办？与一个干休所结对子，一帮一，关心一下孤寡老人们的生活。”
祁方定拍大腿说：“好！”
于是，他们便去联系干休所。所里的人也高兴，不少老人膝下无子没人陪着说话呢，这不是好事吗？
这种形式比较新颖，同学们觉得不用在大冬天的站在街道，冻得鼻涕直往下流了。大家又兴奋起来，挨家挨户地给老人们洗澡，擦玻璃，陪老人聊天。
黄山一个劲地拍照。终于，当地的报纸登了整整一个版的照片和文字。
这在学校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黄山又胜一筹。连从来不服他的祁方定也对我说：“还是他点子多，我们还真得向他学习。”
此后，黄山双策划了去SOS儿童村送温暖、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赠衣服、给西部母亲打井捐款等系列活动。每一次活动，都做到了报纸上有字，电视上有影，收音机里有音，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赞扬。
终于，在黄山又荣立了三等功的时候，我们的教导员也顺利升职了。只不过他没有到研究生队当副政委，而是直接调到机关当副处长了。
走前，他请黄山吃饭。黄山让我和祁方定作陪。祁方定说：“领导请学员吃饭，他拉上我们，有点炫耀的意思。”
我说：“总不能让他锦衣夜行，还是给点面子，让他衣锦还乡。”
饭桌上，教导员发自内心对黄山说：“兄弟，我有今天，你功不可没。”
当时黄山酒喝得正尽兴上，“喝酒。喝酒。“
有队领导在，又是休息天，我们胆子便大起来了，开始真的喝酒。
酒过三旬，黄山满脸通红，兴奋不已。
黄山与我碰杯时说：“学院某某领导看上我了，想让我留校。他家有个姑娘，长得也挺漂亮。嘿嘿，你懂的。”
我一惊，问：“那小芳呢？”
黄山一怔：“小芳？啊，想起来了。我对你说兄弟，有些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她们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是机缘，躲不掉。但离开时也一样，都是命，不要太在意。那时只是占一个指标，现在指标也会变质……不管你怎么看，谁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说：“我觉得你有点问题……”
黄山轻蔑地说：“那只能说，你与这个时代已经跟不上了。”
我们话不投机。开始喝闷酒。最后，好像又是祁方定出去买的单。饭后大家分手时，大家都踩着舞步，晃晃悠悠的。原来，青春一直没有直行抵达的大道，我们总是走得歪歪扭扭。
15
时间真快，我们转眼在军校度过了一千多个日夜，就快毕业了。
原来生龙活虎的一群男人，开始有人弹吉它，全是忧伤。
队长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的确，校园开始回荡着一股忧伤的气息。我们都为未卜的前途，以及生离死别而感到心里生风，一天到晚空空落落的。
黄山却不同，他一天到晚哼着小调，连上个厕所也能传出歌声。
我问他：“吃了什么定心丸了？”
他说：“盖子总有一天会揭开，谜语总有一天会亮底。”
我骂了他一句脏话。
他说：“你爱骂就骂吧。这是葡萄心理。”
我噎住了。
有一天晚上，下了自习，我从机关帮助写材料回来，老远看到路上有两个人，好像黄山。走近，不见了。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果然听到了黄山和一个女的交谈的声音。
“你对你爸讲了吗？”
女的说：“讲了，我爸说，你脑瓜灵活，以后有发展前途，就是路不能走偏了。”
黄山急了：“你爸这样看我？”
女的说：“急什么？下句话还没说呢，留校应该没问题吧。”
黄山的笑声透过树林，特别敞亮。
一刹那，我什么都明白了。
过了几天，队长找我谈心。
他座在沙发上，对我在学校的表现大大表扬了一通，绕了一大圈，最后慢慢吞吞地对我说：“有个事，我们商量一下。”
我说：“队长请指示。”
他说：“算不上指示。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就做；如果你觉得不快，你也可以不做。”
我问什么事。
队长挠了一会头皮，最后对我说：“要不，你带头写个去边疆工作的申请？反正你是从新疆来的，按照定向生原则，你得回去啊。”
我说：“反正要回去，为什么还要写申请？”
队长说：“到目前，还没有人主动申请去边疆工作，你知道，现在不像过往那时候，我初带学员队时，自愿去边疆工作的申请书，像雪片一样呢。现在大家都有些现实了。”
我说：“我反正是要回新疆工作的，写了还不让大家认为我是做秀么？”
队长脸一红：“总得有人带头吧。”
我低头不语。没有当时表态。
出了门，碰到黄山。他问：“队长找你了？”
我说是。他问什么事。我想也没想，便说了。
黄山说：“你准备怎么办？”
我说：“还没想好。不过这事有点恶心人，写了同学们会不会骂我啊。”
黄山笑了笑，走了。
第二天，我们下课回来时，只见楼下的黑板上，赫然贴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再立新功！
下面，是黄山提交的一封申请书。
我看了看日期，署的是昨夜。
我头一晕，觉得天旋地转了。
果然，在队务会上，队长大表扬特表扬黄山，“不愧是学院的优秀典型，能力强，品德好，肯吃苦，甘奉献……”
接着，不少同学受黄山的影响，开始写去边疆工作的申请了。
那几天队长见了我，有些冷冰冰的。
我心里发虚，便鼓起勇气，也写了一封交给队长。没想他看也没看，便扔在了桌上。
我脸一红，默默地敬了个礼便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祁方定也写了一封申请，不过，他不是申请去新疆的，而是申请去驻港部队。那时，驻港部队是热门，谁要是选上了，那肯定是相当相当优秀的。
我问他：“你这可能吗？”
祁方定说：“队长非要我写啊，我故意写去驻港部队的。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是要回边疆去的。新疆多好啊，我还想那地方，想那些战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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