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如金
(发表于《漳河文学》杂志)
大约是从我开始学会说话时起,我在我父亲的眼里就不是一个好人。而大约从我记事时候起,我父亲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如何闭嘴少说话。
按说,一个男人多嘴多舌的确不是一件好事。但放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至少可以原谅一下,特别是放在一个生来沉默寡言的孩子身上,似乎更有原谅的必要。一个孩子,没有经过世事,没有碰墙碰壁,怎么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嘴呢?
我爱说话的毛病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从遗传学看上去,这一点不符合我父亲的性格。我父亲那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怎么会我这样一个爱说话的儿子呢?但事实证明,我是父亲的种子,从基因到DNA,除了产生一些变异,基本上算得是完全复制。南方人的鼻子又扁又平,我与父亲几乎是一个模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说话,如果我知道我爱说话会惹我父亲不高兴或者换来一顿打,识相点的早就不这么干了。但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我父亲对着干。后来还形成了一种习惯,觉得与父亲对抗是件很过瘾的事情,因此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对付他和如何逃避他的打之上,所以等到我后来上了学,学习成绩变得一塌糊涂非常正常。
我妈妈说,我从小便是一个多嘴的孩子。这种多嘴,可不是为了吃东西。小时候家里根本没有东西吃,属于赤贫家庭,因此嘴巴完全可以不花在这上面。我就是喜欢说话,只有身上还有一丝说话的力气,我的嘴便会叫过不停,连我自己也控制不住。比如说吧,我姐姐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她完全可以撒谎说是家里的猫弄掉打碎的。但我在场,我便说,不对,是姐姐打碎的。我姐姐挨了我父亲的打,自然会在他走后把我的耳朵拧得掉起来,暴打一顿。对此,她知道我父亲不会同情。而我父亲最初恨我多嘴的原因呢,是由于他饥饿难忍,在劳动的时候,顺便从地里挖了一声红薯吃。我们黄安城的红薯是非常有名的,而且那里的人不把它叫做红薯而叫“黄安苕”。我长大离开家后,还在武汉的市面上见到一两个卖薯的,挂一个牌子,说是“正宗黄安苕”。有人看了便笑,有人看了骂,说是污辱黄安人全是傻货。可我父亲不傻,他当时吃了那块苕后美滋滋的。那天他为生产队挑着两百多斤重的担子,饿得头昏眼花,吃完苕后开始觉得走路有了力气,很快把那些与他一起劳动的人摔在了身后。那些人中有磨洋工的,当然非常不高兴,于是把我父亲告了。很快上面的工作组便为这块红苕来调查我父亲,我父亲虽然老实巴交,可看到那些吃过生产队东西的人挨打时的那种样子,害怕得要命,便再三说没有吃。其实他不承认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父亲一向老实,从来不撒谎的,撒一次谎别人也会相信,再说,那块苕反正吃到肚子里去了,消化掉了又有谁能再从我父亲的尿里认出来呢?
但那天我父亲不走运,他带着我一起出工,还要我帮他拿帽子,并且让我挑了一小担草头,说是要让我从小便得到锻炼。我当时不想挑那担草头,父亲便给了我一巴掌。我父亲的巴掌上全是裂纹,因此那一巴掌打得我脸上生痛,起了好几道印子。我当时想哭,不过想着要与他对抗到底,一直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这时遇上工作组来问我时,我正处在想报复的阶段,便说他吃了,而且吃的不止一块而是两块。这一下工作组可找到我父亲的毛病了,他们让他在黑夜里提着马灯挑塘泥。可以想见,我父亲在漆黑的夜里,伸入池塘里挑泥时,肯定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弄得一身泥回来后,第一件事不是洗澡,而是把我按在凳子上,一顿暴打。要不是我母亲怕把我打死,弄得绝了后,我想凭我父亲的脾气,他肯定是要把我打死算了的。
父亲一直骂我是败家子,不肖子孙。
我看着他,用敌视的眼光,一点也不哭。
从那以后,我父亲规定不许我多嘴说话。我在这一点上与我父亲极度的不配合。我喜欢说话,喜欢在人群中表现自己。因此,每当有人说话或者聊天时,我肯定是要插进去搅和一下的。可那年代,我们黄安人说话也是奢侈品。这倒不是我们黄安人不会说话,黄安人连国家的江山都打下来了,还不会号召不会做宣传吗?笑话!那黄安人为什么把说话当奢侈品呢?因为穷呗。每个人活着吃不饱穿不好的,看上去要死不活,而说话可是要费力气的事。要说黄安人都聪明,可饿着肚子还要喊口号的傻事是不会干的;再说,黄安人虽然打下了江山,可性子太直,说起话来口没遮拦,没准一句话便让人抓住了辩子,划了派性也是不好过的。而妇女们不同,妇女们不像男将那样势利,聚在一起,么事话都敢讲。我们这一代黄安人长大后到外面,讲起某个笑话来没有输给外地人,我想可能就是过早在妇女们中间听惯了笑话的缘故。女人们总是在白天讲起黑夜里才能发生的事,一讲便笑得前仰后合。别看劳动那么沉重,可讲起笑话后,妇女们感到劳动也轻松多了。再说,虽然村里都吃大锅饭,唱集体歌,干集体活,说集体语录,但斗争里也没有规定男人们收工后不准亲自己的老婆呀。亲了老婆,老婆肯定要拿到劳动上说。女人们都会说,一个比一个生动。我跟在她们身后,她们只把我当作一个孩子,可没想到我全听见了,全记住了。比如杨定荣与老婆干坏事时,他儿子杨小荣总是捣乱;比如村长跑到别人家睡觉,结果让人家老婆发现了,他说自己是天黑看不清钻错了门;比如工作组的年轻小伙子看见村里的大汉刘吃老婆的奶,看得正紧张时,却被大汉刘打了一个耳巴子,等等等等,妇女们讲得非常生动,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到了开斗争会那天,说到清思想时,村长正在上面大讲特讲讲得正起劲时,我坐在他后面的主席台上玩,忍不住放了一个响屁。他回过头来盯了我一眼。我又忍不住放了一个,比刚才更响。村长转过身来踢了我一脚。那一脚正踢在我的膝盖上,一个孩子的膝盖应该是比较脆嫩而又宝贵的,它没法不引起一个少年的怒气。于是我说,你都钻错了门还讲个鸡巴。我的这句话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会场。开头大家还没注意,后来明白了,于是会场一片轰笑。革命年代的会议本来是非常严肃的,这一阵子轰笑,打乱了要斗批的紧张,打破了要将阶级进行斗争到底的烘托。于是会场的气氛没有了阶级的仇恨。村长气得转过身来寻我,我非常得意地看着他。他便用手指卡我的屁股,我却没想到疼。多嘴的毛病又在瞬间爆发了,为赢得更多的笑声,我又揭发工作组的人看家吃奶。这下全场的人没人敢笑了,村长抓我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工作组的那个戴眼镜的小年轻吓得连忙站起来,说我是个孩子,胡说。我父亲也紧张起来,他从男人堆里走过来,一把抓起我,便是重重的两个耳刮子,打得我眼冒金花。
我父亲说,吃屎的孩子,就知道瞎说,你们可别认真啊。
我父亲一边说一边脸上陪着笑意。可一回头,我看到他脸上全是要杀死我的念头。于是我便挣脱他跟了。那天我不敢回家,没办法只好钻到稻场上的谷堆里睡了一夜。我母亲在外面找了几次,高声叫着我的名字,我也没有答应。第二天,他们还上山找,仍然没有找到我。我还是呆在打谷场边的谷堆里,并且意外地发现了几只鸡下的蛋,好大一窝,我高兴得差点叫了出来。要知道,那时能偿到一点蛋味,可是难上加难啊。鸡蛋也是那些国家干部才能凭票买的。我也顾不上它是否放坏了,打开一个便往嘴里倒,总之吃了个饱后还剩下一大堆,完全够我吃上两天的。要知道,那时我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肚子饿得做凉水响。
当我在稻草堆里享受着美好生活的时候,我却不知道那两天里我父亲也开始着急了。在骂骂咧咧之后,他终于也参与了寻找的人群行列。我听到村庄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在外面叫:小话小话你在哪得?你快回来啊。
小话是他们送我的小名。就是话多的意思。我平时不喜欢他们那样叫我,所以我还是不露面,吃喝都在稻草里。我甚至感到了一个人的扬叉已通到了我的身上,但我一动不动。幸亏他们也只是通了一下便放弃了。我在里面后来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时天气还不太冷,有严严实实的草包围着,感觉得挺舒服。
到了半夜,我突然被谷堆旁的草丛里异样的叫声惊醒了,吓得连忙坐了起来,全身的毛发都竖直了。从小听惯了大人们讲神仙鬼怪的故事,当然心里是蛮高兴听的,但每次听完之后,没有一个人敢去睡觉。但很快我便放心了,我听到说话的人是工作组的组长和村长的老婆。
女人说,你这个流氓,白天开会,晚上还寻开心呢。
组长说,你男人搞别的女人,我就不能搞他的女人?
女人说,你这个死鬼,真是会享受。
组长说,不会享受我也生产去了,还能当上组长?
接着两个人的怪叫声上来。夜很黑。一会儿我便听明白了。于是坏点子也就上来了。我从草丛中摸到了一根木棍,猛地捅了他们一下。
男人说,你捅我干什么?
女人误会了,说,是你捅我还是我捅你啊,得了便宜还买乖!唉哟!
我又用棍子狠狠地捅了一下。这次估计捅到了女人的身上,她大叫一声后说,别乱动,碰到木桩了。
男人有些害怕说,嘘,你小些声好不?
女人说,你们男人是又流氓,又胆小。
男人说,你男人要是晓得,还不割掉我的宝贝。
女人说,我可舍不得哟……
接着我听到草丛里一阵乱动,便狠狠捅了一下。
男人说,你做么事啊,你!正在劲头上,你看你多扫兴。
女人气呼呼地说,你看我的腿,啊呀,流血了。男人说,亲娘,你小声些好不好,叫人听见我可完了。
女人说,有心又没有胆,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男人说,我看看,我看看……。
说着电筒亮了。我在暗处,看到他们上身都没穿衣服,便又用棍子对准工作组长的屁股使劲地来了一下。
女人尖叫了一声,鬼!
男人吓得身子发抖,颤着声说,在哪儿?在哪儿?
我便笑了起来。村长的女人一听是我的笑声,便骂着说,你这个挨刀杀的,看我不整死你?她一边说一边把手伸了过来抓我。我们其实只隔着一层草。
我说,你搞流氓,不怕我说出去?我要对村长说你偷人。
女人的手差点抓到了我,听我说话她的手又停在半空中了。我又笑。工作组长却一下子跪在地上说,小老爷,小太爷,你可千万别说啊……
女人说,你怕什么,他敢说我不打死他。
组长说,这个小孩我是知道的,他连他老子做的事都敢说啊,现在正是整风,他要是说出去可全完了。
于是女人也惊慌起来。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沉默了。半晌,他们开了灯,一起跪在了我的面前,要我千万别说出去。
我本来想开他们的玩笑。一见这样,坏水又上来了。我说,要想我不说也容易啊。
男人说,只要你不说,你什么都答应。
我说,你天天吃罐头饼干,喝白糖水,抽纸烟,背着手,只要别人干活,那你得答应我,给我买一斤肉,一个罐头,一包红沙糖。
女人说,你是狮子张大口啊。
要知道,那时别说是一斤肉,就是一包红沙糖,一般的人也吃不起,买不到。
我说,你不答应,那我可要对村里的每个人说。
工作组长一听急了,磕起头来说,我全答应,答应就是了……
女人说,你这个遭杀的!我给你一次,你才给半包糖,对一个毛孩子,倒是大方起来了。
男人不应声,女人说,杀了他。
我害怕了。但我说,杀了我?杀了我你们得坐牢的。
一听坐牢,女人又害怕起来了。她说,小不死的,好,你狠,老娘这次栽了,走着瞧。
工作组长却捂住了她嘴说,依他算了,孩子嘛,不就是为了吃么?我送过来就是。
第二天,我揣着一斤肉,一个罐头还有一包红沙糖,得意洋洋地回了家。我母亲眼红红的,一见我便心肝宝贝地哭起来,儿呀,你跑到哪个地方野去了啊,我两天两夜没睡啊。我父亲沉着脸跑过来要打我。我往我母亲身后一闪说,你不能打我,你打我我要让你绝代。我父亲抓起我的耳朵时,我手中的罐头一下子掉在地上,摔碎了。他怔了一下,喝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得来的?我本来很害怕,一听我父亲这样说,坏水便挤出来了。我说,这是菩萨给的。我到菩萨那里去了。我父亲非常迷信,一听菩萨,抓我耳朵的那只手迅速软了下来。我母亲也停止了哭。她说,你到哪里去了,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父亲的一个耳光跟着抽过来了,他说,你偷人家的东西了?我说,不是的,是菩萨送的……我父亲不相信,我说,这两天我不是没有饿死吗?菩萨说,你再打我,她便要罚你苦工。我母亲说,你真的……看到了……菩萨?我点了点头。我母亲便信了。她那时对世界上的什么都不相信,就是相信菩萨。于是她双手合十,说,两天没饿死,真是菩萨保佑啊。
母亲说完,我父亲的两只手便像面条一样垂下来了。正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工作组的组长正好进来了,估计是来探听消息的。
我说,我遇见了菩萨,他们说我撒谎。工作组组长不知说什么好。我便说,组长,你是不是做梦也遇见了鬼啊?他脸红了说,那是,那是……我说,你是不是还梦见了菩萨要鬼给我送好吃的?工作组长说,这个,这个,是啊是啊……我母亲这才相信了。而我父亲,却还狠狠地盯着我。这时村长也跟进来了。他说,哈,还有钱买肉啊,招待我们吃饭?好好好!接着他又问,哪来的钱?我父亲非常尴尬,正不知说什么好。我说,组长送来的,是不是?组长一脸苦笑说,啊,是是是,改善一下,听说这孩子两天不见了,补补身子嘛……村长便阴森森地一笑,摔手出去了。
他们走后,我父亲又把门关起来,准备收拾我。我母亲说,你就知道打他,想把他打死是不是?我父亲说,就是打死了,也不能让他骗人。我说,上次你吃了红苕,我说了实话,也是挨打;今天这样做,又得挨打,你再打我便跳井跳河死了。我父亲怔住了。我母亲则一把拉过我,温和地问,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我说,我看到组长和村长的老婆在谷堆里……我母亲连忙捂住了我的嘴,我父亲也不敢打我了。他说,你可千万别瞎说,说了要出人命的。我说我没有瞎说。我母亲说,天王老子啊,你就安静吧,惹的祸还不够吗?我父亲说,难怪组长今天这么客气,他从来不上我们这些穷人家来的。我母亲说,他理亏,当然就这样了,吃了也白吃,一年到头闻不到肉腥,就吃一回死了也值……于是那天,我们一家除了我父亲,大家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次。我父亲说,你们吃吧,你不信走着瞧,他这张嘴巴子,总有一天会害死他的,哼!
从那以后,我每次碰到组长或者村长老婆,他们都要低下头。他们不惹我,我也觉得没有意思,再说,吃了他们买的肉,喝了他的糖水,享受到了好处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他们,所以目标又转到了我父亲的身上。我父亲看不惯我,三天两头不打我一顿,他便觉得心里不舒服。在我父亲的眼里,黄安人的所有好处我都没有学会,倒是把黄安人所有缺点都集于一身了。他对我越来越看不惯,认为我懒散而又油滑,总想抓住机会对我实行专政。
那时我父亲虽说没有读过什么书,可听多了广播,知道了“专政”这个词,总想用在我的身上,动不动就拿一句“专政”来吓我。因此,每当看到我父亲的影子出现时,我总是在想办法逃避他的打,又要想办法来报复他一下。
有一天,我刚好又挨了父亲的打,看到工作组组长走了过来,便对他说,我父亲刚才骂你呢。
组长立住了,说,你父亲那么老实,怎么会骂我呢?
我说,他真的骂你,骂你是个乌龟王八蛋。
组长气红了脸,说,他真的这么骂?
我说,他真的这么骂,你应该惩罚他一下。
我父亲紧张起来了。组长沉着脸走到我父亲身边,提高了声音说,你竟然敢说林副主席的坏话?林副主席是我们黄冈地区人,是革命领袖,你竟然敢骂他?
我父亲有些吃惊地张大眼睛说,我?我哪里敢骂林副主席?他是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我没有骂林副主席。
组长说,好,你不承认,罪加一等。明天卷起铺盖到公社来反省。
我父亲的脸马上变白了。我装作无事似的走过他的身边,准备逃跑。
工作组长叫住了我说,喂,你父亲是不是骂过林副主席?
我说,他好像没有这个胆子吧。我父亲只是骂你。
工作组长说,你父亲有这个胆子,只是你没有发现。你应该勇于站出来揭发。
我说,那就是骂过吧。
我父亲听后气得脸都变形了。他抄起手中的扁担就想打我。我说,我可是革命的小卫兵,你敢打我?
组长说,打革命的小卫兵,这还了得,等会我叫几个民兵来,你走着瞧。
我父亲马上软了下来。他打我的那双手一下子又变得像面条一样,软绵绵地垂在腰间。他挤出笑脸对组长说,我真的没有骂那个吊人……
我们那里的男人说话都喜欢带脏字,父亲不知怎么的就用了“吊人”二字。说完他们都吓了一跳。
果然组长如临大敌地说,你竟然敢说首长是吊?你不要命了你。
我也被父亲这句话吓了一跳。我看组长,组长说,明天,明天八点,你到公社报到。说完对我挤了一个笑脸,扬长而去。
他一走,我父亲便跳起脚来追我。他担定是我捣鬼想整他,一脸要对我专政的意思。我撒开腿就跑,父亲在后面骂骂咧咧的,但没有追到我。
当天晚上,我对母亲撒了谎,跑到亲戚家住去了。第二天中午回来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正在家里哭。一见我回来,我母亲就是一个耳光。这个耳光把我打傻了。我说,你做么事打我咧?我母亲说,做么事?你得问你自己。我说,我没做错事呀。我母亲说,你父亲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母亲又是一巴掌,骂道,你把你父亲弄到公社挨斗去了,你知道他们会么样打他吗?我心里有些慌了说,还真挨打呀?我母亲说,不挨打你以为请去吃肉呀?我说,广播里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么?我母亲哭哭啼啼地说,如果你父亲回来少一根汗毛,断一根骨头,你看我不打死你才怪。我嘀咕说,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爱父亲比爱我多得多。我母亲不说话,只是哭。
到了晚上,没想到我父亲又卷着被子回来了。我母亲感到特别奇怪,她说,你么样回来了?我父亲指着我说,你问他。我母亲又把奇怪的目光转向我,我吃惊地说,问我?我父亲哼了一声,然后重重地在我脸上来了一耳光说,你这个小坏蛋,只晓得干坏事!我说,你还打我,是不是又想去反省了?我父亲举起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他怔怔地望着我,半天没有放下来。
但最后,我母亲却在我嘴上,重重地来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贼响。我昂起头,吃惊地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还准备打我,我说,你再打我会告你!
我母亲说,我有么事错怕你告的?我不打死你才怪。
我用手擦去嘴角流出的血说,你别忘了,你那天出工时骂了政策……
我母亲说,你……你……怎么生了你这个畜牲……
接着她蹲在地上,用双手捂住了脸,号啕大哭起来了。
我爱我的母亲,她一哭我便觉得难受,所以决定不多嘴。有时觉得不说难受,就使劲地咬着下唇,甚至用一块布把嘴巴从前到后捆起来。但我毕竟是个调皮的孩子,因此一块布也管不了一个不安份的灵魂,捆得不舒服我马上就扯掉了。
也许我天生就属于一个多嘴的孩子,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嘴。一个多嘴的孩子在没有碰墙碰壁之前,哪里会知道人生说话越少越好的道理呢?一直到我上了小学的时候,这个毛病还是没改掉。我也因此在老师们的眼里,不是一个好学生。
老师们不喜欢我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多嘴多舌。比喻说吧,我总是在上课时忍不住要看一下前排女生的后脑勺,为此老师说我长大后一定不是一个好东西;再比喻说吧,老师讲错了时我就高声地喊不对,老师闹了一个红脸后说我这孩子不听话,只会扰乱课堂纪律;还比喻说吧,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听话,总是唬着脸,从来不笑,让我们天天感受阴天。而我想让大家轻松点,于是找理由讲怪话,大家便轰的一下笑起来,等老师转过身,大家却又没有一个人敢笑了。老师知道是我,总是要用粉笔掷过来,打在我脸上或头上,弄得我头上或脸上白白的一片,像个奸臣。所以下了课后回家,我母亲看到我脸上的白灰问我怎么回事时,我便挺起胸说,老师让我上台做习题了,大家都不会做呢……
我母亲一听很高兴。由于我每年的考试成绩总是说得过去,所以她没有不信的。话虽如此,在我的整个小学年代,我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尽管教师们一边教我们做人要老实,可一边还不喜欢我们说实话。那时,我已处在老师与父亲的双重领导之下,压迫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比喻说吧--以一个典型的例子为证--我们年终考试时,老师为了得到上面的重视,好让自己能当上行政领导,于是教我们考试作弊,好让我们班能够在分数上超出其它的班。而作弊的方法,全是五花八门,有写在桌子上的,有写在大腿上的,还有的写在纸条上,还有放在厕所的某一块砖头里的——考试中装作要上厕所,然后打开偷看。而监考的老师,只在出门时象征性地搜一下身--要是今天,这一点也许在西方国家告个性骚扰。
我那时当然不知道人权是什么概念,就爱玩点小聪明,因此平时尽管老师不太喜欢我,可我每次考试成绩总还在前五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即使个别“板脸”老师对我意见大着,也没有其他的招,只好顺着我一些。
但那次考试不一样。那次考试遇上全区的测验,决定老师当不当行政领导,所以他非常重视。他要是当上了行政领导,就能转正--那是多少农村老师的梦想啊。所以为了让全班的人考好,他决定要男同学们每个人想一种办法,使自己考上最高分。至于女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成绩不好的家里肯定不让再上了,所以她们基本都在中等以上,老师还是放心的。
在得到每个男同学的肯定回答后,老师最后才把目光投向从不放心的我,盯着我的脸问,你会想什么办法?
我说,我不想想什么办法。
老师的脸沉下来了。他说,你怎么不想办法?你如果不想办法,没有考好明年我这个班就不要你。
我说,你不要我,我还不想读呢。
老师气得把粉笔又掷了过来。这次我头一躲,粉笔打在后排的一个女生的眼上,她突然受到惊吓,加上痛,马上哭了起来。
老师走过来,我知道我的脸上没准要挨两下,推开凳子便想开溜。但老师一把抓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提了起来。当时他的手肯定挺痒,看样子要甩过来一巴掌。
我立即说,你要打我,明天工作组来,我第一个不考试……
他的手马上放下来了。他把我按在椅子上,脸上马上露出笑容说,小李同学,我为么事要打你呢,明天你一定会考好的,对不对?
我不想吃眼前亏,就点点头说,我当然想考好。可是我想不出么事好办法。
老师说,先上课,下课再说。于是他接着讲课。我也接着做了一个鬼脸,老师转过头来发现了。不过他没有发火。等下了课,大家都走后,老师对我说,你到我办公室里来。
我说,你不会凑我吧?
老师笑着说,我当然不会。
我说好,你说话算数。于是洋洋自得地跟着他走。
等进了他的门,他拿出一盒糖果来说,如果你明天想法考好,只要拿到了全区第一,我免掉你下学期的学费。
他这句话让我怦然心动。因为我父亲一直想让我在家多干活,不想让我读书。所以每学期跟他要钱比登天还难,幸亏我母亲总是说没有知识会吃亏,所以我才有上学的机会。听老师说下学期可以免我的学费,我当然高兴。于是我说,我想办法。
老师说,你想么事办法?
我说了好几种办法,比如说回头呀,比喻说翻抽屉呀,比喻说写小张条呀,比喻说把答案刻在桌面上呀,等等等等,可老师直摇头。他说,这些方法都不保险。我说,老师,我不这样干也会考好。老师又摇头说,说了不算,必须做些准备,这样更好,你看再想个么事办法?
说完老师递给了我一颗糖果,我放在嘴里,直甜到心底和皮肤里去了。全身甜得痒痒的。我坐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眼里一亮说,老师,我写在胳膊上好不好。
老师说,不行!你写在胳膊上,一抬不就露出来了吗?
我说,那我只好写在肚子上了。
老师说,那也不行,你穿的是你姐姐曾穿过的衣服,太短了,写在肚子上容易让人看到。
我说,那我实在没招。
老师说,你再想想,你这么聪明的孩子,一定会有好办法。
最后看到我实在是没法可想,老师便说,要不这样吧,你在考试的时候,我中途去喊你,就说你家里来人,你爷爷病了或奶奶病了,然后我可以趁机告诉你答案……
我心里不高兴地想,你爷爷奶奶才病了呢……
我真骂他笨蛋,因为我爷爷奶奶死了好几年了。不过想到他会免我下学期的学费,也就认了。说这方法行。
放学后,我和大家一起回家。在路上,大家纷纷地说起老师告诉他们作弊的方法时,同时又说起了老师说过,如果考得好,他就免谁谁谁的学费。我问张三,老师对你也这样说过了吗?
张三说,是的是的。
我问李四,老师这样对你讲过没?
李四说,当然当然。
我又问王五,对你也提过?
王五说,肯定肯定。
我想,这狗屁老师,原来是想骗我们,还得治治他才行。于是我对大家说,我们干脆用一种方法得了,用那么多方法,要是让监考的抓了,多丢脸,如果用一种方法,监考的发现了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这样嘛……
大家听了很赞成。隔壁的小胖子问,那到底写在哪里?
我说,不如都写在身上,写在我们的皮肤上,这样监考的难得看见,即使看见了,能把我们的皮揭下来不成?
同学们都很赞成,说这方法好。
于是那天晚上,他们聚在我家里,决定在各自的身上写满与考试有关的内容。结果有写在胸上的,有写在肚子上的,有写有胳膊和大腿上的,还有的写在脚掌上的。等大家都写得差不多了,小胖子问我写在哪里,我说,我写在背上和屁股上。小胖子笑着说,写在那儿,你么样抄啊?我说,我根本不用抄,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抄也能考好……
小胖子说,老师要问起来么办?
我说,他要问,我就说写在背上,把衣服一提,后边的人能看到,反正监考的老师都坐在前面……
小胖子说这个办法还真好。
我说,好你就帮我写吧。想写么事写么事。
小胖子平时挨老师的打也不少,坏着呢。他说,那我帮你把课本抄一篇在上面。
我说好。
于是我爬在床上,小胖子在我的背上和屁股上抄课文。中间他因下手太重,把我的背和屁股弄得痒痒的。我说,别把我的皮刺皮了啊。小胖子说,不得。
他一边写还一边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好好玩啊。
那天夜里,我母亲又要我洗澡。我最讨厌洗澡,便说,洗过了。
我母亲说,么时洗的?
我说,刚回家时就洗了。
我母亲说,读了几年书,你倒还真乖了不少。
我嘿嘿嘿地笑。我父亲在一边看了说,你看你笑时那样子,一股坏水像要流下来似的。
我想,你这次可真说对了。可我不敢这么说,这么说不是招打么?
第二天考试前,老师问我们,复习好了吗?
我们都整齐地回答说,复习好了。
老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走进教室。可以看出,他的脸上很是得意。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还拍了拍我的脑袋。
第一门是语文。正是老师教的课。满头白发的监考老师说,大家考试多次了,都是老考生,要注意考试纪律,我就不多说了,不要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搞小动作。听清楚了吗?
我们高声地回答说听清楚了。
监考老师坐在前边,睁大了牛眼睛看着我们。开头大家还真安静,过了半个小时,估计监考老师也真是年纪大了,或者是老师私下里请他吃饭了,反正半个小时后他便耷拉着头,像睡着了似的。我由于平时列入不听话的孩子,所以坐在最前面。趁老师眯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除了女同学,大家都露出会心的笑。我摸了摸后脑勺,大家知道是警报解除,便会意地笑了起来。于是男生们开始掀衣服,摸肚皮,露胸脯,提裤腿,脱鞋子……
没想到,一个男同学由于没有和同桌打招呼,一露肚皮,就把同桌考试的女同学吓得叫了起来。这一叫,坏了,监考的老师马上就走过来了。他问,么事?么回事?
女同学说,他…他……他耍流氓……
男同学说,我没有……我没有耍流氓……
女同学的脸红红的,眼泪流了下来,直哭。
监考的老师说,他么样耍流氓……考试还耍流氓,你是不是不想考了?
男同学说没有没有。监考的老师说,那你是在破坏考场程序。
男同学又说没有。说着还狠狠地盯了女同学一眼,女同学便哭出声来了。这样一哭,考场便乱了套。监考老师要是就此打住也就算了,偏偏他对此事很感兴趣,便又问,他么样耍流氓?
女同学说,他掀衣服……一边说一边哭得更厉害。
监考老师一把把男同学的衣服提了起来,说,你年龄小小的,比我还坏……
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打住了,因为他发现男同学的整个前身,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仔细一看都是一些与考试有关的内容。这下可坏了,他马上把这位男同学揪了出去。
趁他出去的这工夫,大家都开始飞快地抄了起来。没想过了一会,监考的老师又走了进来,宣布大家全体起立。我们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进来了一大帮老师,把教室围住了。
这时我们校长也进来了,他说,女同学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男同学留下。女同学们便慌慌张张地走了。
我们站在那里,不知该么样办。这时监考老师说,刚才那位同学招了,你们身上都写有考试答案,现在大家一个个的接受检查。
他这一说,我们傻了眼。于是在校长的命令下,我们大家把衣服全脱了。
这一次考试,让监考老师大开眼界。因为每个学生的身上,全是文字内容,写得歪歪扭扭的,像是今天的人体艺术展览。结果翻到我的身上时,监考老师更是奇怪,因为我前身上没有东西,而后背上除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画外,还有一首诗:
老师是个大坏蛋,
考试要我作弊玩。
你教学生白吃饭,
我们要你掉饭碗。
这个坏小胖,居然在我背上来了这么一下,把我和老师都出买了。监考老师非常生气,把我们男生全叫到操场上,让我们脱光了衣服进行“展览”。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叫做人身侵犯,也不懂么事叫做人权,所以便免费当了一回模特,让我们班成了全校参观的靶子。每当有人走过我身后时,大家便捂着嘴笑起来——教育组的领导在,没有人敢高声大笑;而等他们一走开,大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这事很快传开了,整个区里很快都知道我们学校考试作弊,于是那两天我们全部休考,让全校老师都来参观,而我们,也被勒令不许洗掉背上的内容,接连作了两天的义务展览……
我们年龄小,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我们的老师,却被辞退了。下个学期的学费不但没有免掉,学校还要我们多交两块五毛六分钱,说是要搞勤工俭学……
学校校长后来查出原因,虽然我没有抄,可把帐都算在了我的头上,说我破坏了学校的名誉,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谈话。我父亲无所谓,高兴得很。他想趁这个机会请老师开除我,让我回去干农活,校长也有这个意思。可教育组下来检查的老师不干,说我是惟一一个保住了名誉的人,要不不会把答案写在背上,所以坚决要求保住。于是我才在老师更加严厉的眼神和更多的巴掌中上完了小学……
因为这个,我在小学毕业时,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他的话好像少多了,不惹事生非,我就放心啊。”
我母亲附合着说:“是啊是啊,身稳嘴稳,到处好安身。”
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我变得乖多了。我可不这么认为。
许多年后,我在黄安的家乡小镇上碰到了当初那位要我们作弊的老师,他后来开了一家工厂,生产着一种不知名的农药,买得很火。可老家的人都说,他生产是一种假农药,根本不管用,当然对农作物也没有什么坏处。据同学介绍,他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很吃香的人物,与我们当地政府的某位官员混得乱熟,换黄安人的话说是,后台硬着呢。黄安人并没有因为他过去的品行而骂他,相反,看到他有钱,大家还挺羡慕他,想到他的厂子里去造假。
这位老师,后来成了我们小镇上的第一个大款。他像全国各地所有地方生产的大款一样,有了车,离了婚,养了当初他曾教过的一个学生做老婆,我们黄安人也像全国人民一样称她为小蜜,女人同样是一边骂她一边羡慕她过着的好日子。我和这个小蜜曾经还是同桌,不过见了面,我们也就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到是那位老师,见我回来了,还开车专门跑来看了我一次。他说,我得感谢你呀,要不是当初有了那么一档事,我还是个穷教书的,还在为分一箱水果谁大谁小闹得不可开交……
然后他坐在我家,喝着我妈为他沏好的好茶,感慨了一番什么叫命运。
不过他也未免高兴得太早,后来,他生产的农药由于买得太多,恰恰赶上那一年黄安田地里的虫子闹得特别厉害,于是全县一年有一半农田的收成打了水漂,众愤难平,黄安城里的乡亲们像当初搞黄麻起义一样,拿着铁锹冲担锄头棍棒,杀上门来。他早已逃之夭夭,于是愤怒的乡亲们把他告了,他的农药厂只有关门,好在他县城的后台硬,与某位从未返乡的老革命还能扯上一些关系,迅速地跑到北京去找人。中央首长不明就里,以为大家得了红眼病,于是中央首长以“要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为由,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而他,凭着他的本领,在省城里又迅速生产着另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染色试剂,迅速地又发了财,成为黄安人中最早暴富的那一类。据说他又甩了我们那位同学,在武汉又找了一个更年轻的更漂亮的……
我母亲说,好在他还有点良心,捐了一笔款,把我们当初就读的那个危房小学重新修了一下,盖了两层楼,让学生读书安安静静。
我们那里的老师,还专门在新楼落成典礼时,请他来参加,并且在教学楼下,立了一块碑,把他的大名和功德刻了上去。他的要求也不高,只是要求学校在每年新生入学时,背诵那块碑文上东西就行了,也就是说,大家记住他的功德了,他便每年再为学校捐一万块钱……
当年的老校长后来没有转成正,不再当民办老师了,每次他挑着马桶路过学校时,就要抽上一支烟,对着学校感慨半天说,世道变了……
可没有人听他的。因为乡下人不关心这个,也不懂这个,而我们这些懂得的人,早已离开了故乡,在外面疲于奔命地生活,懒得再多懂什么了。我父亲倒是同老校长挺谈得来,他们碰到一起,总是要聊上好半天。两个老人,坐在那里,抽一上支劣质的烟,回忆记一段往事,总是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我母亲说,老校长有次对我父亲讲,他早就我看出我会是个人物。可我父亲听后呸了一口说,他算老几,看不上……
父亲看不上我,我却顺利地以第一名升入中学。
要说,我们中学的生活提起来没有一点意思。那时我们乡里已不太重视教育,于是我们的学校不停地搬家。整个中学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就是搬来搬去,我们像我祖父那个打仗年代转移阵地似的,几乎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地方。可是非常遗憾,我祖父打了一生的仗,最后还是死在外面,连尸体也没有收回,最后还没有评上烈士。我们也便在这种搬家过程的读书中最后败得一塌糊涂,初中毕业时我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中专。那时中专便是上师范,师范在我们眼里是多么期望但又多么不可即的事情啊。可以说,那时我们大家的学习糟透了。好在我还有点小聪明,还能为学校考试争得一点名次,证明了中学生活存在的一点价值。中学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一位老师追求我们的一位同学,之所以这件事在我的心中记忆深刻,就是因为我也曾对她有过心仪之心。
说起来,那位老师的头发不可不亮,皮鞋不可不光,走起来路来钉在路面上的皮鞋钉不可谓不响。他扫视我们那些穷学生的目光不可谓不阴冷。但是,他居然同学生谈恋爱,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经历里,觉得这一直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如果是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很正常,人们六十七十才学坏嘛。可当时的条件,使得我们后来对他的种种刻画特别是不良的刻画肯定有夸大之嫌。不然,多少年后我们同学聚会,提起他来不时有人还要骂上一句。要知道那时我们都已成家立业,彼此过了而立之年,再去骂一句自己的老师的确有些不恭与不敬。按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肯定不会再为当初的东西而计较什么,但我们偏偏还是计较着他,说明他的确不得人心。谁让他从事为人师表的事业呢?
这位先生吧,说起来个子长得也并不是太高。但他的架子端得特大,那时他教化学,对于化学那些无穷的变化,他好像就是其中的一个份子,讲起课来头总是高高地仰看着天花板,从来不把眼光落在我们的身上。要知道,我们上初中时,身上还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是乡下的一帮穷小子。这一点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因为他的目光要是非常有幸地落下来,肯定是落在那个女孩子的身上。而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曾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对此,我们每个男生,心都愤愤然。更让我们气愤的是,每天傍晚,他还要领着那个女生散步,并且还特地向我们的班主任声明是单个教学,谈心。我们说,谈他妈的心,有什么好谈的,是在勾引她吧。
那时的老师都喜欢找同学谈心。这在学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问题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悄悄地告诉我们几个班干部:要小心点,这位老师好像的确不太正常。班主任是教政治的,具有政治的敏感性。他这样一说,不啻于把这件事定了性。他后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位老师联合起年轻的老师们,总是和他对着干。一个班有六、七门课,一个老师罢工便不得了,何况把他们联合起来呢?而后来我们知道,那些老师之所以也愿意加入反班主任联盟,是因为班主任这个人太优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古人把话说绝了啊。最终,由于他们的联合和学校对年轻的正规院校毕业的人才需要,我们的班主任便做了这件事的牺牲品。
同样牺牲的还有我。当班主任与我们谈了之后,我表现得比任何人都积极。这中间的原因就在于我喜欢这个女孩,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一个老师不应该追自己的学生。我那时的观念就是这么狭隘。我不知道爱情是要穿过时间与空间的,不懂得“年龄不是距离”的这个道理,要是懂得了,我肯定也会追求年轻的一代。因此工作组来时,我们被找去谈话。学校的主要领导都在场。工作组一个年纪大的人对此事特别感兴趣,对每个细节问了又问。
他说,你们平时注意到了吗?
我说,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哪些东西?他的眼睛放出亮来。
注意到了拉拉扯扯。
我说这个时,我看到我们班主任的眼睛亮了一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我仿佛记起了班主任对我们的种种好处来,真的便顺着工作组的人说了。
什么叫拉拉扯扯?
就是那个呗。
什么那个?拉手还是其它?
我正想说下去。我们校长咳嗽了一下。他说,你要仔细想想,不要瞎说,学校的名誉第一。
我便不敢说了。但工作组的老同志还是要我说。他一直在问什么是拉拉扯扯。我说,我们考试前,监考老师要我们不要拉拉扯扯,就是那个拉拉扯扯。工作组的老同志还想知道更多的东西,我便沉默。因为校长已经私下里警告我,再说下去损害了学校的名誉,就要将我开除。那时我们学校开除一个学生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容易。这使我父亲多年来对权力充满羡慕。后来我才知道校长之所以不愿追究化学先生的原因,在于这位追学生的先生有个什么哥哥在县委办公室,是斗不倒的。所以我们说了也白说。
但我说的那句“拉拉扯扯”四个字不知怎的便传了出去,从我们班主任调到其它地方后,我便体会到了这四个字对我的打击报复。从那之后,我们的化学先生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更没有在课堂上提过我一个问题,甚至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落在我的身上。连我做的作业,他也是写上一个“阅”字,从来不打对错。
我的化学成绩便是从那时开始拉下来的。因为这个,我上了高中之后,不得不报文科班。而当时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到天下都不怕。可见我的牺牲是多么大啊。
一切都是我的嘴巴惹的祸。
而我所说的拉拉扯扯,其实也没有多大事,但那位颇感兴趣的工作组长就是不放过,他天天避开了工作组缠着我,要我说出实情。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大约也意识到他的处境,很希望我能说出来。于是我便对工作组的老同志说,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他们手拉着手在对面山坡的竹林里散步。
工作组的同志说,你怎么知道?
我想说我看到了的,但我又怕他们知道了我喜欢这个女孩的心事。于是沉默。为这事,这位老同志还跑到我家里搞了一次家访,给我家拎了两盒点心。我父亲很高兴。他作了那么多年的农民,城里人还是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还提着东西,说明看得起他,他当然很高兴。但我父亲却不许我乱说,他把我叫到屋外,在我头上先来了一下,然后正告我:人家一个女伢,你瞎说人家以后怎么活呀?不管有没有哪事,你都不能说。我父亲还怕我像当初那样,他哼了一声说,你要是乱说,我非把你的腿打断不可。
我没有理父亲的茬。无论工作组的老同志怎样的引诱我,我都没说一句话。我那天非常尊重和尊敬我父亲,觉得我父亲的做法大出我的意外,让我对父亲产生了另一种看法。
因为这种看法,我第一次选择了闭嘴。
后来,在老同志失望地出门时,我父亲把那两袋点心送了出来。老同志再三推辞。我父亲坚决不要。他的脸上笑嘻嘻的,看不出什么。我却因为这个在那天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其实我突然不说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父亲的威胁。他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除了对父亲的尊敬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
有一天,那位女同学遇见了我,拦住我后对我说,我知道你喜欢我……但你愿意看到我倒霉吗?
当时周围没有别的人,可我的心却狂跳起来,像要爆炸似的。我赶紧声明说不愿意不愿意。
她看了我几分钟,然后走了。
多少年后,我还记得她当时看我的眼神;多少年后,我还为“拉拉扯扯”这四个字后悔。那一次我才知道,说实话有时也是伤害人的,这使我对化学老师多少怀有了一些内疚。我们黄安人害怕这种内疚,因为我母亲告诉我,只要是对人怀了内疚,一般都是没法子还的。也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志之所以对此事如此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女儿早恋,而且也是与一位老师;其二,他的表哥与这位先生的哥哥竞争政府的某一个职位,但这位先生的哥哥却上去了。
一件事搞得这样复杂,使我开始对世间的人感到害怕起来。以往,我只害怕那些板着脸的人,认为他们肯定厉害;但从此事之后,我害怕那些经常笑脸相迎的人了,因为板着脸孔的人不高兴你能看见,而那些整天笑嘻嘻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么事,是不是想整你或者想整别的什么人。
而当时我还不懂这个。当时经过了这事之后,我对化学一点也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也一落千丈,由第一名降到班里的十五名之内。这使我母亲非常惶恐。她忽然发现我不说话了,心里也总是无端的失落。而所有的老师们,在我面前从来不敢流露出一点错误,生怕日后成了调查他们时的罪证。他们对我敬而远之,我亦对他们敬而远之。可以想见,那时我曾经是多么孤独。倒是那个与老师谈恋爱的女同学,还对我露出少许温情,感谢我曾经刀下留人。可我那时对朦胧的早恋已不再感兴趣,对她也是敬而远之。那时我没有一个朋友,换句话说,在老师的冷落下,再也没有一个同学敢靠近我。我变得落落寡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话少起来了,我感到了心里空空荡荡,闲下来时一个人坐在田埂上,心头总是刮过一阵又一阵的秋风。
到我初中毕业时,失败的情绪笼罩了我好长时间。这使我染上了浓重的忧郁。一直到我后来上了高中直至大学毕业,我都没有从那种失败与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多少次我生活在这个安逸的大都市,我还梦见当初没有考上师范和重点高中的那种恐惧,那种茫然无助和前途无着的痛苦,总在恶梦中紧紧地跟随……
我老婆说,谁让你喜欢说实话呢?多嘴多舌的孩子要学会沉默。
高中时代,我便变得沉默了。失败的痛苦加上周围异样的眼神,使我开始对周围的世界懂得察颜观色。幸亏换了一个环境,不然又会回到当初那种可怕的恶梦中去。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人们为什么喜欢编织一些“善意的谎言”来代替实话,特别是说谎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必须之后,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因为这个,大家都认为我很世故,加之我不声不响地为班上做了好几件漂亮事,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因此在同学们的眼里,特别是在“过来人”的眼里,我显得非常成熟。
成熟其实是一个极为可怕的词。这个道理是多年后已成家立业的我才悟到的。如果按我现在的想法,当然希望幼稚一些好,可当时我却特别渴望成熟。连我弟弟有天也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八面玲珑,四面圆通了?
我想是呀,我什么时候变得像是另外一个人了?
那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也像周围的人那样,慢慢开始说谎。我第一次说谎时还吓了自己一跳,责备了自己好长时间,但过后不久便习惯了。毕竟说谎,有时真的是一件善意的事。大家都在说谎,我不过只是把事情换种方式说而已,不这样干有时真的行不通。因为这个,人们都说我变得很成熟,大家也认为我非常老练。我因此当上了学生会的骨干,一直担任着班上的重要职务。我知道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什么话是什么时候该说的,什么话是什么场合不该说的,这一点让老师很欣赏。他们说,你以后要是上了大学,毕业了最好去当秘书,领导就喜欢这样的。
我想,是吗?当秘书就必须这样吗?
想想多少年前,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时的嘴巴为什么就关不住呢?原来生活改变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啊。
许多年后,我有幸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到外地的大城市工作去了,像无数从黄安城走出去的人一样,再也没有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大学毕业后,我却没有当秘书,而是到机关作了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像几乎每个奋斗到大城市里的农村娃一样,我平平静静、平平常常而又平平淡淡地生活着。在单位里,逢到好事,我与谁也不争不斗,结果好处却常常会落在我头上,让单位的同事觉得我私下肯定做了不少手脚;而在家里,我更是对老婆百依百顺,嘻皮笑脸,由着她去,她对我万分信任,却不知我已有了男人们普遍都有的那些想法,虽说没有相好,但要发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说话的好处由此可见一斑。那时,我始信为什么古人要说“沉默是金”的话了。
那真是金玉良言啊。
相信第一个说这话的人,肯定经历了太多的苦痛。于是我对这位不知名字的高人,一下子变得万分感激。
后来,时间慢慢流逝,我虽然不曾像别人那样在屋子里或桌子的底板下写过诸如“缄默是金”的警句,但已懂得了沉默的力量,听惯了“做大事必须闭嘴”之类的箴言,理解了大多数人为什么会在日常生活中,变为沉默的大多数,化作了深藏不露的民间哲学家。
再后,我在外成家,立业,并且过上了另一种与黄安城里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是我父亲一辈子也不曾经历过的生活。我父亲在我一天天逃离他越来越远的同时,也开始渐渐地老了下去。那时每次我回家,我父亲早已不再说我什么了。无论我做什么事,他不再干预,再也不唠叨我多嘴多舌。相反,每次我回去,他却时时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能与他多说上几句话。每次讲完某个话题,我父亲总是要问,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后来便是我不想说了。我知道说了父亲也不会懂,但我不说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那时我经过了复杂的城市生活,已变得相当沉默,成了我生活的那个城市之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沉默,有时我可以和父亲一声不响地坐上半天,看着茶杯中的水漫漫淡下去也不说一句话。一件件的世事已浸入我的血液,慢慢地改变了我,使我“不说话”已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一点让我父亲非常奇怪,由于我的沉默,他的胸中好像憋有了很深的愤怒。如果稍长,他坐在那里极不平静,吸起气来呼呼地响,好像要把一肚子的东西都吐出来,非常不高兴地看着我。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我父亲便把拐仗在地上狠狠地一敲,起身走了。
我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像一尊千年不语的菩萨,虽然我也敬畏“沉默是金”的箴言,但的确是再也不喜欢说话了。换我老婆的话说,我真的在长大了,属于成熟的男人之列了,开始变得深沉。其实,从走出黄安到我在这个大城市安居乐业,也不过只有近十年的时间。也不知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使十年的岁月,把我由一个多嘴多舌的孩子改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我生活在机关,尽管机关单位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不是吃香的职业,但像我们从黄安那样走出来的人,对机关抱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好像只有机关,才是修成的正果,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那是我们的父母多年来盼望着我们过上的生活。
而有谁知道,机关处处是机关啊!机关,可以让一个年轻热血的小伙子,像我们办公室的老科员黄金那样,变得秃顶,变成一个小老头,看上去,他的一生就如他写的总结那样,真的是碌碌无为。
那时,不知为什么,我在挣脱不了机关的同时,开始喜欢回想往事,回想童年和少年,回想过去那些曾经荒唐但却无比激越的岁月。我对逝去的岁月总是充满了怀念。我不知这种怀旧的心情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开始苍老了下去。但我敢肯定,每一个从小地方奋斗到大城市里的人,都会在城市中苍老下去。城市的生活总是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而我们当初一点也没有觉察,还生怕自己不像城里人,就那样由悄悄模仿到事实上成为其中真正的一份子。
那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子,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但我们却为此津津乐道,并感到了无限的满足和幸福。
我知道,这些都是懂得了沉默才换来的结果,也便理解和接受了沉默的大多数,乐于和他们一起,在城市里过着世俗而又平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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