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如金
（发表于《漳河文学》杂志）
大约是从我开始学会说话时起，我在我父亲的眼里就不是一个好人。而大约从我记事时候起，我父亲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如何闭嘴少说话。
按说，一个男人多嘴多舌的确不是一件好事。但放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至少可以原谅一下，特别是放在一个生来沉默寡言的孩子身上，似乎更有原谅的必要。一个孩子，没有经过世事，没有碰墙碰壁，怎么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嘴呢？
我爱说话的毛病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从遗传学看上去，这一点不符合我父亲的性格。我父亲那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怎么会我这样一个爱说话的儿子呢？但事实证明，我是父亲的种子，从基因到DNA，除了产生一些变异，基本上算得是完全复制。南方人的鼻子又扁又平，我与父亲几乎是一个模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说话，如果我知道我爱说话会惹我父亲不高兴或者换来一顿打，识相点的早就不这么干了。但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我父亲对着干。后来还形成了一种习惯，觉得与父亲对抗是件很过瘾的事情，因此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对付他和如何逃避他的打之上，所以等到我后来上了学，学习成绩变得一塌糊涂非常正常。
我妈妈说，我从小便是一个多嘴的孩子。这种多嘴，可不是为了吃东西。小时候家里根本没有东西吃，属于赤贫家庭，因此嘴巴完全可以不花在这上面。我就是喜欢说话，只有身上还有一丝说话的力气，我的嘴便会叫过不停，连我自己也控制不住。比如说吧，我姐姐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她完全可以撒谎说是家里的猫弄掉打碎的。但我在场，我便说，不对，是姐姐打碎的。我姐姐挨了我父亲的打，自然会在他走后把我的耳朵拧得掉起来，暴打一顿。对此，她知道我父亲不会同情。而我父亲最初恨我多嘴的原因呢，是由于他饥饿难忍，在劳动的时候，顺便从地里挖了一声红薯吃。我们黄安城的红薯是非常有名的，而且那里的人不把它叫做红薯而叫“黄安苕”。我长大离开家后，还在武汉的市面上见到一两个卖薯的，挂一个牌子，说是“正宗黄安苕”。有人看了便笑，有人看了骂，说是污辱黄安人全是傻货。可我父亲不傻，他当时吃了那块苕后美滋滋的。那天他为生产队挑着两百多斤重的担子，饿得头昏眼花，吃完苕后开始觉得走路有了力气，很快把那些与他一起劳动的人摔在了身后。那些人中有磨洋工的，当然非常不高兴，于是把我父亲告了。很快上面的工作组便为这块红苕来调查我父亲，我父亲虽然老实巴交，可看到那些吃过生产队东西的人挨打时的那种样子，害怕得要命，便再三说没有吃。其实他不承认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父亲一向老实，从来不撒谎的，撒一次谎别人也会相信，再说，那块苕反正吃到肚子里去了，消化掉了又有谁能再从我父亲的尿里认出来呢？
但那天我父亲不走运，他带着我一起出工，还要我帮他拿帽子，并且让我挑了一小担草头，说是要让我从小便得到锻炼。我当时不想挑那担草头，父亲便给了我一巴掌。我父亲的巴掌上全是裂纹，因此那一巴掌打得我脸上生痛，起了好几道印子。我当时想哭，不过想着要与他对抗到底，一直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这时遇上工作组来问我时，我正处在想报复的阶段，便说他吃了，而且吃的不止一块而是两块。这一下工作组可找到我父亲的毛病了，他们让他在黑夜里提着马灯挑塘泥。可以想见，我父亲在漆黑的夜里，伸入池塘里挑泥时，肯定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弄得一身泥回来后，第一件事不是洗澡，而是把我按在凳子上，一顿暴打。要不是我母亲怕把我打死，弄得绝了后，我想凭我父亲的脾气，他肯定是要把我打死算了的。
父亲一直骂我是败家子，不肖子孙。
我看着他，用敌视的眼光，一点也不哭。
从那以后，我父亲规定不许我多嘴说话。我在这一点上与我父亲极度的不配合。我喜欢说话，喜欢在人群中表现自己。因此，每当有人说话或者聊天时，我肯定是要插进去搅和一下的。可那年代，我们黄安人说话也是奢侈品。这倒不是我们黄安人不会说话，黄安人连国家的江山都打下来了，还不会号召不会做宣传吗？笑话！那黄安人为什么把说话当奢侈品呢？因为穷呗。每个人活着吃不饱穿不好的，看上去要死不活，而说话可是要费力气的事。要说黄安人都聪明，可饿着肚子还要喊口号的傻事是不会干的；再说，黄安人虽然打下了江山，可性子太直，说起话来口没遮拦，没准一句话便让人抓住了辩子，划了派性也是不好过的。而妇女们不同，妇女们不像男将那样势利，聚在一起，么事话都敢讲。我们这一代黄安人长大后到外面，讲起某个笑话来没有输给外地人，我想可能就是过早在妇女们中间听惯了笑话的缘故。女人们总是在白天讲起黑夜里才能发生的事，一讲便笑得前仰后合。别看劳动那么沉重，可讲起笑话后，妇女们感到劳动也轻松多了。再说，虽然村里都吃大锅饭，唱集体歌，干集体活，说集体语录，但斗争里也没有规定男人们收工后不准亲自己的老婆呀。亲了老婆，老婆肯定要拿到劳动上说。女人们都会说，一个比一个生动。我跟在她们身后，她们只把我当作一个孩子，可没想到我全听见了，全记住了。比如杨定荣与老婆干坏事时，他儿子杨小荣总是捣乱；比如村长跑到别人家睡觉，结果让人家老婆发现了，他说自己是天黑看不清钻错了门；比如工作组的年轻小伙子看见村里的大汉刘吃老婆的奶，看得正紧张时，却被大汉刘打了一个耳巴子，等等等等，妇女们讲得非常生动，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到了开斗争会那天，说到清思想时，村长正在上面大讲特讲讲得正起劲时，我坐在他后面的主席台上玩，忍不住放了一个响屁。他回过头来盯了我一眼。我又忍不住放了一个，比刚才更响。村长转过身来踢了我一脚。那一脚正踢在我的膝盖上，一个孩子的膝盖应该是比较脆嫩而又宝贵的，它没法不引起一个少年的怒气。于是我说，你都钻错了门还讲个鸡巴。我的这句话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会场。开头大家还没注意，后来明白了，于是会场一片轰笑。革命年代的会议本来是非常严肃的，这一阵子轰笑，打乱了要斗批的紧张，打破了要将阶级进行斗争到底的烘托。于是会场的气氛没有了阶级的仇恨。村长气得转过身来寻我，我非常得意地看着他。他便用手指卡我的屁股，我却没想到疼。多嘴的毛病又在瞬间爆发了，为赢得更多的笑声，我又揭发工作组的人看家吃奶。这下全场的人没人敢笑了，村长抓我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工作组的那个戴眼镜的小年轻吓得连忙站起来，说我是个孩子，胡说。我父亲也紧张起来，他从男人堆里走过来，一把抓起我，便是重重的两个耳刮子，打得我眼冒金花。
我父亲说，吃屎的孩子，就知道瞎说，你们可别认真啊。
我父亲一边说一边脸上陪着笑意。可一回头，我看到他脸上全是要杀死我的念头。于是我便挣脱他跟了。那天我不敢回家，没办法只好钻到稻场上的谷堆里睡了一夜。我母亲在外面找了几次，高声叫着我的名字，我也没有答应。第二天，他们还上山找，仍然没有找到我。我还是呆在打谷场边的谷堆里，并且意外地发现了几只鸡下的蛋，好大一窝，我高兴得差点叫了出来。要知道，那时能偿到一点蛋味，可是难上加难啊。鸡蛋也是那些国家干部才能凭票买的。我也顾不上它是否放坏了，打开一个便往嘴里倒，总之吃了个饱后还剩下一大堆，完全够我吃上两天的。要知道，那时我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肚子饿得做凉水响。
当我在稻草堆里享受着美好生活的时候，我却不知道那两天里我父亲也开始着急了。在骂骂咧咧之后，他终于也参与了寻找的人群行列。我听到村庄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在外面叫：小话小话你在哪得？你快回来啊。
小话是他们送我的小名。就是话多的意思。我平时不喜欢他们那样叫我，所以我还是不露面，吃喝都在稻草里。我甚至感到了一个人的扬叉已通到了我的身上，但我一动不动。幸亏他们也只是通了一下便放弃了。我在里面后来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时天气还不太冷，有严严实实的草包围着，感觉得挺舒服。
到了半夜，我突然被谷堆旁的草丛里异样的叫声惊醒了，吓得连忙坐了起来，全身的毛发都竖直了。从小听惯了大人们讲神仙鬼怪的故事，当然心里是蛮高兴听的，但每次听完之后，没有一个人敢去睡觉。但很快我便放心了，我听到说话的人是工作组的组长和村长的老婆。
女人说，你这个流氓，白天开会，晚上还寻开心呢。
组长说，你男人搞别的女人，我就不能搞他的女人？
女人说，你这个死鬼，真是会享受。
组长说，不会享受我也生产去了，还能当上组长？
接着两个人的怪叫声上来。夜很黑。一会儿我便听明白了。于是坏点子也就上来了。我从草丛中摸到了一根木棍，猛地捅了他们一下。
男人说，你捅我干什么？
女人误会了，说，是你捅我还是我捅你啊，得了便宜还买乖！唉哟！
我又用棍子狠狠地捅了一下。这次估计捅到了女人的身上，她大叫一声后说，别乱动，碰到木桩了。
男人有些害怕说，嘘，你小些声好不？
女人说，你们男人是又流氓，又胆小。
男人说，你男人要是晓得，还不割掉我的宝贝。
女人说，我可舍不得哟……
接着我听到草丛里一阵乱动，便狠狠捅了一下。
男人说，你做么事啊，你！正在劲头上，你看你多扫兴。
女人气呼呼地说，你看我的腿，啊呀，流血了。男人说，亲娘，你小声些好不好，叫人听见我可完了。
女人说，有心又没有胆，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男人说，我看看，我看看……。
说着电筒亮了。我在暗处，看到他们上身都没穿衣服，便又用棍子对准工作组长的屁股使劲地来了一下。
女人尖叫了一声，鬼！
男人吓得身子发抖，颤着声说，在哪儿？在哪儿？
我便笑了起来。村长的女人一听是我的笑声，便骂着说，你这个挨刀杀的，看我不整死你？她一边说一边把手伸了过来抓我。我们其实只隔着一层草。
我说，你搞流氓，不怕我说出去？我要对村长说你偷人。
女人的手差点抓到了我，听我说话她的手又停在半空中了。我又笑。工作组长却一下子跪在地上说，小老爷，小太爷，你可千万别说啊……
女人说，你怕什么，他敢说我不打死他。
组长说，这个小孩我是知道的，他连他老子做的事都敢说啊，现在正是整风，他要是说出去可全完了。
于是女人也惊慌起来。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沉默了。半晌，他们开了灯，一起跪在了我的面前，要我千万别说出去。
我本来想开他们的玩笑。一见这样，坏水又上来了。我说，要想我不说也容易啊。
男人说，只要你不说，你什么都答应。
我说，你天天吃罐头饼干，喝白糖水，抽纸烟，背着手，只要别人干活，那你得答应我，给我买一斤肉，一个罐头，一包红沙糖。
女人说，你是狮子张大口啊。
要知道，那时别说是一斤肉，就是一包红沙糖，一般的人也吃不起，买不到。
我说，你不答应，那我可要对村里的每个人说。
工作组长一听急了，磕起头来说，我全答应，答应就是了……
女人说，你这个遭杀的！我给你一次，你才给半包糖，对一个毛孩子，倒是大方起来了。
男人不应声，女人说，杀了他。
我害怕了。但我说，杀了我？杀了我你们得坐牢的。
一听坐牢，女人又害怕起来了。她说，小不死的，好，你狠，老娘这次栽了，走着瞧。
工作组长却捂住了她嘴说，依他算了，孩子嘛，不就是为了吃么？我送过来就是。
第二天，我揣着一斤肉，一个罐头还有一包红沙糖，得意洋洋地回了家。我母亲眼红红的，一见我便心肝宝贝地哭起来，儿呀，你跑到哪个地方野去了啊，我两天两夜没睡啊。我父亲沉着脸跑过来要打我。我往我母亲身后一闪说，你不能打我，你打我我要让你绝代。我父亲抓起我的耳朵时，我手中的罐头一下子掉在地上，摔碎了。他怔了一下，喝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得来的？我本来很害怕，一听我父亲这样说，坏水便挤出来了。我说，这是菩萨给的。我到菩萨那里去了。我父亲非常迷信，一听菩萨，抓我耳朵的那只手迅速软了下来。我母亲也停止了哭。她说，你到哪里去了，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父亲的一个耳光跟着抽过来了，他说，你偷人家的东西了？我说，不是的，是菩萨送的……我父亲不相信，我说，这两天我不是没有饿死吗？菩萨说，你再打我，她便要罚你苦工。我母亲说，你真的……看到了……菩萨？我点了点头。我母亲便信了。她那时对世界上的什么都不相信，就是相信菩萨。于是她双手合十，说，两天没饿死，真是菩萨保佑啊。
母亲说完，我父亲的两只手便像面条一样垂下来了。正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工作组的组长正好进来了，估计是来探听消息的。
我说，我遇见了菩萨，他们说我撒谎。工作组组长不知说什么好。我便说，组长，你是不是做梦也遇见了鬼啊？他脸红了说，那是，那是……我说，你是不是还梦见了菩萨要鬼给我送好吃的？工作组长说，这个，这个，是啊是啊……我母亲这才相信了。而我父亲，却还狠狠地盯着我。这时村长也跟进来了。他说，哈，还有钱买肉啊，招待我们吃饭？好好好！接着他又问，哪来的钱？我父亲非常尴尬，正不知说什么好。我说，组长送来的，是不是？组长一脸苦笑说，啊，是是是，改善一下，听说这孩子两天不见了，补补身子嘛……村长便阴森森地一笑，摔手出去了。
他们走后，我父亲又把门关起来，准备收拾我。我母亲说，你就知道打他，想把他打死是不是？我父亲说，就是打死了，也不能让他骗人。我说，上次你吃了红苕，我说了实话，也是挨打；今天这样做，又得挨打，你再打我便跳井跳河死了。我父亲怔住了。我母亲则一把拉过我，温和地问，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我说，我看到组长和村长的老婆在谷堆里……我母亲连忙捂住了我的嘴，我父亲也不敢打我了。他说，你可千万别瞎说，说了要出人命的。我说我没有瞎说。我母亲说，天王老子啊，你就安静吧，惹的祸还不够吗？我父亲说，难怪组长今天这么客气，他从来不上我们这些穷人家来的。我母亲说，他理亏，当然就这样了，吃了也白吃，一年到头闻不到肉腥，就吃一回死了也值……于是那天，我们一家除了我父亲，大家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次。我父亲说，你们吃吧，你不信走着瞧，他这张嘴巴子，总有一天会害死他的，哼！
从那以后，我每次碰到组长或者村长老婆，他们都要低下头。他们不惹我，我也觉得没有意思，再说，吃了他们买的肉，喝了他的糖水，享受到了好处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他们，所以目标又转到了我父亲的身上。我父亲看不惯我，三天两头不打我一顿，他便觉得心里不舒服。在我父亲的眼里，黄安人的所有好处我都没有学会，倒是把黄安人所有缺点都集于一身了。他对我越来越看不惯，认为我懒散而又油滑，总想抓住机会对我实行专政。
那时我父亲虽说没有读过什么书，可听多了广播，知道了“专政”这个词，总想用在我的身上，动不动就拿一句“专政”来吓我。因此，每当看到我父亲的影子出现时，我总是在想办法逃避他的打，又要想办法来报复他一下。
有一天，我刚好又挨了父亲的打，看到工作组组长走了过来，便对他说，我父亲刚才骂你呢。
组长立住了，说，你父亲那么老实，怎么会骂我呢？
我说，他真的骂你，骂你是个乌龟王八蛋。
组长气红了脸，说，他真的这么骂？
我说，他真的这么骂，你应该惩罚他一下。
我父亲紧张起来了。组长沉着脸走到我父亲身边，提高了声音说，你竟然敢说林副主席的坏话？林副主席是我们黄冈地区人，是革命领袖，你竟然敢骂他？
我父亲有些吃惊地张大眼睛说，我？我哪里敢骂林副主席？他是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我没有骂林副主席。
组长说，好，你不承认，罪加一等。明天卷起铺盖到公社来反省。
我父亲的脸马上变白了。我装作无事似的走过他的身边，准备逃跑。
工作组长叫住了我说，喂，你父亲是不是骂过林副主席？
我说，他好像没有这个胆子吧。我父亲只是骂你。
工作组长说，你父亲有这个胆子，只是你没有发现。你应该勇于站出来揭发。
我说，那就是骂过吧。
我父亲听后气得脸都变形了。他抄起手中的扁担就想打我。我说，我可是革命的小卫兵，你敢打我？
组长说，打革命的小卫兵，这还了得，等会我叫几个民兵来，你走着瞧。
我父亲马上软了下来。他打我的那双手一下子又变得像面条一样，软绵绵地垂在腰间。他挤出笑脸对组长说，我真的没有骂那个吊人……
我们那里的男人说话都喜欢带脏字，父亲不知怎么的就用了“吊人”二字。说完他们都吓了一跳。
果然组长如临大敌地说，你竟然敢说首长是吊？你不要命了你。
我也被父亲这句话吓了一跳。我看组长，组长说，明天，明天八点，你到公社报到。说完对我挤了一个笑脸，扬长而去。
他一走，我父亲便跳起脚来追我。他担定是我捣鬼想整他，一脸要对我专政的意思。我撒开腿就跑，父亲在后面骂骂咧咧的，但没有追到我。
当天晚上，我对母亲撒了谎，跑到亲戚家住去了。第二天中午回来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正在家里哭。一见我回来，我母亲就是一个耳光。这个耳光把我打傻了。我说，你做么事打我咧？我母亲说，做么事？你得问你自己。我说，我没做错事呀。我母亲说，你父亲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母亲又是一巴掌，骂道，你把你父亲弄到公社挨斗去了，你知道他们会么样打他吗？我心里有些慌了说，还真挨打呀？我母亲说，不挨打你以为请去吃肉呀？我说，广播里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么？我母亲哭哭啼啼地说，如果你父亲回来少一根汗毛，断一根骨头，你看我不打死你才怪。我嘀咕说，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爱父亲比爱我多得多。我母亲不说话，只是哭。
到了晚上，没想到我父亲又卷着被子回来了。我母亲感到特别奇怪，她说，你么样回来了？我父亲指着我说，你问他。我母亲又把奇怪的目光转向我，我吃惊地说，问我？我父亲哼了一声，然后重重地在我脸上来了一耳光说，你这个小坏蛋，只晓得干坏事！我说，你还打我，是不是又想去反省了？我父亲举起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他怔怔地望着我，半天没有放下来。
但最后，我母亲却在我嘴上，重重地来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贼响。我昂起头，吃惊地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还准备打我，我说，你再打我会告你！
我母亲说，我有么事错怕你告的？我不打死你才怪。
我用手擦去嘴角流出的血说，你别忘了，你那天出工时骂了政策……
我母亲说，你……你……怎么生了你这个畜牲……
接着她蹲在地上，用双手捂住了脸，号啕大哭起来了。
我爱我的母亲，她一哭我便觉得难受，所以决定不多嘴。有时觉得不说难受，就使劲地咬着下唇，甚至用一块布把嘴巴从前到后捆起来。但我毕竟是个调皮的孩子，因此一块布也管不了一个不安份的灵魂，捆得不舒服我马上就扯掉了。
也许我天生就属于一个多嘴的孩子，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嘴。一个多嘴的孩子在没有碰墙碰壁之前，哪里会知道人生说话越少越好的道理呢？一直到我上了小学的时候，这个毛病还是没改掉。我也因此在老师们的眼里，不是一个好学生。
老师们不喜欢我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多嘴多舌。比喻说吧，我总是在上课时忍不住要看一下前排女生的后脑勺，为此老师说我长大后一定不是一个好东西；再比喻说吧，老师讲错了时我就高声地喊不对，老师闹了一个红脸后说我这孩子不听话，只会扰乱课堂纪律；还比喻说吧，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听话，总是唬着脸，从来不笑，让我们天天感受阴天。而我想让大家轻松点，于是找理由讲怪话，大家便轰的一下笑起来，等老师转过身，大家却又没有一个人敢笑了。老师知道是我，总是要用粉笔掷过来，打在我脸上或头上，弄得我头上或脸上白白的一片，像个奸臣。所以下了课后回家，我母亲看到我脸上的白灰问我怎么回事时，我便挺起胸说，老师让我上台做习题了，大家都不会做呢……
我母亲一听很高兴。由于我每年的考试成绩总是说得过去，所以她没有不信的。话虽如此，在我的整个小学年代，我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尽管教师们一边教我们做人要老实，可一边还不喜欢我们说实话。那时，我已处在老师与父亲的双重领导之下，压迫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比喻说吧－－以一个典型的例子为证－－我们年终考试时，老师为了得到上面的重视，好让自己能当上行政领导，于是教我们考试作弊，好让我们班能够在分数上超出其它的班。而作弊的方法，全是五花八门，有写在桌子上的，有写在大腿上的，还有的写在纸条上，还有放在厕所的某一块砖头里的——考试中装作要上厕所，然后打开偷看。而监考的老师，只在出门时象征性地搜一下身－－要是今天，这一点也许在西方国家告个性骚扰。
我那时当然不知道人权是什么概念，就爱玩点小聪明，因此平时尽管老师不太喜欢我，可我每次考试成绩总还在前五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即使个别“板脸”老师对我意见大着，也没有其他的招，只好顺着我一些。
但那次考试不一样。那次考试遇上全区的测验，决定老师当不当行政领导，所以他非常重视。他要是当上了行政领导，就能转正－－那是多少农村老师的梦想啊。所以为了让全班的人考好，他决定要男同学们每个人想一种办法，使自己考上最高分。至于女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成绩不好的家里肯定不让再上了，所以她们基本都在中等以上，老师还是放心的。
在得到每个男同学的肯定回答后，老师最后才把目光投向从不放心的我，盯着我的脸问，你会想什么办法？
我说，我不想想什么办法。
老师的脸沉下来了。他说，你怎么不想办法？你如果不想办法，没有考好明年我这个班就不要你。
我说，你不要我，我还不想读呢。
老师气得把粉笔又掷了过来。这次我头一躲，粉笔打在后排的一个女生的眼上，她突然受到惊吓，加上痛，马上哭了起来。
老师走过来，我知道我的脸上没准要挨两下，推开凳子便想开溜。但老师一把抓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提了起来。当时他的手肯定挺痒，看样子要甩过来一巴掌。
我立即说，你要打我，明天工作组来，我第一个不考试……
他的手马上放下来了。他把我按在椅子上，脸上马上露出笑容说，小李同学，我为么事要打你呢，明天你一定会考好的，对不对？
我不想吃眼前亏，就点点头说，我当然想考好。可是我想不出么事好办法。
老师说，先上课，下课再说。于是他接着讲课。我也接着做了一个鬼脸，老师转过头来发现了。不过他没有发火。等下了课，大家都走后，老师对我说，你到我办公室里来。
我说，你不会凑我吧？
老师笑着说，我当然不会。
我说好，你说话算数。于是洋洋自得地跟着他走。
等进了他的门，他拿出一盒糖果来说，如果你明天想法考好，只要拿到了全区第一，我免掉你下学期的学费。
他这句话让我怦然心动。因为我父亲一直想让我在家多干活，不想让我读书。所以每学期跟他要钱比登天还难，幸亏我母亲总是说没有知识会吃亏，所以我才有上学的机会。听老师说下学期可以免我的学费，我当然高兴。于是我说，我想办法。
老师说，你想么事办法？
我说了好几种办法，比如说回头呀，比喻说翻抽屉呀，比喻说写小张条呀，比喻说把答案刻在桌面上呀，等等等等，可老师直摇头。他说，这些方法都不保险。我说，老师，我不这样干也会考好。老师又摇头说，说了不算，必须做些准备，这样更好，你看再想个么事办法？
说完老师递给了我一颗糖果，我放在嘴里，直甜到心底和皮肤里去了。全身甜得痒痒的。我坐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眼里一亮说，老师，我写在胳膊上好不好。
老师说，不行！你写在胳膊上，一抬不就露出来了吗？
我说，那我只好写在肚子上了。
老师说，那也不行，你穿的是你姐姐曾穿过的衣服，太短了，写在肚子上容易让人看到。
我说，那我实在没招。
老师说，你再想想，你这么聪明的孩子，一定会有好办法。
最后看到我实在是没法可想，老师便说，要不这样吧，你在考试的时候，我中途去喊你，就说你家里来人，你爷爷病了或奶奶病了，然后我可以趁机告诉你答案……
我心里不高兴地想，你爷爷奶奶才病了呢……
我真骂他笨蛋，因为我爷爷奶奶死了好几年了。不过想到他会免我下学期的学费，也就认了。说这方法行。
放学后，我和大家一起回家。在路上，大家纷纷地说起老师告诉他们作弊的方法时，同时又说起了老师说过，如果考得好，他就免谁谁谁的学费。我问张三，老师对你也这样说过了吗？
张三说，是的是的。
我问李四，老师这样对你讲过没？
李四说，当然当然。
我又问王五，对你也提过？
王五说，肯定肯定。
我想，这狗屁老师，原来是想骗我们，还得治治他才行。于是我对大家说，我们干脆用一种方法得了，用那么多方法，要是让监考的抓了，多丢脸，如果用一种方法，监考的发现了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这样嘛……
大家听了很赞成。隔壁的小胖子问，那到底写在哪里？
我说，不如都写在身上，写在我们的皮肤上，这样监考的难得看见，即使看见了，能把我们的皮揭下来不成？
同学们都很赞成，说这方法好。
于是那天晚上，他们聚在我家里，决定在各自的身上写满与考试有关的内容。结果有写在胸上的，有写在肚子上的，有写有胳膊和大腿上的，还有的写在脚掌上的。等大家都写得差不多了，小胖子问我写在哪里，我说，我写在背上和屁股上。小胖子笑着说，写在那儿，你么样抄啊？我说，我根本不用抄，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抄也能考好……
小胖子说，老师要问起来么办？
我说，他要问，我就说写在背上，把衣服一提，后边的人能看到，反正监考的老师都坐在前面……
小胖子说这个办法还真好。
我说，好你就帮我写吧。想写么事写么事。
小胖子平时挨老师的打也不少，坏着呢。他说，那我帮你把课本抄一篇在上面。
我说好。
于是我爬在床上，小胖子在我的背上和屁股上抄课文。中间他因下手太重，把我的背和屁股弄得痒痒的。我说，别把我的皮刺皮了啊。小胖子说，不得。
他一边写还一边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好好玩啊。
那天夜里，我母亲又要我洗澡。我最讨厌洗澡，便说，洗过了。
我母亲说，么时洗的？
我说，刚回家时就洗了。
我母亲说，读了几年书，你倒还真乖了不少。
我嘿嘿嘿地笑。我父亲在一边看了说，你看你笑时那样子，一股坏水像要流下来似的。
我想，你这次可真说对了。可我不敢这么说，这么说不是招打么？
第二天考试前，老师问我们，复习好了吗？
我们都整齐地回答说，复习好了。
老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走进教室。可以看出，他的脸上很是得意。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还拍了拍我的脑袋。
第一门是语文。正是老师教的课。满头白发的监考老师说，大家考试多次了，都是老考生，要注意考试纪律，我就不多说了，不要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搞小动作。听清楚了吗？
我们高声地回答说听清楚了。
监考老师坐在前边，睁大了牛眼睛看着我们。开头大家还真安静，过了半个小时，估计监考老师也真是年纪大了，或者是老师私下里请他吃饭了，反正半个小时后他便耷拉着头，像睡着了似的。我由于平时列入不听话的孩子，所以坐在最前面。趁老师眯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除了女同学，大家都露出会心的笑。我摸了摸后脑勺，大家知道是警报解除，便会意地笑了起来。于是男生们开始掀衣服，摸肚皮，露胸脯，提裤腿，脱鞋子……
没想到，一个男同学由于没有和同桌打招呼，一露肚皮，就把同桌考试的女同学吓得叫了起来。这一叫，坏了，监考的老师马上就走过来了。他问，么事？么回事？
女同学说，他…他……他耍流氓……
男同学说，我没有……我没有耍流氓……
女同学的脸红红的，眼泪流了下来，直哭。
监考的老师说，他么样耍流氓……考试还耍流氓，你是不是不想考了？
男同学说没有没有。监考的老师说，那你是在破坏考场程序。
男同学又说没有。说着还狠狠地盯了女同学一眼，女同学便哭出声来了。这样一哭，考场便乱了套。监考老师要是就此打住也就算了，偏偏他对此事很感兴趣，便又问，他么样耍流氓？
女同学说，他掀衣服……一边说一边哭得更厉害。
监考老师一把把男同学的衣服提了起来，说，你年龄小小的，比我还坏……
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打住了，因为他发现男同学的整个前身，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仔细一看都是一些与考试有关的内容。这下可坏了，他马上把这位男同学揪了出去。
趁他出去的这工夫，大家都开始飞快地抄了起来。没想过了一会，监考的老师又走了进来，宣布大家全体起立。我们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进来了一大帮老师，把教室围住了。
这时我们校长也进来了，他说，女同学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男同学留下。女同学们便慌慌张张地走了。
我们站在那里，不知该么样办。这时监考老师说，刚才那位同学招了，你们身上都写有考试答案，现在大家一个个的接受检查。
他这一说，我们傻了眼。于是在校长的命令下，我们大家把衣服全脱了。
这一次考试，让监考老师大开眼界。因为每个学生的身上，全是文字内容，写得歪歪扭扭的，像是今天的人体艺术展览。结果翻到我的身上时，监考老师更是奇怪，因为我前身上没有东西，而后背上除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画外，还有一首诗：
老师是个大坏蛋，
考试要我作弊玩。
你教学生白吃饭，
我们要你掉饭碗。
这个坏小胖，居然在我背上来了这么一下，把我和老师都出买了。监考老师非常生气，把我们男生全叫到操场上，让我们脱光了衣服进行“展览”。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叫做人身侵犯，也不懂么事叫做人权，所以便免费当了一回模特，让我们班成了全校参观的靶子。每当有人走过我身后时，大家便捂着嘴笑起来——教育组的领导在，没有人敢高声大笑；而等他们一走开，大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这事很快传开了，整个区里很快都知道我们学校考试作弊，于是那两天我们全部休考，让全校老师都来参观，而我们，也被勒令不许洗掉背上的内容，接连作了两天的义务展览……
我们年龄小，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我们的老师，却被辞退了。下个学期的学费不但没有免掉，学校还要我们多交两块五毛六分钱，说是要搞勤工俭学……
学校校长后来查出原因，虽然我没有抄，可把帐都算在了我的头上，说我破坏了学校的名誉，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谈话。我父亲无所谓，高兴得很。他想趁这个机会请老师开除我，让我回去干农活，校长也有这个意思。可教育组下来检查的老师不干，说我是惟一一个保住了名誉的人，要不不会把答案写在背上，所以坚决要求保住。于是我才在老师更加严厉的眼神和更多的巴掌中上完了小学……
因为这个，我在小学毕业时，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他的话好像少多了，不惹事生非，我就放心啊。”
我母亲附合着说：“是啊是啊，身稳嘴稳，到处好安身。”
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我变得乖多了。我可不这么认为。
许多年后，我在黄安的家乡小镇上碰到了当初那位要我们作弊的老师，他后来开了一家工厂，生产着一种不知名的农药，买得很火。可老家的人都说，他生产是一种假农药，根本不管用，当然对农作物也没有什么坏处。据同学介绍，他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很吃香的人物，与我们当地政府的某位官员混得乱熟，换黄安人的话说是，后台硬着呢。黄安人并没有因为他过去的品行而骂他，相反，看到他有钱，大家还挺羡慕他，想到他的厂子里去造假。
这位老师，后来成了我们小镇上的第一个大款。他像全国各地所有地方生产的大款一样，有了车，离了婚，养了当初他曾教过的一个学生做老婆，我们黄安人也像全国人民一样称她为小蜜，女人同样是一边骂她一边羡慕她过着的好日子。我和这个小蜜曾经还是同桌，不过见了面，我们也就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到是那位老师，见我回来了，还开车专门跑来看了我一次。他说，我得感谢你呀，要不是当初有了那么一档事，我还是个穷教书的，还在为分一箱水果谁大谁小闹得不可开交……
然后他坐在我家，喝着我妈为他沏好的好茶，感慨了一番什么叫命运。
不过他也未免高兴得太早，后来，他生产的农药由于买得太多，恰恰赶上那一年黄安田地里的虫子闹得特别厉害，于是全县一年有一半农田的收成打了水漂，众愤难平，黄安城里的乡亲们像当初搞黄麻起义一样，拿着铁锹冲担锄头棍棒，杀上门来。他早已逃之夭夭，于是愤怒的乡亲们把他告了，他的农药厂只有关门，好在他县城的后台硬，与某位从未返乡的老革命还能扯上一些关系，迅速地跑到北京去找人。中央首长不明就里，以为大家得了红眼病，于是中央首长以“要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为由，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而他，凭着他的本领，在省城里又迅速生产着另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染色试剂，迅速地又发了财，成为黄安人中最早暴富的那一类。据说他又甩了我们那位同学，在武汉又找了一个更年轻的更漂亮的……
我母亲说，好在他还有点良心，捐了一笔款，把我们当初就读的那个危房小学重新修了一下，盖了两层楼，让学生读书安安静静。
我们那里的老师，还专门在新楼落成典礼时，请他来参加，并且在教学楼下，立了一块碑，把他的大名和功德刻了上去。他的要求也不高，只是要求学校在每年新生入学时，背诵那块碑文上东西就行了，也就是说，大家记住他的功德了，他便每年再为学校捐一万块钱……
当年的老校长后来没有转成正，不再当民办老师了，每次他挑着马桶路过学校时，就要抽上一支烟，对着学校感慨半天说，世道变了……
可没有人听他的。因为乡下人不关心这个，也不懂这个，而我们这些懂得的人，早已离开了故乡，在外面疲于奔命地生活，懒得再多懂什么了。我父亲倒是同老校长挺谈得来，他们碰到一起，总是要聊上好半天。两个老人，坐在那里，抽一上支劣质的烟，回忆记一段往事，总是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我母亲说，老校长有次对我父亲讲，他早就我看出我会是个人物。可我父亲听后呸了一口说，他算老几，看不上……
父亲看不上我，我却顺利地以第一名升入中学。
要说，我们中学的生活提起来没有一点意思。那时我们乡里已不太重视教育，于是我们的学校不停地搬家。整个中学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就是搬来搬去，我们像我祖父那个打仗年代转移阵地似的，几乎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地方。可是非常遗憾，我祖父打了一生的仗，最后还是死在外面，连尸体也没有收回，最后还没有评上烈士。我们也便在这种搬家过程的读书中最后败得一塌糊涂，初中毕业时我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中专。那时中专便是上师范，师范在我们眼里是多么期望但又多么不可即的事情啊。可以说，那时我们大家的学习糟透了。好在我还有点小聪明，还能为学校考试争得一点名次，证明了中学生活存在的一点价值。中学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一位老师追求我们的一位同学，之所以这件事在我的心中记忆深刻，就是因为我也曾对她有过心仪之心。
说起来，那位老师的头发不可不亮，皮鞋不可不光，走起来路来钉在路面上的皮鞋钉不可谓不响。他扫视我们那些穷学生的目光不可谓不阴冷。但是，他居然同学生谈恋爱，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经历里，觉得这一直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如果是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很正常，人们六十七十才学坏嘛。可当时的条件，使得我们后来对他的种种刻画特别是不良的刻画肯定有夸大之嫌。不然，多少年后我们同学聚会，提起他来不时有人还要骂上一句。要知道那时我们都已成家立业，彼此过了而立之年，再去骂一句自己的老师的确有些不恭与不敬。按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肯定不会再为当初的东西而计较什么，但我们偏偏还是计较着他，说明他的确不得人心。谁让他从事为人师表的事业呢？
这位先生吧，说起来个子长得也并不是太高。但他的架子端得特大，那时他教化学，对于化学那些无穷的变化，他好像就是其中的一个份子，讲起课来头总是高高地仰看着天花板，从来不把眼光落在我们的身上。要知道，我们上初中时，身上还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是乡下的一帮穷小子。这一点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因为他的目光要是非常有幸地落下来，肯定是落在那个女孩子的身上。而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曾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对此，我们每个男生，心都愤愤然。更让我们气愤的是，每天傍晚，他还要领着那个女生散步，并且还特地向我们的班主任声明是单个教学，谈心。我们说，谈他妈的心，有什么好谈的，是在勾引她吧。
那时的老师都喜欢找同学谈心。这在学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问题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悄悄地告诉我们几个班干部：要小心点，这位老师好像的确不太正常。班主任是教政治的，具有政治的敏感性。他这样一说，不啻于把这件事定了性。他后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位老师联合起年轻的老师们，总是和他对着干。一个班有六、七门课，一个老师罢工便不得了，何况把他们联合起来呢？而后来我们知道，那些老师之所以也愿意加入反班主任联盟，是因为班主任这个人太优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古人把话说绝了啊。最终，由于他们的联合和学校对年轻的正规院校毕业的人才需要，我们的班主任便做了这件事的牺牲品。
同样牺牲的还有我。当班主任与我们谈了之后，我表现得比任何人都积极。这中间的原因就在于我喜欢这个女孩，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一个老师不应该追自己的学生。我那时的观念就是这么狭隘。我不知道爱情是要穿过时间与空间的，不懂得“年龄不是距离”的这个道理，要是懂得了，我肯定也会追求年轻的一代。因此工作组来时，我们被找去谈话。学校的主要领导都在场。工作组一个年纪大的人对此事特别感兴趣，对每个细节问了又问。
他说，你们平时注意到了吗？
我说，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哪些东西？他的眼睛放出亮来。
注意到了拉拉扯扯。
我说这个时，我看到我们班主任的眼睛亮了一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我仿佛记起了班主任对我们的种种好处来，真的便顺着工作组的人说了。
什么叫拉拉扯扯？
就是那个呗。
什么那个？拉手还是其它？
我正想说下去。我们校长咳嗽了一下。他说，你要仔细想想，不要瞎说，学校的名誉第一。
我便不敢说了。但工作组的老同志还是要我说。他一直在问什么是拉拉扯扯。我说，我们考试前，监考老师要我们不要拉拉扯扯，就是那个拉拉扯扯。工作组的老同志还想知道更多的东西，我便沉默。因为校长已经私下里警告我，再说下去损害了学校的名誉，就要将我开除。那时我们学校开除一个学生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容易。这使我父亲多年来对权力充满羡慕。后来我才知道校长之所以不愿追究化学先生的原因，在于这位追学生的先生有个什么哥哥在县委办公室，是斗不倒的。所以我们说了也白说。
但我说的那句“拉拉扯扯”四个字不知怎的便传了出去，从我们班主任调到其它地方后，我便体会到了这四个字对我的打击报复。从那之后，我们的化学先生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更没有在课堂上提过我一个问题，甚至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落在我的身上。连我做的作业，他也是写上一个“阅”字，从来不打对错。
我的化学成绩便是从那时开始拉下来的。因为这个，我上了高中之后，不得不报文科班。而当时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到天下都不怕。可见我的牺牲是多么大啊。
一切都是我的嘴巴惹的祸。
而我所说的拉拉扯扯，其实也没有多大事，但那位颇感兴趣的工作组长就是不放过，他天天避开了工作组缠着我，要我说出实情。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大约也意识到他的处境，很希望我能说出来。于是我便对工作组的老同志说，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他们手拉着手在对面山坡的竹林里散步。
工作组的同志说，你怎么知道？
我想说我看到了的，但我又怕他们知道了我喜欢这个女孩的心事。于是沉默。为这事，这位老同志还跑到我家里搞了一次家访，给我家拎了两盒点心。我父亲很高兴。他作了那么多年的农民，城里人还是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还提着东西，说明看得起他，他当然很高兴。但我父亲却不许我乱说，他把我叫到屋外，在我头上先来了一下，然后正告我：人家一个女伢，你瞎说人家以后怎么活呀？不管有没有哪事，你都不能说。我父亲还怕我像当初那样，他哼了一声说，你要是乱说，我非把你的腿打断不可。
我没有理父亲的茬。无论工作组的老同志怎样的引诱我，我都没说一句话。我那天非常尊重和尊敬我父亲，觉得我父亲的做法大出我的意外，让我对父亲产生了另一种看法。
因为这种看法，我第一次选择了闭嘴。
后来，在老同志失望地出门时，我父亲把那两袋点心送了出来。老同志再三推辞。我父亲坚决不要。他的脸上笑嘻嘻的，看不出什么。我却因为这个在那天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其实我突然不说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父亲的威胁。他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除了对父亲的尊敬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
有一天，那位女同学遇见了我，拦住我后对我说，我知道你喜欢我……但你愿意看到我倒霉吗？
当时周围没有别的人，可我的心却狂跳起来，像要爆炸似的。我赶紧声明说不愿意不愿意。
她看了我几分钟，然后走了。
多少年后，我还记得她当时看我的眼神；多少年后，我还为“拉拉扯扯”这四个字后悔。那一次我才知道，说实话有时也是伤害人的，这使我对化学老师多少怀有了一些内疚。我们黄安人害怕这种内疚，因为我母亲告诉我，只要是对人怀了内疚，一般都是没法子还的。也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志之所以对此事如此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女儿早恋，而且也是与一位老师；其二，他的表哥与这位先生的哥哥竞争政府的某一个职位，但这位先生的哥哥却上去了。
一件事搞得这样复杂，使我开始对世间的人感到害怕起来。以往，我只害怕那些板着脸的人，认为他们肯定厉害；但从此事之后，我害怕那些经常笑脸相迎的人了，因为板着脸孔的人不高兴你能看见，而那些整天笑嘻嘻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么事，是不是想整你或者想整别的什么人。
而当时我还不懂这个。当时经过了这事之后，我对化学一点也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也一落千丈，由第一名降到班里的十五名之内。这使我母亲非常惶恐。她忽然发现我不说话了，心里也总是无端的失落。而所有的老师们，在我面前从来不敢流露出一点错误，生怕日后成了调查他们时的罪证。他们对我敬而远之，我亦对他们敬而远之。可以想见，那时我曾经是多么孤独。倒是那个与老师谈恋爱的女同学，还对我露出少许温情，感谢我曾经刀下留人。可我那时对朦胧的早恋已不再感兴趣，对她也是敬而远之。那时我没有一个朋友，换句话说，在老师的冷落下，再也没有一个同学敢靠近我。我变得落落寡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话少起来了，我感到了心里空空荡荡，闲下来时一个人坐在田埂上，心头总是刮过一阵又一阵的秋风。
到我初中毕业时，失败的情绪笼罩了我好长时间。这使我染上了浓重的忧郁。一直到我后来上了高中直至大学毕业，我都没有从那种失败与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多少次我生活在这个安逸的大都市，我还梦见当初没有考上师范和重点高中的那种恐惧，那种茫然无助和前途无着的痛苦，总在恶梦中紧紧地跟随……
我老婆说，谁让你喜欢说实话呢？多嘴多舌的孩子要学会沉默。
高中时代，我便变得沉默了。失败的痛苦加上周围异样的眼神，使我开始对周围的世界懂得察颜观色。幸亏换了一个环境，不然又会回到当初那种可怕的恶梦中去。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人们为什么喜欢编织一些“善意的谎言”来代替实话，特别是说谎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必须之后，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因为这个，大家都认为我很世故，加之我不声不响地为班上做了好几件漂亮事，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因此在同学们的眼里，特别是在“过来人”的眼里，我显得非常成熟。
成熟其实是一个极为可怕的词。这个道理是多年后已成家立业的我才悟到的。如果按我现在的想法，当然希望幼稚一些好，可当时我却特别渴望成熟。连我弟弟有天也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八面玲珑，四面圆通了？
我想是呀，我什么时候变得像是另外一个人了？
那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也像周围的人那样，慢慢开始说谎。我第一次说谎时还吓了自己一跳，责备了自己好长时间，但过后不久便习惯了。毕竟说谎，有时真的是一件善意的事。大家都在说谎，我不过只是把事情换种方式说而已，不这样干有时真的行不通。因为这个，人们都说我变得很成熟，大家也认为我非常老练。我因此当上了学生会的骨干，一直担任着班上的重要职务。我知道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什么话是什么时候该说的，什么话是什么场合不该说的，这一点让老师很欣赏。他们说，你以后要是上了大学，毕业了最好去当秘书，领导就喜欢这样的。
我想，是吗？当秘书就必须这样吗？
想想多少年前，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时的嘴巴为什么就关不住呢？原来生活改变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啊。
许多年后，我有幸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到外地的大城市工作去了，像无数从黄安城走出去的人一样，再也没有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大学毕业后，我却没有当秘书，而是到机关作了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像几乎每个奋斗到大城市里的农村娃一样，我平平静静、平平常常而又平平淡淡地生活着。在单位里，逢到好事，我与谁也不争不斗，结果好处却常常会落在我头上，让单位的同事觉得我私下肯定做了不少手脚；而在家里，我更是对老婆百依百顺，嘻皮笑脸，由着她去，她对我万分信任，却不知我已有了男人们普遍都有的那些想法，虽说没有相好，但要发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说话的好处由此可见一斑。那时，我始信为什么古人要说“沉默是金”的话了。
那真是金玉良言啊。
相信第一个说这话的人，肯定经历了太多的苦痛。于是我对这位不知名字的高人，一下子变得万分感激。
后来，时间慢慢流逝，我虽然不曾像别人那样在屋子里或桌子的底板下写过诸如“缄默是金”的警句，但已懂得了沉默的力量，听惯了“做大事必须闭嘴”之类的箴言，理解了大多数人为什么会在日常生活中，变为沉默的大多数，化作了深藏不露的民间哲学家。
再后，我在外成家，立业，并且过上了另一种与黄安城里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是我父亲一辈子也不曾经历过的生活。我父亲在我一天天逃离他越来越远的同时，也开始渐渐地老了下去。那时每次我回家，我父亲早已不再说我什么了。无论我做什么事，他不再干预，再也不唠叨我多嘴多舌。相反，每次我回去，他却时时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能与他多说上几句话。每次讲完某个话题，我父亲总是要问，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后来便是我不想说了。我知道说了父亲也不会懂，但我不说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那时我经过了复杂的城市生活，已变得相当沉默，成了我生活的那个城市之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沉默，有时我可以和父亲一声不响地坐上半天，看着茶杯中的水漫漫淡下去也不说一句话。一件件的世事已浸入我的血液，慢慢地改变了我，使我“不说话”已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一点让我父亲非常奇怪，由于我的沉默，他的胸中好像憋有了很深的愤怒。如果稍长，他坐在那里极不平静，吸起气来呼呼地响，好像要把一肚子的东西都吐出来，非常不高兴地看着我。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我父亲便把拐仗在地上狠狠地一敲，起身走了。
我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像一尊千年不语的菩萨，虽然我也敬畏“沉默是金”的箴言，但的确是再也不喜欢说话了。换我老婆的话说，我真的在长大了，属于成熟的男人之列了，开始变得深沉。其实，从走出黄安到我在这个大城市安居乐业，也不过只有近十年的时间。也不知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使十年的岁月，把我由一个多嘴多舌的孩子改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我生活在机关，尽管机关单位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不是吃香的职业，但像我们从黄安那样走出来的人，对机关抱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好像只有机关，才是修成的正果，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那是我们的父母多年来盼望着我们过上的生活。
而有谁知道，机关处处是机关啊！机关，可以让一个年轻热血的小伙子，像我们办公室的老科员黄金那样，变得秃顶，变成一个小老头，看上去，他的一生就如他写的总结那样，真的是碌碌无为。
那时，不知为什么，我在挣脱不了机关的同时，开始喜欢回想往事，回想童年和少年，回想过去那些曾经荒唐但却无比激越的岁月。我对逝去的岁月总是充满了怀念。我不知这种怀旧的心情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开始苍老了下去。但我敢肯定，每一个从小地方奋斗到大城市里的人，都会在城市中苍老下去。城市的生活总是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而我们当初一点也没有觉察，还生怕自己不像城里人，就那样由悄悄模仿到事实上成为其中真正的一份子。
那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子，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但我们却为此津津乐道，并感到了无限的满足和幸福。
我知道，这些都是懂得了沉默才换来的结果，也便理解和接受了沉默的大多数，乐于和他们一起，在城市里过着世俗而又平庸的生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