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家无不以一书开天地而定江山，不过多数人的成名之作都不能成为历史的沉淀，而真正成为经典文学作品的则是凤毛麟角。第一版于1947年问世的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就是一部传世名作，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小说以一乡望族子弟、留欧荣归方鸿渐为主线，牵出了现代儒林的芸芸众生，勾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世间百态图。
平心而论，方鸿渐虽然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但此君的品格不算卑鄙，头脑也不糊涂，不过却是个庸常之人，怯懦之辈。这就难怪作者在他的人生旅途上，设置了一路“围城”：
首先进入的是爱情的围城。方鸿渐被回国时船上邂逅的鲍小姐欺骗感情后，来到上海就整日周旋于大学同学苏文纨以及苏的表妹唐晓芙之间。矜持自负的官宦小姐苏文纨，居然看上了玩世不恭的方鸿渐，而方鸿渐的梦中情人则是漂亮乖巧的唐晓芙。一场滑稽戏在无聊、空虚和庸俗的群儒中上演着，在宴饮交际、谈诗论文氛围中持续着，最终以失败者方鸿渐走出围城而告终。
在同时冲破爱情牢笼的赵辛楣引荐下，方鸿渐与李梅亭、顾尔谦和孙柔嘉结伴同赴内陆的三闾大学任教，使方鸿渐在无奈中踏进了一个新的职场围城。在这所大学里，出现了《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一长串群儒画廊，林林总总的各式人等，在这个游离于当时抗日烽火之外的舞台上长袖曼舞，竞相逐鹿。在粉墨登场的儒生中，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训导长”李梅亭，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作者着墨不少的还有道貌岸然、老奸巨猾的酒色之徒、校长高松年，外形木讷、内心龌龊的假洋博士、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趋炎附势、呼群结党的文学系主任汪处厚。对一些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如年轻教师陆子潇、副教授顾尔谦，以及女生指导范懿和汪太太那样的情场女子，尽管一笔带过，却也形象鲜明。
在作者的笔下，围城中三个主要人物方鸿渐、赵辛楣和孙柔嘉，多少还是有一定责任感，道德性的文化人。其中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赵辛楣或有一技之长，而看似娇柔温和的孙柔嘉，却也是深藏不露的女中强者。他们或许可能成功成才，但在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却只能不断消耗聪明才智，努力寻求新的生路，无望而孤独地挣扎着。
职场的围城开裂了，从墙缝中逃出的方鸿渐开始了又一段人生之旅，他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两者的结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失业的焦虑，婚后不断发生的争吵，使方鸿渐不自觉地陷于家庭围城。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三亲六故的介入，及至仆人也参与其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由方鸿渐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燃起大火，建立不久的新家终于解体。再次冲出围城的方鸿渐，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企图奔向一座更陌生的围城。
《围城》一书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确立了它成为一本得以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围城》的思想意蕴十分广泛和深厚，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生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一重大课题。作者特别对骨子里被民族劣根性染黑的芸芸群儒——他们中不少人居然还是留洋海归者，予以最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笞。另一方面，作者在《围城》一书中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读着里面的精言妙语不禁令人忍俊不禁，更是拍案叫绝，真难以想象这一连串精彩语句是怎么想出来的。
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到鲁迅的小说、杂文，再到钱钟书的《围城》，将近三百年的光阴飞逝，然而中国的文人士子，知识分子，却一直在封建文化（美其名曰“传统文化”）污泥浊水中浮沉求生，得以突破围城而上岸继续前行者少之又少。于是庙堂文化，歌德文学，恶搞作品，屎尿诗文，不仅没有被时代大浪淘尽，反而变得春风吹又生。恰如闻一多所言：“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知识分子的觉醒与担当是社会和民族的希望所在，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意味着一个社会最后的彻底堕落。
《围城》以方鸿渐之父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的祖传老钟为结尾，这口宝贝钟是每小时“只慢七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五个钟头的钟：
那只祖传的老钟当当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一，二，三，四，五，六”。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简等鸿渐回家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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