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班群英谱

    绍兴二中（今稽中）高中五九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有六个（一年后合并为五个）班级。

    说它特殊，一是这个群体是在极左思潮下度过三年时光的。毕业后有一大群学生因出身“黑五类”，高考前就在志愿书上被盖了“不宜录取”的印章，他们交上去的试卷根本不被批阅，进不了大学，就意味着一生的坎坷。二是短短三年中经历了停课大炼钢铁，勤工俭学，寒假修建水库，暑期参加双抢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然而，恰恰是这群历经折腾的学生，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也恰恰在这群先天不良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

    一班的航天专家盛智龙，二班的血液病名医董鹏春，三班的生态环境研究员单孝全、肿瘤中医名医王绪鳌，五班的国家名中医鲁贤昌等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和各自的行业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在五个班中的四班，更是人才济济，张桂铭、邹志方、陈志林、宋胜林、钱锭、王运升、张天槎等同学，无不令人刮目相看。

    2021年6月4日，知名文史学者、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陆游研究会会长邹志方病逝，享年83岁。这一消息引起了绍兴文坛极大震动，有纪念文章甚至说，震惊了半个绍兴文坛。邹志方曾经大量阅读陆游，深入研究陆游，全力宣传陆游。他的研究涉及诗词、地方文史等领域，除陆学外，还以对浙东唐诗之路的深入研究而著称。作为教育工作者，邹志方热心于传道授业，对诸多学生关爱备至，其门下桃李芬芳，许多学生受其影响，至今仍从事文史研究。2005年退休后，邹志方仍笔耕不辍，花了大量精力阅读、撰文和整理旧著。直到去世前一月，他仍沉浸于书海中，阅读陆游相关的研究著作。

    2003年9月，以谢晋为领头羊的百名海内外谢氏子孙集聚上虞参加东山文化研讨会，我当然是其中之一，不姓谢的邹志方也来了。老同学见面热烈交谈，我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后来我屡去家乡，在越文化研究会宴请时与邹志方有过见面的机会，当他获知我在退休后专事文学创作，一次特地邀我去文理学院他家中畅谈。此后邹志方不断寄赠给我他的新作，不久前我已全部送交母校图书馆留存了。

    1964年8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的陈志林，被分配到北京军委工程兵原子防护工程研究所工作。工作期间，先后参加过原子弹、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组织和指挥实施各种大型化学爆炸。在三十余年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探索研究中硕果累累，多次立功并获得许多奖项。他的一头脱发，也成了他一生献身两弹事业的光荣记录。

    我与陈志林在少年时曾有一段缘分，那是1955年暑假我与他分别作为绍兴一初和二中的学生代表，在新浙大（现浙大玉泉校区）一起参加了浙江省第一届中学生夏令营。初中毕业后陈志林继续在二中上高中，而我也被保送到二中，同在一楼，一条楼梯通道之隔，我们在校时却并无什么来往。2012年母校80周年那天我与陈志林、许曼兮夫妇见面后，特地到了他们家中，向陈志林赠送了一张我们当年在夏令营的合影。

    曾挂有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等诸多头衔的张桂铭，是中国现代极具原创力的国画家。张桂铭在196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同年入上海中国画院。他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功夫，， 80年代中期由人物画转向花鸟画大师吴冠中对他的画作评价说：“张桂铭画得很好，他十分重视自己的感受，他的画是每次不同的感受创造出来，只求效果，不择手段，即选择一切手段发挥了传统笔墨的柔和细腻，又打出了叛逆的师承，用最大的勇气，达艺术之通途。”

    我与张桂铭相识约在2005年。一天他突然敲响了我家的门，自我介绍说是稽中四班的张桂铭。见面后他赠我几本画册和杂志，我才知道来者原来是沪上画坛名家。由于获知我与大画家吴冠中交谊甚笃，他意在通过我请吴冠中为其一本即将出版的画册题写书名。自此我与张桂铭时有电话联系，曾两次去他家作访，每次都蒙他招待。此后听绍兴市文广局局长李永鑫谈及，在绍兴创桥直街开办了一个张桂铭艺术馆，于是我提醒张桂铭注意保留自己画作的版权，他告诉我艺术馆中的展品全系借用，版权唯他自己拥有，我也就放心了。2014年9月22日凌晨，张桂铭因心肌梗塞在地下画室去世，享年75岁。噩耗传来我去电向他夫人致以悼念，听到电话中的悲泣声，令我不胜哀痛。

    四班很不简单，孕育了一位艺术家张桂铭，同时还诞生了另一位艺术家宋胜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仅仅一条楼道之隔，我与宋胜林在三年求读期间竟然毫不相识。毕业后五十多年中，对这位被誉为“江南一神刀”的工艺名家也不闻其名，可谓孤陋寡闻矣。在稽中八十周年校庆时活动之际，看到校庆筹备组组织的校庆活动中，有一项是“宋胜林的剪纸艺术讲座”，我才知道这位邻班老同学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剪纸艺术家。

    宋胜林习艺四十余年，习作数千件，担任杭州工艺美术大师、杭州剪纸艺术专业委员会会长、浙江开明画院特聘画师、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宋胜林的剪纸则多是非黑即红，如同法国作家司汤达长篇小说之书名《红与黑》，雅俗共赏，妇孺皆懂。

    我与四班另一位同学钱锭不仅早已相识，而且还有一段特殊的朋友关系。在一初念书时，我担任五班的班长，当时同届学生共有六个班。后来一位在六班“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同学被分到了五班，此人就是钱锭。五班素有尊师重道、学风浓郁、彼此关心、情意浓浓的班风，钱锭调到五班后，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后来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五班真是个好集体，我很爱这个班级。”

    身高1米8几的钱锭，在那个年头已经是鹤立鸡群了，而难得的是，他是篮球场上的高手，每逢大小球赛，钱锭必是主力。终于，他被浙江省篮球队盯上了，高二下半年被抽调到了省队。其实在专业篮球队队员中，钱锭的个儿就只能屈居为“武大郎”了。但凭借他的基本功底，勤学苦练，精益求精，逐渐成为省队主力队员，为浙江队南征北战中屡战屡胜立下赫赫战功。退出男队后，钱锭又被任命为浙江女队主教练，率领女队打遍天下，虽非横扫天下，却是捷报频传。年岁不饶人，球艺已经誉满体坛的钱锭，不得不从省队退休了。消息传开，浙江各地的业余球队争相聘请他做指导，没有一天“今日得宽余”。直到一次浙江省聋哑人篮球队发出聘请信号，钱锭感到这是他在晚年发挥余热的最有意义的机会，尽管廉颇老矣，但却欣然答应，遂有了后来他和聋哑队员的深情厚谊。

    1970年“九一三”事件前夕，军区疗养院大夫王运升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据说是由王永胜下令）调令，命令他及全家人立即调到北京，接任《解放军报》医务部主任。军令如山倒，他们就带着两女一子一起来到北京。报社离我家骑车仅十分钟路程，王运升前脚刚到北京，后脚就经我们二人的朋友周形海报讯搭桥联系上了。从此一口浓重乡音的王运升就成了我老母亲的保健大夫，每当母亲身体不适，只要王运升那一口绍兴话传到耳边，就能够神奇般地声到病除。

    王运升的成就并非在医学界，而是在他退休后，彻底放下手中的听诊器，手上操起了高级相机。他年复一年地在京内外、国内外寻景摄影，摄影作品屡屡获奖，他在一本厚重精美的《童叟心画（王运升摄影作品选集）》中自豪地说：

“摄影成了我退休后的主要项目了，只要天气好，我就早早起床，骑车去公园，那里空气清新，令人心情愉快。为寻找风景点我东奔西跑，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得到了精神享受，有百益而无一害。这几年，北京的大公园和名胜古迹我基本已跑过，感到不过瘾，想到外地去跑一跑，拍些好照片。于是我跑到天南海北，拍摄呼伦贝尔大草原、新疆雪山、沙漠、内蒙胡杨、云南昆明梯田、黄西桂林漓江、北海银滩、江西婺源油菜花、湖南张家界、海南三亚、杭州西湖、山东荣成天鹅湖、厦门鼓浪屿等等。我还出国跑了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了几万张照片。老年人摄影师最好的一种锻炼方式，活动量大。这几年下来，我的糖尿病控制得很好，各项指标均已正常，睡眠很好，感觉浑身是劲。现在我在外面摄影，跑几公里，爬山头，也不喘不累。”

    自1959年从二中毕业以后，我对母校从不关心，在校三年期间有点伤透了心。直到有一天稽中校长张天槎来到北京，唤起了我对母校的感情。张天槎的北京之行，是来为学校六十周年校庆向首都校友报告校庆信息的，其时他是稽中校长，而我正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的任上。那次来京张天槎并未找到我，是事后他四班同班同学王运升告诉我的，老王还说，张天槎找了数位稽中校友在他家聚谈，会上提出成立一个北京稽山中学校友会，大家推举我当会长。就这样，这个“会长”的“桂冠”在我头上整整戴了三十年，几欲摘除却至今未能如愿。张天槎在稽中当校长约有十年之久，虽然不了解他在任职期间的成绩，但听说稽中的省理科和外兼文科的高考状元都出在那十年间，仅此一斑也就足矣。

    我与张天槎有十二年乃至十七年同窗的缘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都在同校，但却都不是同班。后来我们又被“追认”为大学校友，本来张天槎毕业于杭州大学，我则就读在浙江大学，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因“四校合并”，我们再度成了浙大校友。稽中毕业后我们失去联系，直到2012年母校八十校庆那天终于久别重逢。尽管阔别已久，但彼此却一看就像，因为两个瘦老头面目依旧，形象不改当年，久别重逢，却没有那种岁月改变了容颜和体态的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