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愁字了得
人说北京的秋天是“金秋季节”，我有幸在一个金秋季节跨进了京城的门槛，而且恰好是在一位也来自浙江同乡的文学大家到故都探寻秋色的整30年后，踩着他的脚印从杭州出发一路走过来的。
1934年8月，为了寻访秋“兴”和品尝秋“味”，诗人、散文家郁达夫携妻与子来到故都北平，欣喜地“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他在8月16日的日记中记叙道：“今天是双星节，但天上布满了灰云。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见景生情，诗兴顿生，就在翌日早晨，一篇传世美文《故都的秋》流水行云般地流自他的笔下，字里行间吐露了对故都北平真实、纯粹、自我的向往和眷恋。且听听他在这篇名著中是怎么说的：
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不远千里赶到北平来饱尝“秋味”，更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挽留和延长故都之秋，这种真挚感情令人闻之动容。作者之所以对故都的秋如此倾倒，自云是因为它“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清”、“静”、“悲凉”，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故都秋的独特色彩。但是能够承接北国秋天雨露的决非泛泛之辈，只有郁达夫这样心有灵犀的大家，才可能从秋色中汲取灵感和酿造情怀，抒写下如此优雅、隽永而细腻的传世佳作。
我早先拜读过这篇名作，但只有在走进北京、身临其境之后，才真正领悟到被大作家定格于“清、静、悲凉”的京城之秋。“时代的列车隆隆地响”，在某个大清早把我送到京城，当我走出闷坐了27小时的车厢时，迎面而来的正是秋色的热烈拥抱。高爽、清新的秋空秋气，让我顿时感到心怡神旷，不仅一洗拥挤上车时留下的满身汗迹，而且烦躁不宁的心情也倏然间变得安静舒畅。当我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站前广场，望着蓝得那么经典的天空，漂得那么自在的云絮，挂得那么高远的太阳，净得那么透明的空气，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北京，你好！”
怀揣着一张看似轻飘飘却是沉甸甸的“报到通知书”——一张北京发给我的出生证，我就在下车的那一刻起，成了首都的儿子，京城的市民。半世纪的长游，目睹京城从昔年世人笑谈的“国际大村庄”，华丽转身而一跃跻身于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会。但于我来说，深深地镶嵌进脑海而至今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那一幕初见北京时的美好印象。
虽然北京变富变阔也变得洋气了，然而郁达夫笔下“清”、“静”的影子却再也无法找回。只是那怆然的“悲凉”感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我心中滚动着愈来愈沉重的回音。
是的：当目睹雄伟的古城墙——那数百年来京都的忠诚守卫者在瞬间被轰然推到时；当目睹古朴的四合院——那一大群垂手恭立的胡同缔造者相继被成片扫平时；当目睹一幢幢摩天大楼肆意地把古都整容换装，打造成为山寨版的纽约城时……
是的：当看到汹涌的人潮无休止地从四面八方汇来，吞没了庄严的千年文化名城时；当看到数百万辆汽车匍匐着在街上龟行，堵塞了京城的经络血脉时；当看到尾气以及燃煤、工业、扬尘排放的污染颗粒，将巨大的阿拉伯妇女头巾强罩在首都的头上时……
我能不感到悲凉吗？而且这种悲观的感觉是否还会延续下去呢？沙尘暴的疯狂肆虐犹在眼前，雾霾的巨大魔影却已把我们吞没。君不见，伟大的京城如同投石冲开的涟漪，还在一圈圈地向外扩展；排着长龙阵的汽车队伍依然玩着接龙游戏，不断往后延伸；P2.5颗粒犹然毫无顾忌地为癌细胞做导游，在北京人的心肺和血流中畅游……
然而不管北京怎么被整容变脸，也不管现代化传染病怎么侵袭首都的肌体，这座巍巍大都始终拥有和保留着人类最宝贵的文明瑰宝——颐和园、圆明园、天坛、长城，尤其是作为京师之心、古都之魂的紫禁城。明、清两代24个皇帝在此坐镇执政之地，煌煌天子城，巍巍古建筑，令人叹为观止。
在城楼下广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气势轩昂地矗立着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现代大建筑，磅礴中透着精美，宏伟中显得古朴。站在广场，环顾四围，古老和现代的交织，庄严和艳丽的辉映，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自豪之情；仰望建筑，聆听历史，仿佛听到五四运动的怒吼声震长空，“四五风暴”的惊雷响彻云霄，在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宏亮嗓音中，回荡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欢快歌声。
如今紫禁城天天人潮汹汹，天安门广场日日人海茫茫。在这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东方皇城，看着无休止的人声鼎沸，不间歇的人迹熙攘，我为此感到忧心忡忡，真担心有一天亿万只沉重的休闲鞋、高跟鞋、旅游鞋，会踩碎这块浓缩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翡翠盘。
“怎一个愁字了得”！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独怆然而涕下
当我从天安门前的歌山花海走进千秋古阜幽州台遗址时，欢乐的心情骤然变得凝重了。
幽州台即黄金台，亦称燕台，“金台夕照”也是八景中最悠久的一个古迹。黄金台是战国时期燕昭王听从谋臣郭隗的治国之策而建造的，台上置千两黄金，招揽天下贤士，思想家邹衍、军事家乐毅等均应募来到燕国。燕昭王尊邹衍为师，拜乐毅为上将军，近悦远来，引来众多英才，遂使燕由弱变强，“下齐七十余城”，报了齐国入侵之仇。金台古迹已成为一块招贤强国的千古标碑，站在台上，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沉重地回响千余年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唐诗人陈子昂在幽州台吟下的著名诗篇。由于武则天的不信任和不重用，使诗人的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当他登上幽州台时，想起了燕昭王和燕太子丹礼遇贤士的历史事迹，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悲怆长叹，吐露了纵目古今、一览时空的宏大胸襟，也诉说了蹉跎失意、孤单寂寞的哀伤情绪。这种经历和遭遇，前曾有古人，后更多来者。陈子昂的叹息声传彻古今，激起多少人的共鸣，成为千百年来被困厄和遭迫害的有志之士的共同叹息，大诗人李白继之发出了最沉重的千古一叹（《古风（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
继陈子昂之后，相继有诗人来到燕台，也许不完全是为响应陈子昂的叹息而来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悲情的感染。唐诗人祖咏宦游边塞重镇幽州，登上这座慕名已久的燕台，极目纵观，守边大军的雄威军容和燕幽之地的壮美风光，激动和震撼着他的心灵，在《望蓟门》一诗中唱出一曲请缨立功的高昂战歌：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驻足黄金台上，遥想当年，每个到此一游的诗人都会有一番感想，并且也都会用诗发表议论，抒发慨叹。姑且不论孰是孰非，但是燕昭王的背影激发了诗人们的一个共同心愿：为国家建功立业。燕国在北京留下的历史光圈，不止是那位招贤强国的燕昭王，还有一位他的后代、在蓟城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的燕太子姬丹。他编导一出千古绝唱的“荆轲刺秦王”历史剧，引出了一群响当当、硬梆梆的燕赵之士。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秦灭燕的前夕。为阻止秦的东进之势，在太子丹的重托下，侠士荆轲携樊于期之首毅然渡易水西去刺秦王。荆轲在易水之滨告别太子和诸送行者时，在高渐离击筑伴和下高唱一曲悲壮的离别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仅令在场的送行者热血沸腾，而且使后人一直感念不已。唐诗人胡曾有诗《易水》云：
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北送荆卿。
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
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至今已定格为史家的公论。而如果没有田光、樊于期、高渐离、荆轲这一个个名垂竹帛的侠士身影，像一道道掣电在飞驰的马蹄后激起一串串雷鸣，燕赵古国何以能成为侠士之乡；如果没有一个在沧海横流时刻敢于挺身救国的太子丹，蓟城何以能出现惊天闪电，燕赵大地又何以能响起动地轰雷？
从幽州台的歌吟，到易水畔的追念，形成了北京史诗中最古老的篇章。
英雄造事令人惊
作为黄河文化的窗口、中原安全的门户，北京总是最敏感、最迅速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晴雨和军事形势的胜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征用数百万役卒，修成了一道“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对防御匈奴入侵，对保卫黄河流域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当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站在明代在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城关时，不禁缅怀起秦始皇的伟大功绩，感慨地赋下二首《登万里长城》，其中一首曰：
秦时楼堞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
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
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
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每当中原朝代从兴转衰之际，也正是北方民族入主华夏之时。唐朝的衰落使辽宁北部游牧民族契丹的统治者，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了燕京重镇。然而不到两年，燕山府复又落入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之手。靖康之变宣告了北宋王朝的死刑，金国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但中都的金政权又很快就被蒙古铁骑摧毁，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燕京为中都，作为陪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次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并将都城从上都开平迁此。从此，北京中止了在古都圈外的徘徊，跻身于中国大古都的行列，取代了长安、安阳、洛阳、开封、南京和杭州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成了北京新主人的元朝统治者，对大都的建设可谓不遗余力，忽必烈废弃旧城，以琼华岛为中心，另建新城，这就是著名的元大都城。新建的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赞誉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可以描述”。历史不应忘记辽、金、元各朝中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帝王将相和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动和推动，民族融合的过程也许就不会那么顺利和成功。元朝就更不一般了，著名道士丘处机和开国大臣刘秉忠，曾分别作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谋士和元世宗忽必烈的辅佐，大臣耶律楚材、大臣杨惟中、杰出建筑家也黑迭儿、理学家许衡都是在朝廷推广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在这一时期，大都孕育了伟大戏剧家关汉卿、著名戏剧家王实甫、杰出数学家朱世杰、剧作家马致远，为这座在少数民族治理下的都城增添了一轮艳丽的光环。
不过有一个例外，南宋末年的一位丞相文天祥却拒不与外来的元朝政权合作，他在大都被囚禁4年，并在柴市口（今北京菜市口）为忽必烈所斩杀。就民族融合的角度说，他似乎未能与时俱进；然而从民族气节和传统美德的意义论，他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成了激励和感召多少志士仁人的千古壮语。
在各个民族的共同维护和不断建设下，北京愈来愈亮丽了。
观鱼胜过富春江
然而，真正震撼人心的亮丽，是明清时期的北京。气势磅礴、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拥山抱水、千姿百态的皇家园林，如同一抹晚霞燃红了中国和世界的上空。
明清五百年的惨淡经营，奠定了北京城宏大规模、华丽风貌、庄严格局和尊贵气派的基础。作为人类的瑰宝，北京城汇总了宋辽金元的历史遗产，凝聚了明清两代的文明精魂。延续五百年的建设，是从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营建北京城及宫开始的。永乐十八年峻工的紫禁城（今故宫）是京城的核心，“紫禁”之名寓意于“紫微垣”（星座名，喻帝王宫殿所在）和“禁中”（秦汉时称帝王居住之所）。紫禁城的出现，使中国封建社会建筑艺术中最精彩和完美的瞬间，连同那金碧辉煌的色彩，基本上凝聚和固定下来了。由外朝三大殿和内朝后三殿等九千余间巍峨华丽、高低错落的殿宇宫阙组成的紫禁城，曾经是明、清两个朝代24个皇帝面南而坐、君临天下之处，留下了他们数不清的杂乱足迹和斑驳史事。明朝北京城龙盘虎踞，气象万千，其时诗人岳正有以曾写《都城郊望》诗赞曰：
神鼎当年定蓟门，舆图遍览此方尊。
天文析木三河近，王气全燕万古存。
水绕郊畿襟带合，山环官阙虎龙蹲。
何须百二夸周汉，一统今归圣子孙。
清朝对北京建设的主要贡献是大型皇家宫苑的兴建。除以三海（北、中、南海）为中心的扩建形成了更加美丽的宫苑风景区外，更在北京西郊兴建并形成著名的“三山”（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大型宫苑风景区。由于新建的皇家园林多集中在北京西郊，后人对此曾有“园林之海”的称谓。此外在承德还兴建了避暑山庄。这些皇家园林建筑，集天下精华之大成，聚南北美景于一园，把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推向了巅峰。
明清五百年留给北京的，当然远不止金灿灿的宫殿建筑的波浪，也远不止绿茵茵的皇家园林的碧毯。还有更多的是来自异域的古寺和宝塔，以及埋葬在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等冥冥世界中的无数瑰宝。清戏曲家洪昇在《京东杂感》（十首之一）这首中，描写了明陵的颓垣断壁之景，抒发了兴废怀旧之感，素描淡写地画出了明清五百年北京的朦胧轮廓——暮色中的辉煌：
雪隐前山烧，林开小市灯。
软沙平受月，春水细流冰。
远望穷高下，孤怀感废兴。
白头遗志在，指点十三陵。
作为这两个泱泱大朝的京都，北京目睹了它们先强后弱、由盛而亡的过程。盛衰兴亡乃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特征和走向，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这两个王朝却都是在奇耻大辱中送走末日的，并因此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跃进明清史海，自然是错综复杂；旁观宫闱丑事，却可能一目了然。称为“阉党”的宦官专权乱政，成为明代政治黑暗的重要特征之一。清王朝国势的衰落源于乾隆，最大的罪魁祸首则是慈禧。
发生在明朝北京城的无数事件中，真正让人们留下记忆的是与北京城命运息息相关的三个历史人物——兵部尚书于谦、兵部尚书袁崇焕、朱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然而作为胜利者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42天后，却不幸成为匆匆的过路者，在以一串无言的脚印向古都告别的同时，也将一串含意深远的删节号载入了北京的城史。
朱由检之死，李自成之走，都是在瞬间发生于北京的历史悲剧。人们对崇祯评说纷纷，却较少谈到李自成，唯今人裴慎在《煤山怀古》诗中所说，李自成也同样有负苍生：
万岁山前谁退兵？仓皇出走老槐横。
人来都道朱由检，我却独悲李自成。
腐朽焉能守帝边？英雄何亦负苍生？
古今得失无强弱，要在容才肝胆明。
崇祯十六年（1643年），6岁的福临即位清帝，年号顺治，由皇叔多尔衮辅佐，进占北京，“定鼎燕京”。从此北京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共有十个皇帝监朝，历时268年。顺治之后，清帝国进入了史称“康乾盛世”的发展和繁荣时期，一个被吹嘘得玄玄乎乎的黄金时代。毋庸置疑，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政治逐渐安定，经济生产得到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增多。其实在盛朝辉煌的背影下，却遮盖着封建王朝的残暴和杀戮，伴随着随意可以抄没九族的文字狱。
“盛世”的颂歌和“圣君”的赞诗，如春风化雨般地遍洒大地，皇帝愈做愈老的乾隆能受得了这种阿谀奉承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万岁”欢呼声中，清朝廷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挥霍风、浮夸风、贪污风、腐败风，臭名昭著的和珅就是康乾盛世后期的怪胎。然而，闭目塞听的大清君臣们何曾知道，甚至在康熙还没有执政的时候，发生在英伦三岛的那场以蒸气机为笼头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驱动了世界近代史的车轮。随之而来的是在法国出现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美洲大陆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独立。震撼西方世界的大变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世界在百年中的飞跃，胜过了昔日千年的蠕动。而正当西方列强疯狂地向外扩展的时候，乾隆和他的子孙们却还在封闭的状态下，盲目地沉浸在盛世的迷梦中，愚蠢地等待着别人的宰割。
即使生活在闭塞而没有多少自由的小空间中，敏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产生了一叶知秋的不安和忧心。就在清朝三代帝王醉心地布置“盛世”花园的时候，一位家道败落的文人，正穷困孤寂地蛰居在北京西山一带，倾心写作一部以10年时间而成稿的《红楼梦》，他就是曹雪芹。燕市狂歌叹遭际之不幸，秦淮残梦忆当年之繁华，使这位大作家清醒地看透了“盛世”光景。《红楼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腐败黑暗，也预示了它必然崩溃的趋势。没有人读懂曹雪芹，也不会从《红楼梦》想到大清帝国的未来，但历史最终证实了曹雪芹先见之明。
政治腐败、积弊丛生和国力衰微，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清朝门户。咸丰十年（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占领和大肆抢劫圆明园，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均惨遭洗劫。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侵入京城，使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而人类瑰宝圆明园索性被这群西方禽兽焚为废墟。
圆明园，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东方少女，带着一身千疮百孔的伤痛，怀着一腔九曲回肠的屈辱，沉默不语地伏卧在京城西郊，一卧就是百年。圆明园，这个浸满了民族血泪的国殇之地，她的每一处残垣都是一张愤怒的无声诉状，她的每一座断壁都是一篇沉重的醒世箴言。今天，当人们对改造圆明园使之成为水上游乐园的热情一度高过一度的时候，当从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中传出的热辩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不知道圆明园是在暗中窃喜呢还是在偷偷流泪。时代的歌舞可以一时覆盖岁月的伤痕，矫情的繁华也可以暂且涂抹痛苦的记忆，但是圆明园在改头换面之后，却也许永远失去了历史见证人的资格和身份。
当慈禧成为清室内宫朝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者起，使推动中国进步的一切梦想都成为泡影。在她的魔爪下，“百日维新”遭到扼杀。光绪皇帝被幽禁，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于菜市口。临刑前，维新志士谭嗣同拾地上煤屑在死牢壁上写下绝笔诗《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朝末代小皇帝宣统于1912年退位，标志着维系了268年的清朝统治就此结束，而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历史翻过了一页，然而对五百年的反思，还有必要作更深层的挖掘：明清两朝先后寿终正寝了，但是在五百年政治舞台上曾经一度叱咤风云、专权误国的昏君、奸臣和宦官，难道就不能借尸还魂了吗？发生在五百年间无数愚蠢可笑、怪诞不经的史事，难道就不能老戏重演了吗？
继明清之后，北京开始的简短而混乱的37年民国史中，字里行间或多或少地残留着五百年的墨迹。风云变幻的37年，京城既上演过袁世凯、张勋的复辟丑剧，也演绎过章太炎大闹总统府，林纾、严复的文学活动及其政治立场变化的故事；既发生过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也掀起过蔡元培、鲁迅、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既出现过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吴佩乎的影子，也留下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的足迹。而王国维、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学者一篇又一篇杰作、论文，也都是在这里问世的。
曾经到过北京的还有民主革命诗人柳亚子，在1949年4月29日送给毛泽东一首《七律· 赠柳亚子先生》。毛泽东在诗中劝柳亚子不要回乡去作隐士，留在北京参与建国工作比回乡要好得多。诗曰：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但愿世代更替中的北京，以源远流长的史流，博大精深的文脉，熏陶一代新人，树立首都新风。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期盼改革开放中的北京，以求贤若渴的心情，宽宏大度的胸怀，迎来四方贤才，荟萃五洲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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