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唐·崔颢《长干行四首（其二）》
一次与高中同学万玲正无意中聊起小学的事，说起她在绍兴就读的小学，最早叫培德小学，建国后改名为八字桥小学。听她这么一说，我才知道我们竟然还是小学校友，因为我也在培德小学念过书，不过仅三四个月。后来我转读于承天中学附小，这所学校在建国后也改名了，新校名叫缪家桥小学。
小时候并不清楚为什么学校要改名，后来才知道，原来培德小学、承天中学（及附小）以及越光中学（及附小），都是早年外国传教士在绍兴设立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自然是一种文化渗透，建国后一概被人民政府接收并转制改名，因此我和万玲正同学都曾搭上了后来被叫停的教会学校末班车。现在的“老绍兴”中，比我们年长者所剩不会太多，而且多数人也不会那么巧也正好就读在这两所教会学校，乘坐这趟末班车的当年孩子大概已寥寥无几了。
一提到教会学校，一般人立即就会想到上海、北京、杭州、苏州的数所大学。其中赫赫有名的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杭州的之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等。其实今天的绍兴年轻人难以置信，在你足下的这座古老城市，居然也曾有过多所教会学校。当然不是大学，只不过中（小）学而已，名气也没有那么煊赫。外国传教士在绍兴城内以及所属各县先后开办了若干中小学，但至1949年建国前，绍兴城内仅存两所教会中学。
其中一所就是越光中学。民国四年（1915年），美国基督教会在仓桥（后迁至延安路）创办了一所私立越材中学。到了1936年，又与浚德女子初级中学合并，成立了私立越光初级中学。1946年开始增设高中部，因学生增多，于南街辛弄扩建校舍，同时更名为私立越光中学。民国38年（1949）7月该校被人民政府接收后停办了高中班，改名为绍兴第三初级中学，从此与“教会”二字拜拜了。该校1975年又改名为绍兴市第五中学，并于2002年被合并入建功中学。
另一所学校则是承天中学。该校是清朝末期绍兴中华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在和畅堂水沟营交叉口附近购地20余亩，筹建的一所教堂样式新式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校舍建成并正式开学。因当时学堂旁边的水沟营口有一座承天桥，故取名为“承天英华学堂”。此后学堂几经波折，数次迁址，两度停办，最后改名为私立绍兴承天初级中学。民国38年（1949）7月，也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制为公办并改名为绍兴第二初级中学，当然也与“教会”绝缘了。现在该校成为绍兴文理学院附属中学。
我真佩服绍兴先辈的学问底蕴之深厚，“越光”、“承天”二字蕴含着十分深刻的乡土历史和地理知识，非我辈能轻易悟出。越光和承天两所中学属下各有一所附小，1951年9月，绍兴市人民政府接收城区受美国、英国、法国教会津贴的小学。原私立越光中学附小改为民办公助学校，易名民办鲁迅小学；我曾就读的原私立承天中学附小改为民办公助学校，易名私立缪家桥小学。
虽然同为教会学校，但与越光中学附小和承天中学附小不同的是，培德小学属于天主教，而前二者则为基督教。两教是同一个“宗”，却不是同一个“教”。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法国天主教会在府城八字桥天主教堂内开办培德中西学堂，设英语课。建国后，原私立培德小学也改为私立八字桥小学。
与八字桥小学连在一起的，是一座兼有罗马式与巴洛克的风格的天主教堂，这就是八字桥天主堂。此堂来由已久，法国籍神甫刘安多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购置土地5.46亩，于同治十年（1871年）建若瑟堂。因奉若瑟为本堂神，人称“若瑟老堂”。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天主教浙江代牧主赵保禄委托意大利籍神甫谢培德及法国籍传教士马福良，以所得部分庚子赔款，在绍兴府城扩建八字桥天主教堂及完善附属学校校舍。教堂建筑面积380平方米，可容700余人做弥撒。培德小学的校名大概与谢培德有关。
其后教堂的神甫不断更换。1950年8月，因新任神甫王若水在天主教内成立对抗人民政权的“圣母军”，在1952年天主教“三自”（自圣、自治、自养）革新运动中被依法取缔，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新路。文革中教堂遭到破坏，1987年修复工程得以竣工并于1988年7月复堂。如今教堂是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
除八字桥天主教堂外，在绍兴影响更大的另一教堂，就是堂址位于今绍兴城区东街大坊口的真神堂。此堂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由美国传教士秦镜创办，下辖6所支堂，属美国北浸礼会系统，受辖于浙沪浸礼会。教堂建筑面积948平方米，3层木结构楼房。民国9年（1920）改建，堂以基督为独一真神命名。
1950年，绍兴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真神堂实行各派教徒联合礼拜活动。1961年3月，改组“三自”机构。文革期间，教会被查封，真神堂改名为“反帝”堂，成为“造反派”大本营，设施受到严重破坏。1976年起，真神堂为绍兴越剧团和县绍剧团占用。直到1982年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并修缮教堂后，真神堂于7月复堂，被列为绍兴市保护文物。现在真神堂成为市区基督教徒联合礼拜场所，所有宗教活动均正常开展。
另一个与传教士有关的机构就是绍兴福康医院，该医院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北美浸礼会医疗传教士高福林创办，院址绍兴城区南街。1912年2月23日医院正式开张营业，高福林任首任院长。医院设小教堂，每星期日晚间，举行唱诗及简短的布道说教。该院系综合性医院，是绍兴首家西医院，医疗技术较先进。1951年4月，由人民政府接办并易名为绍兴第二医院。
我出生在天津，抗战胜利那年，父母亲决定举家返乡。到绍兴后我家租住在城东白果弄的一个院子中，5周岁的我大概因为太淘气，早早被送到不远处的培德小学上学。念了三四个月书，我家搬了，先后搬了两次，最后落户到马梧桥河沿10号算是安定下来了。辍学大半年的我就近进了承天中学附小，学校与一座小教堂连在一起。记得我们学生曾不定期地去做礼拜、唱赞美诗等。其实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小小年纪根本听不懂这些“神的道理”。
当时在承天附小就读的学生很少，一（上）年级连我在内就三个学生（其他两人一个叫倪懿逊，另一个叫裘永为），其中倪懿逊还是承天中学兼附小的校长倪向宸的儿子。一（上）、一（下）、二（上）、二（下）四个年级拼成一个复式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则要统筹兼顾，教完这个年级马上去教另一年级，不断在讲台后走动、“跳舞”，学生则采取老师来就听课、老师走了做作业的“轮休制”。
进校两年后绍兴就解放了，教会学校被取缔后，圣经课也不复再来，而我们也并无受到“神”的洗脑。学校易名为缪家桥小学后，学生人数大大增加，校长换成胡筱筝，他与算术老师孙宝清是夫妻关系。我至今还记得的老师有语文老师宋运才、体育老师张修斐，年轻的音乐老师又是我们班主任的杨慧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说她后来当了鲁迅幼儿园园长），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尹政良与我这个大队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大概“神”觉得对我无能为力，于是请来了他的虔诚信徒——我的外婆。由于我家小孩多而经济拮据，母亲不得不忙于刷黄箔（一种宗教用品，在锡箔纸上刷上黄色颜料，可做成金元宝）和糊火柴盒以获取微薄收入，外婆成了操劳家务和管理孩子的主要助手，而助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带领和管教因淘气而被冠以“乌鱼”（绍兴话叫“乌鳞”鱼）不雅称谓的我。
外婆笃信基督教，除生活上对我的照顾外，还不忘精神上的熏陶，尽其文盲之所能把她所了解的教义灌输到我的心灵。每晚临睡前我必需按指令跪在床头，与她同步做祷告。每次祷告她总是祈求耶稣保佑我们全家平安，保佑我健康成长。而她不知道的是我将已将祷告主题偷梁换柱，内容多是请求耶稣惩罚对我不好或与我吵架的人，连兄妹也不能幸免。
外婆经历过悲惨的人生旅程，与同为生活于下层的祥林嫂有许多共通之处。例如，苦海无涯，翻身无望，她们就把全部信念和寄托归结于死后的灵魂升天，来世投胎个好人家。于是，就有了祥林嫂倾其所有为神庙捐门槛的举动，也有了外婆每到周日雷打不动地去大坊口真神堂做礼拜，而且挤干了自己的一切也要虔心地向耶稣“捐款”。
母亲在晚年也把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既是继承外婆的遗愿，也是精神和心灵的一种寄托。北京为我管理子女和料理家务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迫停止活动。当1980年中她听说北京缸瓦市教堂恢复礼拜后十分欣喜，每逢周日上午就去做礼拜，不仅结识了不少教友，还从教堂要来了一部《圣经》。为读懂这部神圣著作，大字不识的她就开始艰难地学习识字，孙女成了她最耐心的老师。凭借她的聪明和好记性，日积月累居然认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写一些。
当母亲罹癌之后，因工作繁忙的我无法分身护理，就应老家兄妹之邀回到绍兴医护。初时她仍坚持去大坊口真神堂做礼拜，但随着病情加重而未能成行，最终不治病殁。听到到老人过世的消息，众多姊妹教徒主动来到我家灵堂，帮忙整理和摆布，为母亲身上覆盖上一面绣着红十字架的白被子。基督教徒们不需要有花圈、挽联、供品，也不许流眼泪，只是向逝者行鞠躬礼，默默地瞻仰和祈祷她的灵魂被神领走，进入天堂。我是对任何宗教都不偏不倚不信的唯物主义者，但对基督教这种简朴、节俭的告别仪式，倒是相当赞赏。
如今在一片水乡老宅之中，一座中国最古老的立交桥与一座经典西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咫尺为邻，含笑相望，成为难得一见的中西文化融合的代表作。遗憾的是，由于东街的开元寺已经消失于历史烟云，使得在古道老街上与之毗邻的真神堂，成为一颗孤独的北美枫树，也使古城失去了一道中西合璧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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