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岂无两岸情

人言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道“书”中岂无两岸情？

有一句话说得好：财富不是真正的朋友，而朋友却是真正的财富。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的一段经历，使我结交了不少旅美或海归（台湾）的台胞朋友。当他们获悉我跃入陌生的书海后，纷纷向我伸出援手，使我在不经意中与反独促统大业沾上边。

1989年5月中旬，我惊喜地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从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不看来信的地址姓名，就已经猜到这是台湾颇有名气的女诗人沈花末寄来的。我与沈花末是俄大校友，我进俄大时，她已是该校艺术史研究所的硕士生，是另一台胞校友张健行介绍我认识的。因为都爱好文学，尽管与这位曾获台湾优秀青年诗人奖的女诗人相比，我不过是一个儿时爱好文学的理工男，但总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可谈。我在旧作《忆花末》中写道：

在赤裸而严肃的冬天

我们曾有过难忘的见面

在鲜亮而开朗的春日

我们也有过热烈的交谈

从此，海峡彼岸的友情

融化了阻塞肺腑的隔膜

从此，沁人心脾的诗风

洗刷了脑中疲惫的旧歌

1989年3月，沈花末以台湾《自立晚报》副刊主编身份来到北京，这次访华她只在北京停留数天，是特来看我和表示支持我新的工作。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沈花末又一次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到了杭州、绍兴，又同在我大哥家与我绍兴的亲人们见面欢聚，成为最早海峡两岸同胞情的温馨体现。

沈花末到访后不久，俄州大学的一位台湾校友徐峥给我送来一个信息：他的大哥段桓是一位台湾名律师，思路广、点子多，而且在台港有不少朋友。他即将到大陆来发展，希望我能和他见面谈一谈，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段桓于1989年来到北京，下榻宾馆后就马上找到了我，果然如其弟所言，他知识渊博，思路开阔，谈话举一反三，滔滔不绝。几次交往后，段桓向我提出一个关于服装合资的项目，原来他是台北县一家台湾丽仪服饰有限公司的董事。段桓向我展示的公司样本，所显示的少女装及服饰图片着实令我眼球一亮，我立即意识到丽仪产品在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广阔的潜在市场。

中方合资对象很快找到了，是位于东城区的一家老厂，叫兴华服装厂，主管该厂的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乐兰一眼就看中了丽仪服饰。不过这是首都第一家合资的服装企业，不仅办理审批的手续繁琐，而且要获准也相当困难。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封明为的亲自坐镇、现场指挥下，这个项目在1989年的最后一天得到批准。

然而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段桓不顾中方以及我的强烈反对，看上了一个既不懂业务又毫无管理经验的宾馆男服务员，贸然决定让他出任台方总经理。另一方面，他没有履约办厂，而是不断指挥从香港丽仪公司非法“倒运”剩余商品来京贩卖。合资企业完全走了样，使企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双方准备商谈终止合资公司之际，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台方“总经理”（那个服务员）携带货款逃跑了！北京第一家服装合资企业，竟以这样一种不光彩的结局成为镜花水月。

段桓让人钦佩之处是他对海峡两岸局势以及远景的看法，三十年前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与多数研究台湾的大陆学者截然不同的见解。白云苍狗、世事变幻，当历史演变到今天时，不能说全部但却基本上证实了段桓的预见。在一次两岸海事纠纷事件中，由于段桓从中斡旋，促使矛盾得以解决，为此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专门宴请了他和我。此后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直到他前年去世。

1990年春节后，我们公司与台湾丽仪服饰公司在王府井贵宾楼举办了台湾时装模特表演，时装中首度出现泳装，这也许是首都四十年来第一次公开的大胆表演。因台湾朋友恳求，我冒昧地打电话请陈云夫人于若木光临指导，没想到她居然答应并兴致勃勃地来了，一直面带微笑专心地观看台上演出。

谁知这一镜头被台湾记者捕捉到了，在次日的《中国时报》头版登出了这一报道和照片。台湾朋友将此事通报给我，令我感到十分惊诧，一个不足为道的活动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朋友对我解释道，最近台湾媒体正在盛传陈云去世的谣言，于若木的轻松露面被认为是中国官方为辟谣而做出的有意安排，使无意插柳的一个动作在海峡对岸造成了政治影响。

      被称为“天使之城”的美国洛杉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定居于此的台湾人就多达百万，而其中的蒙特利公园市因为是台湾人的聚居之城而被称为“小台北”。以小台北为中心的大洛杉矶，成了台湾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地盘，台独势力人多势众。然而这里同时涌现出一群来自台港的爱国华人，我自1985年12月走进小台北之后认识多位侨领，从那个时候起我与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此后，我与这些朋友曾一起策划并共同筹办了一系列项目，其中在蒙特利公园市合资经营以售卖中国大陆图书为主的蒙特利图书文具公司，并在该公司举办第一届中国期刊展，一度成为当地重大新闻。还有一件我并不在意的小事，更被台湾媒体鼓吹为“特大新闻”：

1988年5月我率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祝寿团，赴洛杉矶庆贺哈默九十大寿，正巧遇上蒙特利公园市举办的中国古典园林展开幕在即，开幕式定于5月26日上午在蒙特利公园市政厅前的广场举行。但当前来主持开幕式的苏州市政府领导来到现场后，发现市政厅左侧矗立着一块石碑，上书：“蒙特利公园市—台北县姐妹城纪念碑”，文字上方还清晰地刻有“青天白日”旗。倘若在这里举行开幕式，面向观众讲话的苏州市领导身后恰好是此碑此旗，电视转播更将他置于“青天白日”的背景中。为此苏州代表团立即向蒙特利公园市长提出交涉，并明确表示不撤此碑就马上撤展，年轻的美国市长虽然对中方态度表示理解和赞同，但又感到无计可施，使一件好事陷入僵局。

一天晚上，当地侨胞周国华来宾馆找我，说一起出去溜溜。汽车开到一块空地，他叫我下车帮他将一块石碑抬走扔掉，于是两个人一起搬运走了这块石碑。随之翌日洛杉矶的中文报纸头条纷纷刊出一大新闻：“蒙特利公园市—台北县姐妹城纪念碑昨夜遭劫，碑石不知去向，台北县已向蒙特利公园市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尽快查明行劫者身份及碑石去向。”

朋友给我拿来报纸，经浏览后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我已经成为台湾当局所通缉“罪犯”之一。这时朋友笑嘻嘻地对我说：“美国小市长正发愁怎么处理开幕式这件事，听到这消息连高兴都来不及，还管你妈的什么'抗议’！”正如他所说，蒙特利公园市政府果然对此事置若罔闻，而开幕式却如期热热闹闹地举行了。

“国际文化”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员工，就是被誉为“画虎能手”的石愚。1991年10月，石愚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台湾有人邀请他赴台举办个人画展。我当时也不过一听了之，心里并不以为然，因为他虽有名声，但并非画坛大家，而且邀请他的王乃昌校长亦非来自台湾名校，尤其是大陆画家正式获批赴台办个展尚无先例。不久王乃昌来访，向我表示千里之行只差一步了，希望石愚在京办妥赴台手续。回到台湾后，王乃昌很快发来好消息：台湾方面的障碍已完全消除，石愚遂于10月19日放心地启程赴台了。

启程当晚，我突然接到石愚从首都机场的来电，急促地告诉我说海关对他不予放行，理由是缺少一份国台办的批示。我接到电话不觉一怔，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手续差错呢？在无计可施之中我只好贸然给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家里挂了电话，这件事无疑是给唐树备出了一道难题，需要他当机立断。幸亏外交家出身的唐树备做事果断，带着无奈的口气对我说：“老谢，事已至此也只能同意你先斩后奏了，我马上通知海关放行，但正告你下不为例！”就这样石愚顺利过关到达台北中正国际机场。

在举办个人画展期间，为怕“家人”惦念，也因经常要为补充“营养品”中华牌香烟之需，石愚不时从台北给我打来电话。得悉他的画展获得圆满成功，蒋纬国、陈立夫等许多台湾名流前往祝贺并献上花篮，我们都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1992年1月29日，回到北京的石愚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和程思远、封明为、邵宇以及首都二十多家媒体记者出席，对他的画展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这时我才了解到在石愚到达台北后不久，从巴黎赴台也去办展的著名画家范曾接踵而至，两位大陆画家虽不是同场却是同时献艺，必将造成“撞车”的不良效应。殊不料身着整齐西服的范曾一下飞机就猛然遭到当头棒喝，台湾名人画廊老板胡云鹏因受“范曾假画案”牵连遭到重大损失，以愤怒的拳头迎接了他，使其原以为轰动宝岛的画展受挫，反而更成就了石愚画展。

1993年，美国加州的一群爱国侨胞，本着“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共同理想，在洛杉矶成立登记注册了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华夏政略研究会，该会发起人和会长是我朋友、美籍台胞王中平。自1995年起，该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单位合作，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研讨会。其中2006年12月第九届研讨会希望由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负责筹办，此事就落在时任研究会副会长的我的头上。

会议的筹备工作情况突变，几经周折，最后在绍兴市委书记王永昌支持下，由台湾丽仪公司所属贵婷服饰（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秋吉慷慨解囊，无偿资助三十万元人民币，使研讨会得以在绍兴国际大酒店成功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金如向大会致词表示热烈祝贺，海峡会副会长张铭清和原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出席了大会。

台湾的一句名言“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曾在海峡两岸传为经典名句，没想到当我进入出版界后，竟与名言的原创者不期邂逅，他就是台湾著名出版人、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新闻传播学家高希均。高希均在“国际文化”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台湾经济四十年》两部力作，其中《台湾经济四十年》总结了台湾历经四十年建设的经验。

此后高希均与我保持多年联系，一次他在京与我见面时，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希望我们合伙在北京开一家文化咖啡店，由他出资，我负责登记注册和日后的经营管理。而在那个连“咖啡店”的概念也没有的北京城里，要办成这样的事无异是梦熟黄粱。

继高希均之后，定居香港的台湾国学大师南怀瑾、经济学家、台湾“交通部”顾问欧阳正宅，先后在“国际文化”出版了《孟子旁通》、《老子他说》以及《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等著作。最后一位与我交往甚密的台湾文人应数简志新了。简志新（简瑞甫，人以“简公”尊称）是台湾《中国时报》副社长、《时报周刊》发行人，我们相逢恨晚，但也来往数年。

在曾与我合作的台湾文化人中，有一位是中国鼻烟壶协会会长柯佐融，另一位是台湾胜大庄总裁李志仁。

一天柯佐融在“国际文化”执行副董事长许力以带领下来找我，希望将他的合作者、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马未都挂靠在我们公司，并为他提供一间办公室。鉴于柯佐融的诚实诚信，我在此后遵嘱曾为马未都兄弟的卡拉OK挂名了一段为时不长的董事长，算是表示对柯佐融的尊重之意。与他的交往很短暂，随着我辞去挂名的“董事长”之职，我们之间就再无继续联系，只是留下了一个良好印象。

李志仁在两岸的名气比柯佐融大得多，他一跨进京城之门，就以大手笔编导了一曲在北京登场的“序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隆重展出"李志仁先生书画创作暨珍藏展"，国家领导人谷牧、黄华莅临开幕式剪彩，还在中南海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接见。他与我的第一次见面是一起参加著名画家邵宇的宴请，邵宇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任“国际文化”副董事长。

自我和李志仁频频联系以来，曾多次策划联手搞一些项目。然而在合作过程中我发现他不守承诺，最后一次在他与中央电视台联手制作由我策划的两部电视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与土》时，曾一再许诺全部资金由他负责，为此王枫台长特地抽调了多名电视台资深编剧、导演参与其中。然而他又一次失信，也就在这次合作后，我断然关闭了我们联系的管道。而他的“管家”、原胜大庄香港公司总经理张鑫武，却与我一直保持联系至今。

“两岸情未了”，2006年的一天，台办王小兵招待两位台湾朋友吃饭，也把我叫去了，从而使我的台湾朋友名册上又增添了两个新名字：周荃、郑又平。我的大老乡、浙江江山人周荃来历不凡，她是曾风光于政坛、又“靓”相于传媒、现为台湾贤德惜福基金会董事长的“三栖才女”，在见面时总以其晏子、淳于髡般的能言善辩令我折服。她的合作者郑又平因为是中央电视台特约政治评论员，频频出现于中央4台《海峡两岸》节目中，更为人们所熟知。我与两位文化界名人在北京见过多次，而且通过微信结成了小朋友圈，彼此有话畅谈，有事相帮。我曾应他们要求，在绍兴帮忙接待过两批先后由他们率领前来参观的台湾大学生，而他们却几乎成全了我一件大事。

我的一套国史散文丛书《大江东去》（三册）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当周荃、郑又平来京时我便赠给他们一套。没想到他们张罗在台湾出此书的繁体字版，在他们的努力下，果真有一家出版社同意了，与我谈妥版税、出版时间等条件后，就开始着手对书稿进行修改编辑工作。为了扩大此书在台湾首发的影响和促进销售，出版社拟在图书问世时举行一次作者与读者见面会，要我务必参加，我答应了。周荃的贤德惜福基金会为我赴台做了周密安排，发来了有关赴台所需的文件材料，一再嘱咐需要我注意的各种事项。

然而正当双方为图书出版积极地进行准备时，我得到上面的通知，说现在台湾的台独势力十分猖獗，为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不同意我的赴台申请。一纸公文就把我视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次难遇的机会，轻轻松松地一风吹走了。不过在心田镌刻下这一伤痕的同时，我也铭记下了周荃、郑又平的朋友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