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余柳岱老师，继任我们高一下学期班主任的是位女老师，名叫陳克敏。陳老师应该是从政法学院毕业，因为家庭出身影响，自然不可能进入公、检、法单位，被分配到学校当政治老师。
陳老师出身书香门弟，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她性格温柔，谈吐优雅，气质出众，头发自然卷曲，呈淡黄色，被人誉称为“俄罗斯美女”。她出门常坐三轮车，这在绍兴这样一个小城市中，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陳老师担任我班班主任仅一个学期，任职后不久，就在一个星期天，到我家家访。看到我家境贫苦、子女众多，十分同情，回校后即帮我申请了乙等助学金。可惜好景不长，在她不再担任我班班主任后，我的乙等助学金迅速减为甲免、乙免、……，一学期一学期下降，到高三时已不再享受减免费。我穿的衣服都是父亲穿下来的，以至于被同学笑话为旧衣服上打新补丁。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春游。陈老师组织我们到禹陵露营，我们既惊喜，又感动，想不到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竟然会想出这样浪漫的主意。
那时的禹王殿是开放的，我们瞻仰了站立着的大禹会见各路诸侯时的勃发英姿、庄严气象，油然产生崇敬的心情。
露营地点选择在禹王殿前，一处上有屋顶，两侧有墙的宽阔走道上，我们自带草蓆和铺盖。在吃了野炊的晚餐后，我们从山上捡来枯枝败叶燃起篝火，然后团团围坐在篝火旁玩最原始击鼓传花游戏。
一个同学用毛巾蒙上眼睛，背过身去击鼓，花束在同学们的手中传递，鼓点时快时慢、时紧时松，一旦停下来时，那朿山中采摘来的野花停留在谁的手上，谁就得表演一个节目：唱一首歌，跳一支舞，朗诵一首诗歌，演奏一下乐器，……。随便什么游艺节目都可以。大家兴高采烈，气氛十分轻松活跃。
调皮淘气的男生会在击鼓时起哄，当花传到自己手中时，会疾呼“快！快”！当花传到女同学手中时会高喊“停！停”！女同学开始相互挨着坐在一起，后来意识到这样目标太大，就分散到男同学中插队了。当然也有同学希望花传到自己手中时停鼓的，故意拖延花在自己手上停留的时间，希望这样就可以得到一次表现一下自己的机会。但希望偏偏落空。
花传到黄某某手中，她大方地唱了一首情歌：
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
独有你最可爱
……
只见她星眸流转，顾盼生辉，打动了一些大男生的心。
花传到谢善骁同学手中，只见他昂首挺立，发出激扬的声音，我听出来了，那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
……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激情的朗诵，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共鸣，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我不希望花传到我的手上时停止，因为我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更没有才艺可以表演。但越是害怕越是躲不过，在轮转几次后，花毫不留情地停在我的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站立起来，一下子有点手足无措，想不出应景的才艺，那怕是可朗诵的诗歌。急转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不知哪本书上看来的一个笑话，于是脱口而出：
两个秀才在一座家廟前议论，一个说匾额上面写的是“家朝”，另一个争辩说，那上面写的明明是“蒙廟”。两人争论不休。
这时正好一个商人路过，两人找他辨是非，那个商人一边摇头一边说：
“我忙着做生童（意），那有心思管你们的闵（闲）事。”
两人吵吵嚷嚷到县衙去找县长评理，县长不耐烦地说：
“你们找我作甚？我又不是苏束皮（东坡）。”
两人没有办法，回到家廟前，在粉墙上题下打油诗一首：
家朝蒙廟两相疑，
期盼有人辨是非。
商人无闵做生童，
县长不是苏束皮。
笑话说完了，只有稀稀啦啦的掌声，戴眼镜的都没有拍手。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不该拿别人的近视眼来开玩笑，但连连道歉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让我汲取教训，以后要处处想到与人为善，不拿别人的生理缺陷来取笑。
陈老师也兴致勃勃地坐在我们圈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天意，在一次鼓停时，花居然落在陈老师的手上。学生们沸腾起来了，欢呼着：
“陈老师，来一个！陈老师，来一个！”
陈老师十分大方地站起来，深情地用俄语唱了一首《红莓花儿开》。
关于禹陵露营我印象深刻，认为这是年轻时的一桩浪漫趣事，但问过一些同学似乎都记不起来了。但事情的发生是确凿无疑的。印证之一是：出发前陈老师给我们讲注意事项，其中有一句是“夜间还要注意防蛇”。她说的“蛇”字是普通话，与绍兴话差别很大，大家听不懂，说了几次“防蛇”，有人以为是“防贼”，有人理解为“防兽”。直到她在黑板上写出“蛇”字，大家才明白。
印证之二是：我有个初中同学名叫谢敖领，初中毕业后，读的是绍兴师范速师班，一年毕业后分配在禹陵小学教初小。那天正好碰到他带小学生在禹王殿上游戏。我与他叙了别后情。
印证之三是：第二天清早，我们去爬山，看到朱志清同学在画写生，刚画到禹王殿的屋檐翘角。十分出彩，记忆犹新。
学生时代，我心中最值得记忆的班主任就是陈老师了。她不象以前的余老师那样穷极无聊，也不象后来的何老师那样一本正经，没有人情，干瘪无趣。
陈老师对学生非常亲切热忱，在工作中又十分尽责细心。想到露营时要防蛇。是呀！惊蛰已过，冬眠的蛇已经苏醒，蠢蠢欲动地到处游戈，寻找食物和配偶，说不定它们会光顾我们的露营地，陈老师想得多么周全呀！
陈老师讲课和平时说话一样，慢条斯理，细声细语，我认为让她教那风起云涌、气势磅礴的《政治》课，实在有点不太相宜。
在我们班级后座留有一个空座位，毎当陈老师在上面讲课时，就会有一个年轻男子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地记笔记。开始我们以为是别校的老师来听课，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并不在意。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凡陈老师上课，该男子必到，而且该男子与陈老师关系似乎很亲密，不象是一般同事关系。
后来我们慢慢知道了，这个年轻男子是陈老师的男朋友，叫金世正，是新四军干部，目前在绍兴市委工作。这个男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仪表堂堂，落落大方，很快与我们混熟了，我们都亲切地叫他金同志。
金同志仪表堂堂，身材魁伟，十分威武，篮球也打得很好，是篮球场上当之无愧的中锋。
原来，金同志听课的目的是为了课后与恋人切磋，帮助她下一次的课讲得更好。金同志从事党的工作，对政治的感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具有较高的修养和精到之处。
因为胃口大，定粮不夠吃，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言论，在划右派分子时，金同志成为本市最后一批右派分子。
金同志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后，我经常能看到他与农民兄弟一起拉着大板车，悠然自得地走在城内的大街小巷，面上依然挂着永远不变的经典笑容。我依然叫他金同志，他依然向我挥手。我当时无法辨别那挥动的手，是友好示意的表示，还是制止我的鲁莽举止，让我避免由于向他示好而可能受到牵连。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对右派分子如同对待其他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样，要划清界限，唯恐躲避不及。
陈老师和金同志依然保持亲密关系，她每周去农村探望金同志，后来毅然地和他结了婚。这使我十分钦佩。一方落难，另一方不离不弃，为爱献身，这有点象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
我认为，金同志后来能渡过难关，陈老师的爱情肯定起了决定性作用。文革结束后，金同志成了绍兴一位有名律师，为一些有需要又困难的民众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我心中想，如果教物理的潘铨泉老师，教地理的吴泰安老师，有金世正同志这样的思想境界就好了。这样，他们或许能够渡过肃杀的严冬，迎来迟到的春天。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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