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谨伯谈中医——导引布气

陈阳整理

我们现在的中医，在中医学院都只有三千多个课时，连整个大学课时的六分之一都不到，解剖学、生理学、外语啦，占六分之五还多。中医学院的学生顶多学学李时珍，就是中医研究院也是一个样。你去看病，除非你要求给你用中药，否则就只给开西药。古代的中医分时方派和经方派。什么叫时方派，什么叫经方派？现在你们都不知道了。这个经方派，比如我给你治病，你得感冒了，你这个感冒是在北京得的还是在南京得的，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老年人还是少年人，是春天得的还是夏天得的，用药全不一样。现在不是，感冒都是一样的方子。比如你的病，经方派的三个大夫给治病：我呢，先治你的胃，调你的胃经，补你的中气；他呢，先补你的肾气；另一个人呢，先给你用药调心包经，都不一样。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气血论上的，没有气血也就没有中医。而气血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能量，中医是能量医学，不是西医的生理医学，这不一样。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都有气，肺有肺气、胃有胃气、心有心气，人体的主要的内在就是精气神。我在解放以后看了我们自己的人研究中医，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化了不起。但是我自己原先受的教育，却和中医相距甚远。我中学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就是现在交通大学的附属中学，因为交通大学原来就叫南洋大学。我后来在复旦大学读书，那时候因为抗日战争，复旦搬到重庆了。日本人来了，时局也很乱，国民党很腐败，所以我在1935年就参加12·9学生运动，193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国民党搞“拉壮丁”，把农民的裤子脱光了，拿腰带一个个捆起来，逼迫他们当兵打仗。国民党的人都是半夜去拉壮丁。我们学生组织起农民，搞农民抗拉壮丁运动。35年的时候，我们就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那时候我年纪轻，雄心壮志，一心想救国救民，但时局不好，日本人侵略我们，生活也很艰苦。那时候我们吃的饭里全都是沙子，每一口都要嚼到沙子。泥沙吞进去，就会闹胃病，胃就寒了，更加营养不良。菜呢，顿顿吃“钢管菜”，是江边上的一种野菜，像钢管似的，可想而知那个味道。但我们得天天吃。生活很苦，又闹胃病，结果我们中间有个中医，他见我犯胃病很痛苦，就过来按按这儿，按按那儿，就给按好了，我当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中国古人治病，有一种是导引布气，有一种是用针针灸，有一种是按qiao（足乔）。导引布气，就是用手发气导引，或者用脚踩，也是一样。导引布气，手按脚踩都是带气按踩的，最后才用药饵，才用中药。那个治好我胃病的人，就会导引布气，按按我就好了，但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古人看病跟咱们不一样，他号脉的时候就已经发气导引了；现在的人不懂，只是根据脉象来查病。其实中医讲阴阳寒热虚实表里，没有病名，只说有病的症状。假如你头痛、拉肚子，西医说你可能是肠胃型感冒；中医会综合症状，判断是你的哪一条经脉出了问题。这两者的理路完全不一样，所谓中西医结合只是中医西医化，这对中医的伤害太大了。

古代的药剂师都需要导引布气，他们把中医的药抓出来之后，将药放在包药的纸上，比如白芍，纸上可能就有一个白芍的图案，写着味酸，用于肝经。然后药剂师介绍说，这是我抓的药。药抓好以后，他们要用手发气导引，那么这个药要是他抓错了或者功效不好，他得负责；可是我们现在的药剂师没有一个人懂得布气抓药。文革后，1987年我们找到一个贵州的农村妇女，她叫赵勤学，这个人会布气抓药，可是当地有人说她迷信，把她关进监狱里了。我们知道以后，找到妇联的领导，因为我们给这位领导发气治过好他的偏瘫病，请他找贵州省政府，把她保出来。后来我们就把她请进航天工程医学研究所（在农大对门，代号502研究所），养着她。那时候几乎天天晚上有高干请她去看病，她看病的方法就是：不管你吃什么药，中药还是西药，放在那里，她用手发气导引。现在这种方法基本没有了，所以中医不管你是针灸还是用药或者按摩，都要懂得发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