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大认同明粉时常念叨的“商税”是真的所谓商税。西汉时期大司农主田赋和人头税等传统税目。而少府征收的税种是“山海之藏”。武帝时期“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并入大司农进行盐铁专卖。按古代传统我个人倾向于将他们归入非赋役主税以外的税种，而盐茶和矿收入较为稳定，按照财政通史划分原则将其归为一类。
㈠明朝的盐税。
明朝的盐政除了计口授盐以外，前期以开中法，后期行纲盐法。明太祖建立卫所自诩养兵无所费，但又是现实很骨感，洪武三年开始推行开中法，也就是开边报中，运粮去边境取得盐引。不过开中法不仅是运粮实边，缺什么就运什么，布匹、马和铁都是开中选项。本质上是用盐税补充国防费用，这算是国防隐性开支了。开中法也比之后盐法要好多的多，边关不缺钱而是缺物资，单纯送钱去边关，毫无疑问会引发通胀，摧毁当地脆弱的经济。
明粉一说到盐税矛头直指文官像张四维等人。但明朝的盐政真是张四维等人搞坏的嘛？明实录里是有记录的，成化朝，宦官下场以廉价买入淮浙盐贩卖导致当地的官盐崩溃。到了弘治朝，两大宝贝外戚伙同商人谭寿清奏讨一百八十万引，假设是大引的话那就是7亿多斤，小引的话三亿六千万斤。明朝的一年产盐也就是4-5亿斤而已....单就这两大宝贝外戚可以直接弄崩大明朝的盐政。明朝出现一个怪象，本来该富的流油的盐商，结果时时领不到盐引破家的。这些盐引都是弘治皇帝亲自下场向户部讨要的....
万历朝改革，将民制、官收、商运和商销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和商销，并实施纲法，解决早期奏讨泛滥的旧引问题，九新一旧混用，慢慢消化旧引。总的来说万历末期盐政有好转的迹象，可天启崇祯朝又急速败坏。
但终明一朝，盐税并没有承担起财政主要来源的责任，而且收入波动极大。
㈡茶税
除了明初以外，明朝施行两套茶政制度，一套适用于内陆的商茶制，一套施行于川陕的禁茶制。
商茶是交钱买引，茶引的价格极低。以续文献通考记载，百斤为引，芽茶每引三钱，叶茶每引二钱，也就是大致2-300文一引。商茶的税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清承明制，中期以前也就几万两水平。
明朝川陕类如明初制度，施行榷茶，此制围绕“以茶驭蕃”的茶马互市设计。税率远高于其他的地方。因为税率太高，茶农大量逃亡，后来引入商茶。当然这项制度主要也是为了买马充实军备的。
㈢矿税
洪武时期为惩前代之弊，极度反对增收矿税。矿中的铁冶主要得自官办作坊，时兴时办，洪武十八年以后，听任百姓自由冶炼贩卖。当然早期军需所需的铁大多来自官办作坊的，后期大多来自抽分铁课，这部分钱不多。
洪武初期以为金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严禁金银矿，有提议者罢黜。直到洪武十九年以后才于浙闽两省开银矿征收银课，但税额较少。
明朝皇帝对于开矿一直较为积极，自永乐到成化，屡次派中官开采，但大多所得较少，并不是不卖力开采而是属实因为中国缺金银富矿。而且罢矿以后并不是不收银课，依旧将税额摊派给地方。个人以为主要是这钱进内库所致的。
很多明粉以为开矿能捞到大钱，只要换个思路想想，依万历末定额一百万两，以最高十税三计算，那总计要开采白银三百三十三万两。有这么多银子开采出来，中国还会缺银不？近代绝大多数国家也不通过矿税敛财的。无他，大多数国家没有资源禀赋很可能亏本罢了。
而万历的矿税也如他的祖先一般派中官到地方摊派，钱从哪里来？无非最后摊入赋役正项罢了。万历罢矿监以后并没有停止收税，只是原先由皇帝和宦官四六开，变成皇帝和管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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