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般认为，由于亚历山大在东方的胜利，埃及的希腊移民浪潮自然随之到来，并在公元前3世纪达到顶峰。造就移民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是希腊化王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其中，托勒密一世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在埃及采取积极的策略吸引大量移民。他虽然加冕为埃及法老，但政策上偏重支持希腊文化的传承，将亚历山大里亚城建为希腊人的文化中心。他广泛设立移民定居点，嵌入希腊人城市，安置驻军，引导移民迁居埃及腹地，授予希腊人公民经济特权和独立的司法地位，使希腊城市生活和公民特权成为招徕海外军士的重要筹码。托勒密的移民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大量希腊移民的涌入保证了兵源，使托勒密王朝在东部地中海维持了约半个世纪的强势，希腊文化也在埃及繁荣发展。
公元前305年，托勒密一世(Ptolemy son of Lagus，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85年在位)在埃及称王(basileus)，开创了托勒密王朝。这一时期的埃及广纳移民，形成多语言、多元文化社会。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托勒密政府没有采取偏向希腊移民的政策，甚至根本不在意区分“族群”。在专著《托勒密埃及的希腊人》(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中，纳夫塔利·路易斯(Naphtali Lewis)指出：“实际上，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为希腊人定居点的建立开辟了广阔地域，以叙利亚和埃及最为突出。……到公元前四世纪末，格局已定——托勒密统治埃及，塞琉古(Seleukos)统治叙利亚(Syria)，安提柯(Antigonos)统治马其顿，移民开始蜂拥而至。东地中海的'新世界’有充足的土地满足所有渴望它的希腊人。”①希腊人为了财富、土地穿越辽阔的大海来到埃及，移民浪潮似乎自然形成。
事实是否如此，亚历山大以及托勒密家族在埃及开辟了自由移民的世界，移民时代一个明显的特征——移民的军事性质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虽然没有文献能够直接证实托勒密政府曾经颁布过相关法令，但托勒密埃及的纸草档案表明，迁居埃及的移民主要来自希腊世界，而军人占多数。根据多米尼克·拉斯邦(Dominic Rathbone)的统计，公元前3世纪中叶，希腊军事移民多达50000人，大约占到希腊人成年男性移民的63%②。克里斯泰·费希尔—布维特(Christelle Fischer—Bovet)则推算，埃及的希腊人总数为184000人，其中希腊军人，包括其希腊家庭成员在内，共计116000人，约为总人数的63%③。弗里茨·尤贝尔(Fritz Uebel)和罗杰·巴格纳尔(Roger S.Bagnall)对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封地军人的统计则说明，公元前3世纪是希腊军人移民埃及的高峰，其中近四分之一的军事移民活动在托勒密王朝前两任君主任内完成④。显然，托勒密政府并非盲目地接纳自由移民，至少曾经有计划、有目的地对移民进行了引导，以满足军事需求。
一、托勒密一世的对外战略
托勒密一世对希腊移民的态度源自其对外战略，故而，有必要对托勒密王朝初期的对外活动进行重新梳理。这也是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的话题⑤。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托勒密一世是个孤立主义者，在所谓亚历山大的继承者(les Diadoques)中满足于自保⑥。究其根源，在亚历山大逝世之后，当将军们聚集在巴比伦商议王位继承问题时，作为亚历山大生前最为亲密得力的干将托勒密一世提出将帝国分为松散的行省联盟，由行省总督组成的将军议会拥有最高决策权⑦。表面看来，托勒密迈出了分裂帝国的第一步。实际上，这也可能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托勒密一世无法觊觎王位，以将军议会制衡对手，防止其他野心家大权独揽⑧。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对托勒密一世十分不利：亚历山大在弥留之际将象征最高权威的戒指交给了佩迪卡斯(Perdikkas)，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他的兄弟阿西戴奥(Arrhidaios)神志衰弱难堪大任，罗姗娜(Roxane)怀着国王唯一的孩子尚在家乡待产，佩迪卡斯很可能成为亚历山大之后执掌帝国大权的人。历史似乎正如托勒密一世预期的那样发展，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混乱之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Diadochoi)终于达成一致，即维持帝国形式上的同一，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帝国统治权。托勒密一世扭转了局势，分得埃及，获得了与佩迪卡斯对抗的重要基地。
托勒密一世是这次分裂帝国活动的主导者⑨，但是，划地自治并非他最终的目标。托勒密行事十分谨慎，他到达埃及之后，首先杀死佩迪卡斯的朋友——原埃及总督克莱奥美尼(Kleomenes)⑩，巩固了自己在埃及的地位。而后，托勒密一世违背亚历山大禁止将领私自招募军队的命令(11)，借助雇佣军逐渐扩大势力范围，控制了战略要地昔兰尼(Kyrene)。在亚历山大的丧葬问题上，托勒密一世又出惊人之举。继承者们原本商定遵照亚历山大的遗愿，将国王葬在埃及的西瓦(Siwah)，但佩迪卡斯却改变主意，要将亚历山大改葬在埃盖(Aigai)。托勒密一世最终说服阿西戴奥(Arrhidaios)和马其顿护卫队，以马其顿礼仪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葬于孟菲斯，后移至亚历山大里亚城(12)。
毫无疑问，托勒密一世将国王遗体安葬于埃及的举动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它表明在众多“继承者”之中，托勒密一世更有资格继承亚历山大的衣钵。抢夺亚历山大的遗体也有利于托勒密招揽马其顿士兵。在这一事件之后，大量士兵加入托勒密的阵营(13)。尽管雇佣军往往追随出价更高的雇主，但亚历山大本人的传奇色彩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兵的忠诚和阵营选择。亚历山大·迈欧(Alexander Meeus)则推测托勒密可能有进军马其顿的计划，因而能获得在外征战多年的马其顿士兵热情支持(14)。
公元前311年，第三次继承者战争结束，新的政治格局形成。卡桑德(Kassandros)成为欧洲将军，他将监护罗姗娜的儿子亚历山大至其成年以继承王位；托勒密一世的统治范围包括了埃及和毗邻的利比亚和阿拉伯城市；吕希马库斯(Lysimachos)得到了色雷斯的统治权；独眼龙安提贡(Antigonos)则得到了亚洲的最高统治权(15)。
这一时期，托勒密一世成功联合了卡桑德和吕希马库斯，共同对付安提贡。他对希腊和小亚细亚的野心也暴露出来。公元前310年，托勒密一世出兵小亚细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Cilicia)，但指挥官利奥尼达(Leonides)的军队被围城者德米特里奥斯(Demetrios)击败。公元前309年，托勒密亲自发起对吕西亚(Lykia)和卡里亚(Karia)的进攻，并夺取法赛里斯(Phaselis)、克桑多斯(Xanthos)以及考诺斯(Kaunos)等许多重要城市。随后，他又继续发起对小亚细亚的攻势，剑指明多斯(Myndos)，将伊阿索斯(Iasos)纳入势力范围。托勒密一世的军队还围攻哈利卡那索斯(Halikarnasos)，因德米特里奥斯的增援而未能攻克。种种迹象表明，托勒密一世有控制小亚细亚、染指希腊的野心和计划。他拉拢安提贡的部将托勒迈(Polemaios)或许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托勒迈被杀之后，其军队充入托勒密的阵营。接下来，托勒密一世进军希腊，攻占科林斯(Corinth)和西居昂(Sikyon)，并留下驻军。但是，对伯罗奔尼撒的战役因盟友支持不力而失败。尽管托勒密一世以解放希腊、恢复其自由的名义进行战争，当托勒密一世与卡桑德议和之后，仍在希腊留下驻军，说明控制希腊确实是他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16)。值得注意的是，对埃及本土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叙利亚此时为安提贡占据，然而，托勒密一世将希腊和小亚细亚置于战略优先地位，直至公元前301年，托勒密一世才再度开展夺取叙利亚的行动。
在公元前308年的希腊攻略过程中，托勒密一世曾与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勒奥巴特拉(Kleopatra)商议缔结婚约，这桩婚事有可能将托勒密推上帝国最高权力舞台。据狄奥多罗斯记载，“因为她(克勒奥巴特拉)的卡桑德和吕西马库斯之后的特殊身份，安提贡和托勒密，以及亚历山大死后最重要的领袖(将军)均寻求与她缔结婚约；每个(求婚者)都期望马其顿人将会因这婚姻关系而效忠，他们试图与王室联盟，并以此在整个王国谋得权势。”(17)这里可以看出，托勒密一世与其他“继承者”一样，对帝国充满野心。
此外，公元前306年，他的军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惨败，安提贡攻占萨拉米斯岛，乘势带上了王冠。然而，近年来出版的纸草文献表明，实力严重受损的托勒密一世却紧随安提贡之后称王，表明他也不甘居于安提贡下位，有着同样继承亚历山大帝国的雄心(18)。托勒密一世用联姻的方式维持局势稳定，他将女儿阿尔西诺(Arsinoe)嫁于吕希马库斯，又与德米特里奥斯结盟。继承者们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信任，托勒密一世与盘踞在色雷斯一带的吕希马库斯基本能够维持同盟状态。然而，托勒密一世并不打算固守疆土。公元前295年和公元前287年，他又两次进军希腊，成功地扩大了了帝国的势力范围。托勒密一世最终吞并了战略和商贸要地塞浦路斯。他还攻占推罗和西顿，巩固了在腓尼基的统治。基克拉底(Cyclades)群岛联盟(Island League)也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附庸。
如果说，托勒密一世进攻叙利亚和腓尼基只是为建立缓冲地带，保障埃及本土安全，那么，夺取亚历山大遗体、驻军希腊就难说是单纯的自保了。当托勒密一世离世时，他留给后继者的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南部的辽阔领土，还有掌控希腊世界的野心。很显然，托勒密一世处心积虑地要成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19)，他并不满足于偏安埃及，其战略重心仍在希腊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对外宣传还是对内巩固统治，托勒密一世需要利用和引导希腊人为自己效忠，有必要采取积极的移民策略。
二、托勒密一世的移民策略
为了实现政治野心，托勒密一世先后卷入三次继承者战争(War of the Successors)，战争几乎持续了整整十年(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311年)。前两次的对手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勉力维持帝国完整的佩迪卡斯(Perdikkas)。第三次继承者战争，托勒密则联合了塞琉古(Seleukos)、卡桑德(Kassandros)以及吕西马库斯(Lysimachos)对抗安提柯(Antigonus)。随着塞琉古势力不断膨胀，昔日的盟友变成敌人。他们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变成各自领地的国王，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四处点燃战火。托勒密王朝的开国君主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战场上。从公元前277年开始，塞琉古和安提柯结盟，托勒密埃及不得不开始面对安提柯(Antigonid Empire)和塞琉古(Seleucid Empire)两个帝国的威胁(20)。尤其是后者与埃及的敌对状态延续百年，叙利亚战争(Syrian War)让双方精疲力竭。战争消耗巨大，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对托勒密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军力和财力负担。
对托勒密国王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保证兵源，二是聚敛财富养兵备战。
接受过严格训练、熟悉马其顿作战方式的马其顿——希腊军人显然最容易形成即时战力。然而托勒密统治的是一个非希腊人国家，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士兵与军人，他只能把目光投向海外。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记载，托勒密一世曾经从埃及国库里拿出了8000塔兰特募集雇佣军(21)，依靠这支军队在埃及建国。此后，托勒密国王不断从势力范围内的希腊世界征招士兵，建立起一支50000—60000人规模的马其顿——希腊军队，稳固了统治。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前期的前两位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322年-公元前246年)，埃及本土士兵显得十分沉寂。这表明，托勒密王朝早期很可能主要依赖马其顿和希腊人作战。
此外，托勒密国王需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收入。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对王田的经营和各种税收。维持一个王国，不仅需要军队，还需要一个成熟完善的行政和征税系统。这些无疑都需要大量的希腊人来协助完成。
托勒密政府对商贸活动也有所鼓励。许多希腊人以酒商、银行家、包税商、进出口转运商、船商以及货币信贷商等身份出现在埃及。虽然托勒密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严格的控制，但也向商人开放了部分商贸和银行经营领域，后者以投标的方式获得一定期限内的专营权(22)。其中，放贷、货物转运以及包税等行业获利最为丰厚。
法雍地区保存下来的纸草文献表明，托勒密王朝还在埃及乡村地区(Chora)划分税区，设立官员登记居民身份、职业、家庭情况，并据此征税，形成了复杂、精密的行政系统(23)。政府每年将税区分块拍卖，出价最高的包税商获得税区的税款，并一次全额付清承包价或分期支付。一般来说，包税商在投标成功之后，只需检查地方官员和银行的记录，确保各地纳税情况无误即可。实际上，对于托勒密国王来说，包税商的作用是提前保证定额税收，国王另有代理人负责具体的征税工作。换言之，国王通过出让部分利益，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保证国库收入的稳定。而包税商承担一定的风险，尽量从税区中攫取利益。
如果单纯考虑托勒密一世追求希腊世界领导权的对外战略以及军事和财政上的需求，国王理应大力支持希腊文化在埃及的发展，为引入希腊移民铺路。传统看法是，托勒密国王要维持埃及的稳定，需要在尊重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区别管理希腊移民和本土埃及人，这也是由埃及社会现状所决定。国王本身需要充当社会的粘合剂，把不同的文化群体统合在王权之下，以维持国家稳定。克莱尔·普莱欧(Claire Préaux)推测，托勒密政府并未制定系统的族群政策区别对待希腊人和埃及人，“种族”(race)不对国家行政产生影响(24)。威利·佩雷曼(Willy Peremans)也支持普莱欧的说法，认为政府没有区分对待希腊人和埃及人，但由于王室在军事、行政、技术等层面依赖希腊人，使得这些领域希腊人的地位相比埃及人突出很多(25)。然而，马其顿——希腊人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政府要维持运转，客观上更需要希腊人的支持，托勒密国王显然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至少仅以语言这一因素来说，根据古典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在托勒密历代王室成员中，只有末代女王克勒奥巴特拉七世学习过埃及语(26)，招徕希腊移民或者聘用掌握希腊语、熟悉希腊文化的非希腊人也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27)。
实际上，这种客观需求或许恰恰导致了托勒密王朝在文化策略上的偏向性。托勒密一世毫无顾忌地重点支持在埃及发展希腊文化，无不昭示托勒密一世战略重心的外向性。
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建立了缪斯宫(Mouseion)，是为希腊人文研究院，并资助了大量优秀希腊学者。国王仿效雅典的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建立图书馆，不惜重金购买希腊人文著作，填充王室图书馆，到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图书馆已经有200，000卷藏书。这种文化上的资助在彼得·弗雷泽(Peter M.Fraser)等学者看来并不罕见，“希腊僭主和国王都曾经以艺术和诗歌的恩主形象示人，如叙拉古的希耶隆(Hieron of Syracuse)、萨摩斯的波律克拉特(Poly-crates of Samos)以及后来的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ia)”(28)。托勒密政府对其他文化则毫无兴趣，更谈不上支持。埃及元素被摒弃在缪斯宫、图书馆以外，在公元前3世纪的学生课本中，列出了希腊神祇和河流，埃及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因神话中伊娥(Io)在尼罗河岸生子艾帕弗斯(Epaphus)，孕育了埃及文明的这条河流才成为一个例外(29)。托勒密一世对希腊文化的严重偏向在教育方面更明显。他为继承人托勒密二世(Philadelphos)高薪聘请的第一位导师是希腊语地区的菲勒塔斯(Philetas of Cos)，托勒密二世的导师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希腊人文学者，如，继承亚里士多德吕克昂(Lyceum)学院的塞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以弗所的芝诺多图斯(Zenodotus of Ephesus)，后者还被任命为首任图书馆馆长。托勒密埃及的学校教育专注于希腊文化，忽视埃及文化，这种情况直到公元l世纪罗马统治埃及时才改变。
托勒密王朝对希腊文化的严重偏向，还直接体现为授予相关职业者及家属免税特权。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的内务大臣(dioiket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给多伊奥斯(Zoilos)写了一封信，强调教师、体育教练(paidotribai)、狄奥尼索斯(Dionysus)节相关工作者、亚历山大里亚城竞技冠军等免于缴纳盐税，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人也享受同等待遇(30)。托勒密二世的法令显然是其父亲文化策略的延续。
国王对希腊文化的态度有利于吸引希腊移民，这也成为希腊移民在公元前3世纪源源不断涌入埃及的一个原因。不过，纯粹的文化优势恐怕还是难以吸引希腊人千里迢迢定居埃及，托勒密一世又通过规划发展希腊城市进一步吸引希腊移民。
三、嵌入希腊城市
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持原有生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即生活在城市中。托勒密一世将希腊城市嵌入埃及，并给予希腊城市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使招募的海外人才移居埃及成为可能。这些城市以希腊城市为模板，为希腊移民迁居埃及提供了优良土壤。
托勒密一世在埃及新建立的希腊城市中，以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ria)和上埃及底比斯附近的托勒密城(Ptolemais)最为繁荣、影响力也最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城市里设有公民大会、议事会。如，亚历山大里亚有六人担任执行市政官(Prytanes)，还有警察、治安官(Astynomi)、法警(Nomophylax)等人员负责司法和治安工作。作为自治城市，亚历山大里亚还有独立的陪审团(dicasts)，引导官(eisagogeus)则负责向法庭提交案件，由公共仲裁者(diaitetai)主持审理。公民在部落和公社德莫(deme)中注册，具有参政权以及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次等公民和妇女不在德莫中注册，也缺乏相应的特权及法律保护。
因史料所限，学界对埃及的希腊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亚历山大里亚城(31)。不过，涉及托勒密王朝移民策略的讨论相对较少。在较为重要的专著中，古恩瑟·霍伯尔的《托勒密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偏重于梳理托勒密王朝的政治军事史，仅以少量笔墨介绍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公民权基本情况(32)。路易斯忽视托勒密君主的移民措施，强调希腊移民奔赴埃及的原因在于财富、机遇甚至君主的个人魅力，对城市的公民状况几乎只字不提(33)。但是，对研究托勒密王朝移民政策而言，城市公民的地位至关重要。亚历山大里亚城则尤为重要，该城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中心，也是希腊移民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亚历山大里亚城混居了大量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居民，而城市公民特权和等级的设立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希腊移民在埃及优势地位的缩影。
托勒密国王赋予城市居民不同的身份和特权。在官方文献中，描述亚历山大里亚特殊居民的术语一共有五个，公民(polites)、亚历山大里亚人(Alexandreus)或阴性名词(Alexandris)、准亚历山大里亚人(Alexandreus tēs epigonēs)以及男女市民(astos和aste)(34)。更多研究表明，这些术语指代的群体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托勒密王朝对城市居民的身份有着较为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不同的群体定居资格和登记身份均不同。托勒密政府对城市公民资格以及权利的限制衍生出不同的特权群体，从而产生在法律文书中准确记录居民信息的需要，这或许是托勒密政府留下一些军人、市民身份信息的重要原因。这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前期的法令以及档案中已得到证实。公元前275年，一份官方法令规定：“士兵必须写下姓名，出身，所属部队以及军阶；城市公民需要登记他们父亲的名字，德莫，如果他们在军中注册，则登记所属部队和收入来源；其他人登记父亲名字，族群出身以及职业。”(35)公元前3世纪中叶，有城市法令重申这一登记原则，内容几乎一致：士兵登记姓名、籍贯或族群(patris)、所属部队和军阶。非市民须登记父亲的名字、族群以及职业(genos)(36)。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官方掌握着军队、市民以及其他居民的身份信息。
政治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具有较高自治权，亚历大里亚城在某种程度上是国中之国。在部落中登记是公民参与城市政治活动的前提，公民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行使政治权利。国王对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有所限制，不过，在托勒密王朝历史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居民也曾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公元前204年，托勒密四世去世，王后阿尔西诺三世(Arsinoe III)随后死于宫廷阴谋，此事却不了了之。愤怒的群众发起暴动，将阴谋策划者阿加托克蕾(Agathokleia)和她的亲属们游街羞辱之后肢解(37)。公元前164年，托勒密八世当政，亚历山大里亚人不满其独断专行，将国王放逐，转而支持托勒密六世(38)。
亚历山大里亚人虽然也在城市的部落或德莫中注册，可能无权参与城市议会，至少与公民的政治权利有一定差异。在文献中，亚历山大里亚人通常和希腊世界的异邦人一起出现，被授予亚历山大里亚人身份的居民很可能有异邦背景(39)。他们或在军中任职或参与政府行政(40)。以现存史料来看，在能够追溯身份信息的高层官员中，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马其顿人以及本土埃及人三大群体人数最多，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共17人，其中6人在海外出任总督。相比而言，埃及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才出现在高官名单中。拥有异邦公民权的高官则多达49人，占官员总数的13%(41)。显然，海外移民和城市公民在托勒密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准亚历山大里亚人出现的时间相对晚很多，可能是公民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后代，只有基本的市民权。市民权主要体现在婚姻和公民资格继承等方面(42)。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希腊城邦中的妇女，不能直接参与城邦政治，但却是城邦公民身份的必备前提条件之一，即只有父母双方均为城市公民的男性才有资格注册为公民，进而参与城邦政治。换言之，这实际上是对于参与城市政治者进行的一项重要限制，目的是保证这一特权群体的封闭性，避免权利和资源外移或者分流。
经济方面，公民的优势非常突出，他们享有免税、免徭役等特权(43)。可惜，我们无法得知具体免税的金额。不过，在托勒密二世统治进行的税制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在官方档案中登记为“希腊人”(Hellenes)的居民被免除了奥波尔税(Obol Tax)，金额仅为一个奥波尔(obol)，相当于工人一天的工资。免税的金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许只是特殊身份的象征(44)。城市公民被授予免税特权可能也是同样的意义。最具经济意义的特权是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能够在城市之外拥有地产(oikos)，并且免缴土地税。一些地产被划为小块份地，租给农民耕种。到了王朝末期，甚至罗马统治初期，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的私有地产遍布埃及(45)。其他身份的居民未能享有这种恩惠。
司法方面，城市公民作为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独立的司法地位，只接受登记城市法律的约束和法庭审判。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司法身份并不明晰，但是，他们和公民一样，有一些基本保障。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法令中，官方书吏即同时使用了术语polites和Alexandreus，明文禁止将城市公民和亚历山大里亚人卖为奴隶(46)。
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因其职业优势而获得定居国家首府或其他希腊城市的机会，与既得利益者分享城市资源。托勒密国王常常授予雇佣军希腊城市公民权，一些现役军人因此得以在亚历山大里亚城注册为公民。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军人享有独立的司法地位。注册为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的现役军人与其他公民发生冲突，那么案件将移交外邦人法庭审理。
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对公民身份进行分级，并严格限制公民资格的获得条件，使之成为封闭群体。分配城市公民权成为国王吸引移民效忠的一个重要手段，亚历山大里亚男性公民分层的制度在托勒密王朝初期，已经确立下来(47)。全权公民身份受到严格限制，德莫的注册人数可能也有一定限额，导致一些公民子嗣无法继承全权公民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民群体，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公民代表着托勒密埃及最为传统的希腊人，他们隔绝于埃及本土，是城市希腊文化的标签之一，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国外的认可(48)。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有资格参加仅对希腊人开放的泛希腊运动会。
从对外战略上来分析，托勒密一世有争夺希腊世界霸权的野心。从托勒密王朝初期的对内政策来看，托勒密政府在文化上严重的偏向性，以及利用授予移民特权和希腊城市(移民定居点)等吸引和安置希腊军事移民的措施正迎合了其海外攻略的野心。尽管托勒密一世在国外的军事活动多次遇到挫折，但其移民政策却稳定地延续了下来，在托勒密王朝建立起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埃及。
亚历山大里亚城如法罗斯(Pharos)的灯塔照亮移民者奋斗的路线。以它为代表的希腊城市嵌入埃及，城市公民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司法地位，经济上也享受免税或减税等多种特权，俨然生活在国中之国，海外移民们基本保持了对君主的忠诚，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托勒密四世统治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4年)，流亡埃及的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美尼(Cleomemes)囚禁城市总督，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煽动亚历山大里亚城市民反叛，竟无一人响应(49)。
托勒密一世采取积极的移民政策使埃及在希腊化王国中长期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他曾惨败于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和安提贡(Antigonus)，折损数万希腊军士，却能够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快速补充士兵，维持一支30，000至40，000的陆军，常备100艘战舰，最终将小亚细亚南部、叙利亚纳入王国势力范围(50)。托勒密国王托勒密一世的策略为继承者沿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埃及保持着在地中海东部的强势地位，迫使塞琉古王国与马其顿结盟以对抗托勒密王朝。不过，外重内轻的战略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的偏向性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终于，在托勒密四世统治时期，内乱爆发，上埃及底比斯地区为“埃及法老”收复(51)，托勒密政府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才平息国内的混乱，再也无力继承托勒密一世的野心。
①(33)Lewis,N.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3,16.
②Rathbone,D.'Villages,Land and Population in Graeco-Roman Egypt.' ***hS 216=N.S.,36(1990):103-42.
③Fischer-Bovet,C.Counting the Greeks in Egypt:Immigration in the First Century of Ptolemaic Rule.Princeton/Stanford Working Papers in Classics Paper No.100701,Stanford University,2007.
④Uebel,F.Die Kleruchen unter den ersten sechs ,Abh.Berlin,1968; Bagnall,R.S.The Origins of Ptolemaic Cleruchs.BASP 21(1984):7-20.
⑤皮埃尔·尤盖特(Pierre Jouguet)列举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分别来自赫尔·威尔肯(Herr U.Wilcken)和麦克·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v)，前者认为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其资源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舰队，从而能够在地中海的国际政治中发挥主导力量。后者则认为托勒密王朝要建立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强大、富裕，以免遭外敌征服。尤盖特承认托勒密一世有统治爱琴海的野心，但是托勒密一世却在遇到困难之后放弃了计划。古恩瑟·霍伯尔(Günther )认为，托勒密一世持一种保守帝国主义的策略(defensive imperialism)。汉斯·豪本(Hans Hauben)则认为托勒密一世自我定位为亚历山大真正继承者，只是他并不愿意为实现统治希腊世界的野心而冒太大风险。相关争论参见：Jouguet,P.Macedonian Imperialism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East.New York:Alfred A.Knopf,1928,241-242; ,G.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trans.by Tina Saavedra.London:Routledge,2000,28; Hauben,H.'Ptolemy's Grand Tour.' In Hauben,Hans,and Alexander Meeus,eds.The Age of the Successors And The Greation Of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323-267 B.C.),235-261.Leuven:Peeters,2014,259-261.
⑥⑦(32),G.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trans.by Tina saavedra.London:Routledge,2000,28,12-13.
⑧亚历山大·迈欧(Alexander Meeus)指出托勒密可利用将军议会把持国政，参见：A.Meeus,'The Territorial Ambitions of Ptolemy I.' In Hauben,Hans,and Alexander Meeus,eds.The Age of the Successors And The Greation of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323-267 B.C.),263-306.Leuven:Peeters,2014.
⑨⑩Pausanias,Ellados Periegesis.Description of Greece(5 vols.).trans.by Jones,W.H.S.London:W.Heinemann,1918-1935,I.6.2,11-3.
(11)(12)(15)(17)(21)(38)Siculus,Diodorus.Bibliotheka Historika/Diodorus of Sicily,The Library of History.trans.by Oldfather,C.H.,et al.London:W.Heinemann,1933-1967,17.106.3,17.28.2,3,19.105.1,20.37.4.18.14.1,31.17c.
(13)Anson,E.M.'Alexander's Hypaspists and the Argyraspids.' Historia 30:117-120.
(14)Meeus,A.'The Territorial Ambitions of Ptolemy I.' In Hauben,Hans,and Alexander Meeus,eds.The Age of the Successors And The Greation O f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323-267 B.C.),263-306.Leuven:Peeters,2014.
(16),W.Agypten in hellenisticsher Zeit,332-330v.Chr.,Munich,2001,178.
(18)Bosworth,A.B.'Ptolemy and the Will of Alexander.' In Bosworth,A.B.and E.J.Baynham,eds.Alexander the Great in Fact and Fiction,207-24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H.Hauben,'Ptolemy's Grand Tour.' In Hauben,Hans,and Alexander Meeus,eds.The Age of the Successors And The Greation Of The Hellenistic Kingdons(323-267 B.C.),263-306.Leuven:Peeters,2014.
(19)吉恩·宾根(Jean Bingen)指出，托勒密一世之所以选择占据埃及而不是继承者们争夺激烈的巴比伦尼亚、小亚细亚以及马其顿，除了唾手可得的财富、黄金尤其是谷物，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最为耀眼城市，使他能够直接获得与这位征服者的回忆联系起来的荣耀。因此，托勒密一世采取了包括夺取亚历山大遗体、将亚历山大里亚城设为对亚历山大祭祀的中心、设立名年祭司、亲自书写亚历山大传记等许多活动来加强自己与亚历山大的联系。公元前304年本是托勒密一世称王第一年，然而其官方纪年却追溯至公元前323年(即亚历山大逝世之年)，更是直接表达了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含义，以此确立王权的合法性。参见：Bingen,J.Hellenistic Egypt.Monarchy,Society,Economy,Culture.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18-30.
(20)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9-124页。
(22)Lewis,N.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16.
(23)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地方行政区诺姆(nome)被划为三级税区。其中，村庄为最基本单元，为一级税区，根据规模和人口分布，托勒密政府再将村庄被划分入不同区域，构成二级税区(tax-district)。由托帕克(Toparchy)地方官承包给个体包税人(telones)负责清查、征税。最新整理的纸草档案揭示了托勒密埃及基层征税情况，如赫拉克雷德斯迈里斯税区(Herakleides meris)，参见P.Tebt.III746.4-5，38，公元前243年；Clarysse,W.,and D.J.Thompson.Counting the People in Hellenistic Egypt(vol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04,114.
(24)Préaux,C.'Politique de Race ou Politique Royale.' Chronique d' 11 no.21(1936):111-138.
(25)Peremans,W.Vreemdelingen en Egyptenaren in Vroeg-Ptolemaeisch Egypte.Leuven,1937.
(26)Plutarchos.Parallel Lives/Plutarch's Lives.trans.by Perrin,B.London; W.Heinemann,1914-1926,Antonius 27,4-5.
(27)普莱欧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她再次强调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本身具有封闭性，认为这种封闭性造成了希腊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参见C.Préaux，Le monde hellénistique,La Grèce et l'Orient de la mort d'Alexandre à la conquête romaine de la Grèce(323-146 av.J.-C.).Tome premier;-Tome second.(Nouvelle Clio.6;-6 bi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8,545-683.
(28)Fraser,P.M.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I,305-306; Green,P.'The Politics of Royal Patronage:Early Ptolemaic Alexandria.' Grand Street,no.1(1985):151-163.
(29)赫维希·迈勒(Herwig Maehler)认为托勒密一世有意将亚历山大里亚城打造成“一座希腊城市、希腊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的中心”，以此维持其希腊性(Greekness)，保持希腊认同(Hellenic identiy)，故而采取了“文化隔离”(cultural apartheid)策略。参见Maehler,H.'The Mouseion and Cutural Identity.' In Hirst,Anthony,and Michael Silk,eds.Alexandria,Real and Imagined,1-14.Lon don:Routledge,2004.
(30)P.Hal.1,1260-265，公元前259年。
(31)目前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是皮特·弗雷泽(P.M.Frazer)所著《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该书全面介绍了政治、人口、商贸、宗教、科技、哲学以及文学等情况。参见：Fraser,P.M.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
(34)参见P.Hamb.168，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P.Eleph.3，公元前285/284年；P.Mich.Zen.66，公元前245/244年，准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全称是，直译为：尚未在德莫注册的准亚历山大里亚人；SB 2097，托勒密王朝早期，具体时间不详。详见ScHubart,W.'Alexandrinische Urkunden aus der Zeit des Augustus.' Archiv Pap.5(1909-1913):35-131; El-Abbadi,M.A.H.'The Alexandrian Citizenship.' JEA 48(1962):106-123; Taubenschlag,R.The Law of Greco-Roman Egypt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 from 332 B.C.-640 A.D.Warszawa,1955,585.
(36)P.Hal.I，公元前259年。
(37)Polybius,15.25-35; Rowlandson,J.Women and Society in Greek and Roman Egyp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33-34.
(39)托勒密王朝前期的文献中，当事人登记的母邦(城市)是判定其移民身份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比如，与托勒密埃及关系紧密的罗德岛即一个典型代表，被称为“罗德岛人”(Rhodians)的居民一般为外邦人或外邦人后裔，他们不为城市的德莫接纳，但是可在政府机构供职，疑为次等公民，似乎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公民权情况有些相似。参见P.M.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47。
(40)公元前322/1年，托勒密一世曾经在附庸城邦昔兰尼(Cyrene)大规模扩大公民人数，昔兰尼人与异族通婚的子嗣以及异乡人被纳入公民群体。同时，区分于普通公民，10000移民被授予市民身份，称politeuma，获得在政府中供职的资格。托勒密通过这次政治干涉，安置了大量流亡埃及的人。此后，昔兰尼沦为托勒密王国的附庸。托勒密国王打破公民血缘身份传统的“改革”或可说是一次实验，成为埃及的希腊城市公民群体革新的前兆，而亚历山大里亚人的政治地位或许与昔兰尼的市民相近。参见Diodorus 18.19-21; Austin,M.M.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69-71.
(41)O'Neil,L.Places and Origin of the Officials of Ptolemaic Egypt.Historia:Zeitschrift fur Alte Geschichte,Bd.55,H.1(2006):16-25.
(42)Jouguet,P.'La vie municipale dans l' romaine.' BEFAR 104(1911):11.
(43)Taubenschlag,R.The Law of Greco-Roman Egypt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 from 332 B.C.-640 A.D.Warszawa,1955,596-597.
(44)Clarysse W.,and D.J.Thompson.Counting the people in Hellenistic Egypt(vol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38-147; Thompson,D.J.'Hellenistic Hellenes:the case of Ptolemaic Egypt.' In Malkin,I.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301-322.Cambridge:Mass,2001.
(45)Capponi,L.'The Oikos of Alexandria.' In Harris,W.V.and G.Ruffini,eds.Ancient Alexandria between Egypt and Greece,115-124,Leiden:Brill,2004.
(46)这项法令具体内容为：所有公民(polites)不得被卖做奴隶。男性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Alexandreus)不得被卖做男性公民(Alexandreus)的奴隶，女性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Alexandris)也不得被卖做男性公民(Alexandreus)或女性公民(Alexandris)的奴隶。原文为：
(47)象岛的纸草档案中出现术语亚历山大里亚人，意味着这种等级早在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就已存在。参见P.Eleph.3，公元前285/284年。
(48)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波利比乌斯(Polybius)曾经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居民划分为三类，一是难以控制的埃及人；二是雇佣军，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国王软弱而不服管束；三是亚历山大里亚人，尽管已经不是真正的文明人了，但仍然比另外两个群体高尚。波利比乌斯对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没落感到惋惜，称亚历山大里亚人“最初毕竟是希腊人，有一般希腊人具有的传统”。波利比乌斯造访亚历山大里亚城时，正值埃及内乱，而此时埃及国力衰微，今非昔比。参见Polybius，34.14.1-5；[美]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7页。
(49)Polybius,5.39.
(50)公元前306年，托勒密一世在萨拉米斯(Salamis of Cyprus)战败，8，000步兵和40艘战舰被俘，同年，托勒密一世共损失16，000步兵和800骑兵，近半数军队蒸发，被迫放弃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地区，参见：Diodorus,20.46,47,51; C.Fischer-Bovet,Army and Society in Ptolemaic Egypt,53。
(51)公元前206年，埃及人赫温奈菲尔(Herwennefer)在底比斯加冕为法老，与托勒密政府分庭抗礼，而且其统治合法性得到了底比斯祭司的认可。Hlbl,G.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trans.by Saavedra,Tina.London:Routledge,200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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