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
亨利 · 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逝世160周年
波尔克
《瓦尔登湖》最初的封面,由梭罗的姐姐索菲亚绘制
非暴力抵制(节选)
文 | 梭罗
译 | 仲泽
来源 | 《梭罗文集 · 夜色和月光》
本文最初为演讲,发表于1848年1月26日,题为“个人对政府的权利和义务”,1849年正式发表,标题为《抵制政府》。梭罗去世四年后的1866年,本文录入他的文集,标题又改为《非暴力抵制》。美国学者温德尔·格利克强烈建议恢复1849年的标题,因为它更能反映梭罗的本意。梭罗提到,本文题目套用了威廉·佩利《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某章的标题:Duty of Submission to Civil Government(服从民治政府的义务)。
“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由衷赞同这一格言,并希望全面迅速地付诸实施。如果这样,我相信它最终会得到升华:“纯粹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人们意有所待,方能如愿所求。政府无非临时性的权宜机构,可是,所有政府却不时有违此道,而大多政府甚至经常如此。反对常备军队的呼声很高而且很响,这种抗议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并且,最终可能也会加诸常设政府,因为常备军队只是常设政府的工具。政府本来只是人们借以贯彻
自我意志的一种选择,然而,它可能尚未实现这一功能便会轻易遭到滥用而堕落。且看眼下的墨西哥战争',这便是极个别人使常设政府沦为一己工具的明证,因为这一举措起初就不会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的美国政府也无非援例而建的机构,除此而外又算什么?可它尽管成立不久,并试图完好如初地传之子孙,却无时无刻不在沦落变质。它连单个活人的生气和力量都没有,因为个人还能支配自身。对民众而言,政府成了一把木枪。不过,这把枪又不可或缺,要不,他们势必会拥有种种复杂装置并使之发声,以实现自己关于政府的构想。由此可见,政府会轻易让民众委身于强制手段,而它为了自身利益,乃至也会将强制手段加诸己身。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机制确实不错。可是,我们的政府非但没有积极地推进任何事业,反倒热衷于违离自身的职能。它没有捍卫国家的自由,它没有解决西部的动荡,它也没有履行教育的责任。美国的既有成就得益于民众的固有品质,假如政府不曾时而作梗,这些成就或许会更加显著。因为政府是个临时性的权宜机构,这意味着人们会借以欣然自处,互不干涉,而且,如前所述,政府的权宜特征越显明,民众就会越自由。美国的商贸若非具有西印度橡胶那样的弹性,则难以逾越立法者漫无休止的阻挠。如是举止,姑不论某些动机,仅就总体效果而言,则跟铁轨上设置路障的捣乱行径没有两样,应该据此定性且予惩治。
然而,身为公民且据实而论,我无意吁求即刻取消政府,而是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得到完善,这自然跟那些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不同。我意在让所有人明白怎样的政府值得拥护,并且清楚,要想拥有这种政府,这是首先应该迈出的一步。
权力一旦为民所据,多数人便获允统治国家且长期如此。从根本上说,个中原因,并非他们可能非常崇奉正义,亦非此举对少数人非常公正,而是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武装。但是,事无巨细都由多数人掌控的政府却没有正义可言,纵然人们对此了然于胸亦属枉然。正误几乎不由多数人裁定,而应该凭良心判断,亦即,多数人只对事涉权宜的问题做出裁决一难道世间不可能有这种政府?难道公民非要将自己的良心交给立法者,哪怕片刻之暇,点滴之
微都不例外?如果这样,人要良知又有何用?我想,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国民。与其培养人们维护法律的尊严,莫如教导他们敬畏正义的力量。无论何时,做自己认定为正确的事情,这才是我有权履行的唯一义务。公司自然没设有良知可言,但是,如果组成公司的人员拥有良知,则公司也势必如此。法律绝不会让人趋向正义,倒反因为对它心存敬畏,致使好人日渐沦为邪恶的推手。试想一支队伍,其中有上校、上尉、下士、列兵和搬运弹药的少年,他们翻山越岭,威风凛凛地开赴战场,但此举却与他们的心愿相违,甚至有悖于常识和良心,如此行军非但困苦不堪,而且心悸不安一这便是对法律过度敬畏的恶果,势必如此,鲜有例外。他们向往和平,肯定清楚自己在染指恶行。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是人,还是为某些肆无忌惮的势要人物卖命的小型移动军火库和堡垒?去海军工厂看看,打量一眼水兵,那就是美国政府能够塑造的人,那就是它动用妖法意欲塑造的人。那只是徒具人形的幻影,虽然能够呼吸,虽然可以站立,却似昏昏醉酒,或如人言,早已跟殉葬品一道葬身于武器堆中,纵使如此,又能如何——
由此可见,大众主要以肉体效力于国家,这时,他们的身份是机器,根本不能算人。他们组成了常备军、民兵、看守、警察以及地方民团。他们几乎不会自觉地思考任何关于是非判断的问题,而是将自己等同于石块和木头。是的,木头也可以加工成人的样子满足相同的需要。他们形同草人和泥俑,又谈何敬意?他们仅仅具有牛马一类的价值。可是,这些人反倒常常被誉为优秀公民。有人则主要以大脑效力于国家,他们大多是立法者、政治家、法学家、部长和部门头脑。这些人几乎是非不分,会在无意之间像供奉上帝那样侍候恶魔。还有极个别的人,大率而论,他们是英豪、爱国者、殉道者和真正的改革家,当然也是真正的人。他们除了为国家效纳体力和智慧,还会奉上良知,所以好多时候不免会抵制国家,因此经常被目为敌人。智者唯愿生而为人发挥作用,岂能沦为“泥团”以“塞上窟窿遮蔽风寒”,即便如此,起码也要等到化土归尘:
人,若将自己全副身心地奉献给同胞,就会被视作无能之辈和自私之徒,可他如果有所保留,则会被奉为恩人和救主。
对当今的美国政府,我们究竟持何种态度才算恰当?告诉你,只要跟它发生瓜葛就难免受辱。我连一刻都无法承认,这蓄奴的政治组织就是我自己的政府。
人们都认可革命的权利。那就是说,如果政府暴虐至极难以承受,或无能透顶无法容忍,则人们有权拒绝为它效忠并予抵制。可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目前事不至此,而认为一七七年革命时才到了这种程度。如果有人告诉我,当今的政府很差,因为它对抵港的国外货物课税,我根本不会对此浪费口舌,没有那些货物我照样可以生活。机器都有摩擦,而这一摩擦或许足以抵消负面影响。当然,不管怎样,扰乱机器的正常运作是巨大的罪恶。可是,一旦摩擦衍生出自身的系统,而纠集为压迫和劫的势力,那我要说,这种机器我们还是彻底扔掉为好。换句话说,当一个致力于捍卫自由的国度有六分之一的国民沦身为奴,当一个国家全境遭受外国军队的侵凌而屈服于军事管制,我想,即便老实人在第一时间造反革命都显得为时过晚。而眼下,履行这一义务的要求尤为迫切,因为我们的国家并未横遭蹂躏,反倒是它在恣意施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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